沒有臺灣的輔導金，就沒有李安的《推手》和《喜宴》，就沒有今天的《斷背山》，但是王野同卻差點讓李安的導演夢就泡湯了。
「王野同」的本名叫做王伯昭，是八０年代從中國到紐約發展的年輕演員，當初李安拿了中影的壹千多萬預算（徐立功說是1200萬，李安則說是1350萬，我比較相信李安的說法，畢竟時間久遠了，但是李安對處女作的記憶絕對比別人都深）回紐約拍戲，郎雄和王萊是早就確定的，光是找郎雄兒子角色就夠煩人的，因為外型要接近郎雄，口條也不能太遜，還要能演戲，找來找去，透過美洲中國時報找到了王伯昭，按照李安的說法就是沒有太多的選擇，壹切要趕進度，只能這樣了。
《推手》是1991年拍攝的，李安初試啼聲就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提名，也讓他第壹次嘗到了提名卻落榜的滋味。不過，《推手》差點就因為王伯昭的大陸人身份被取消了新聞局的輔導金。
90年代是個奇妙的年代，臺灣剛走出戒嚴令的陰影，社會上的各種運動熱烈沖撞 ，臺灣政府也才剛開放大陸探親與旅遊，影視交流的緊箍還未松綁，先是不準大陸人亮相現身，卻立刻遇上了《末代皇帝》在奧斯卡九項提名九項得獎的全壘打時刻，大家都想看，偏偏電影中又有毛主席，還有解放軍，民意和法令拔河了半天之後，法令還是可以松動的。接下來，只要大陸演員不過半，不擔任主角還是可以的，於是又有電視劇《雪山飛狐》找來了伍宇娟來擔綱，新聞局勉強才以電視劇集比較長，折算了半天，勉強認定伍宇娟的戲份不算主角，保住了投資制片人周遊的投資心血，接下來，《五個女子和壹根繩子》中只有艾敬和那根繩子是大陸的，還是面臨被視做大陸電影的威脅…凡此種種，不壹而足。
中影壹開始就知道了王伯昭的身份問題，但是制片有制片的現實困難，找不到其它人，戲又得拍了，就只得硬著頭皮去解決它，反正《推手》的主戲在郎雄和王萊，娶了洋媳婦的王伯昭戲不重，就先幫他取個「王野同」的藝名好了，只要沒有人告密，電影演了，輔導金領了，李安開始拍片了，就可以和歷史交代了。
問題就在於中影樹大招風，凡有秘密，就壹定有人告密，而且往往是自家人出口轉內銷來檢舉告密，而且舉發的不是只告王伯昭壹人，而扯出了音樂家瞿小松。
瞿小松是北京音樂學院知名的「四大才子」之壹，和譚盾並稱壹時俊彥，陳凱歌早期電影《大閱兵》和《孩子王》的音樂都出自他的手筆，是壹位能夠兼融中國古典與現代技法的作曲家，林懷民《雲門舞集》的《行草》舞碼，采用的就是瞿小松的同名音樂作品。
李安在拍《推手》時，瞿小松旅居紐約，正和女星白靈在談戀愛，李安的朋友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特別是客居紐約的藝術家是沒有什麽政治和地域成見的，白靈壹度想要演《推手》，但被拒絕了，因為她壹亮相，新聞局壹定不同意，她後來只能在《喜宴》中隱身幕後替金素梅配音。不掛名，不亮相，提供聲音演出，從中影高層到新聞局官員，大家都是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啦。
瞿小松卻是李安和徐立功友情考驗的主要關鍵，徐立功到紐約探視《推手》的後制作時，李安才告訴他電影需要音樂，剛好有朋友是音樂專家可以幫得上忙，只是作曲錄音費用大約還要花上壹百多萬元，沒有想到徐立功立刻拍胸脯答應，回到臺北後立後也說服了長官，順利完成了音樂制作，「李安大概看我辦事還算有力，」徐立功笑著說：「後來就很樂意來和我合作。」
由於配樂屬於幕後工作人員，只要字幕不打名字，就可以交代了，但是百萬元的音樂投資，不能發行原聲帶，也不能找瞿小松做宣傳，壹切只能暗地作業，也算是李安見到電影黎明前最黑暗的考驗了吧。
我無法想象如果《推手》的輔導金被取消了，李安還有沒有第二部戲？身處特殊的政治時空下，藝術家只能載浮載沈。寫完奧斯卡的應景文字後，想起了李安坎坷的處女作，想起那段奇特的時光，也留下壹點文字紀錄吧。
下面是王伯昭自己的說法：
推手中間，大家看出來打出來的字幕叫王野同，不叫王伯昭，當時有壹個規定，大陸演員只能演配角不能演主角，這個時候李安導演就來找我商量，能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我說我們做演員的為了壹部戲的誕生每個人都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和代價，如果壹個名字就壹槍死的吧，真是不值得。我說有什麽的辦法可以改變。導演說能不能把妳的名字改壹下，我說可以。他就說妳把名字改成什麽好呢？我跟我父親商量了壹下。我父親說叫王野同，妳已經是野人了，但是又是同壹個人，所以就改成王野同，所以大家看到推手壹看改名了。就那壹部戲，再也沒有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