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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藝術造詣?

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書法流派紛呈,風格多樣,書法藝術趨向成熟的時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漢靈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書刻文字稱作“書法”。

這標誌著作為交流工具的“寫字”,與作為美學欣賞與實用相統壹的“書法”,正式拉開了距離,並使後者逐步發展成為壹門獨特的藝術——書法藝術。這時漢隸已成為別具風格的主導字體,同時又始創了草書、行書和楷書,使篆、隸、草、行、楷五體基本齊備,為晉、唐時代書法藝術發展的高峰奠定了基礎。 諸葛亮幼年時代就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至今在襄陽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他刻苦學習的故事和傳說。

他喜愛書法;在青少年時代就進行過刻苦的訓練,能寫多種字體,篆書、八分、草書都寫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壹位大書法家,他所著《刀劍錄》記載:“蜀章武元年辛醜(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虞荔《古鼎錄》記載:“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鑄壹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沈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於漢川鑄壹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八分書……又鑄壹鼎於成都武擔山,名受禪鼎;又鑄壹鼎於劍山口,名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跡。”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義作二鼎,壹與魯王,文曰: ‘富貴昌,宜侯王。,壹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三尺,皆武侯跡。”北宋時周越所著《古今法書苑》也記載:“蜀先主嘗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

上述記載是可信的,特別是南朝陶弘景,距諸葛亮僅二百余年時間,他的見聞和記述應是有事實依據的。 宋徽宗宣和內府的《宣和書譜》卷13記載:諸葛亮“善畫,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又說:“今禦府所藏草書壹:《遠涉帖》。”這說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宮內府還珍藏有諸葛亮的書法作品。 南宋陳思《書小史》記載:諸葛亮“善其篆隸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極,混合陰陽’等字,殊工”。

從宋代開始,把 前人著名書跡摹刻拓印下來,以便流傳,稱之為“法帖”。這壹則記載說明:在宋代諸葛亮的書法作品是作為有示範意義的“法帖”流行於世的。 諸葛亮在繁忙的政務和軍事活動中,始終不忘書法。《常德府誌》記載:“臥龍墨池在沅江縣西三十裏臥龍寺內。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名。”我們知道,諸葛亮在常德壹帶活動的時間,是在赤壁大戰之後,戰事十分緊張頻繁,可是他仍然不忘臨池揮毫,其對書法藝術的執著愛好可見壹斑。

在劉備給劉禪的臨終遺詔中曾說:“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壹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當時劉備率兵伐吳,諸葛亮以丞相監國坐鎮成都,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親自為劉禪抄寫《申子》、《韓非子》等書。我們可以想象孔明手抄的四本書,肯定是十分精彩的書法作品,它在當時已是許多人都知 道並且想得到的藝術珍品。

對它的“未送,道亡”,連遠在白帝城的劉備都知道了,而且深為惋惜,到臨終時還囑咐阿鬥“可自更求聞達”。這不僅僅是要劉禪好好讀書,同時也表露出劉備對諸葛亮書法藝術的珍視與熱愛。 從以上點滴記述,可以看出諸葛亮在我國書法歷史上的成就。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還無法看到其書法真跡,這只有寄希望於考古的發現了。

二、繪畫篇:

唐朝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寫道:“諸葛武侯父子皆長於畫。”張彥遠還在其《論畫》壹書中,記載了當時繪畫收藏與銷售的情況。他說:“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褻、蔡邕、張衡、曹髦、楊修、桓範、徐邈、曹不興、諸葛亮之流是也。”以晉、宋畫家為中古,以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的畫家為下古,隋和唐初的畫家則稱之為近代。近代畫家作品的價格與下古畫家作品價格相近,而以上古畫家作品價格為最高。

張彥遠記述當時壹些近代畫家如閻立本、吳道子等人繪畫作品的售價:“屏風壹片值金二萬,坎者售壹萬五千,”“壹扇值金壹萬。”並說漢魏三國(即上古)畫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國有家之重寶”, “為希代之珍”。張彥遠(生於公元815年)出身於宰相世家,家藏法書名畫非常豐富,他自己官至大理寺卿(即中央審判機關長官),又有其閱覽和調研法書名畫的有利條件,所以他的《歷代名畫記》,向有“畫史之祖”的稱譽,他的記載和論述,在中國繪畫史上壹直是可信而難得的史論資料。我們從他的記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諸葛亮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歷史地位和藝術成就。 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誌》記載: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詛盟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賫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又記道: “永昌郡,古哀牢國……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陰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亮為其圖譜也。”從以上兩段記載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確具有非凡的繪畫才能。他的畫作既取材於現實生活(如南中少數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豐富的想象(如神龍等),而且構圖宏偉,場面博大。

諸葛亮還掌握了多方面的繪畫技巧,他不僅能畫天地、日、月,而且能畫各種建築、車馬、動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繪畫技巧的畫家,在中國繪畫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諸葛亮作畫絕不是出於個人的閑情逸致,他的繪畫藝術總是為他的政治和軍事目的服務的。前述的兩組作品,就是他團結和教化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壹種有效形式和方法。 諸葛亮對工藝美術也十分喜愛,而且有很深的造詣。陳壽在《進諸葛亮集表》中說諸葛亮“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袁宏《漢紀論》也說:“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特別是史籍中關於諸葛亮制作木牛流馬、設計八陣圖的記載,更足以證明他對工藝技術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其中工藝美術的設計與制作,也是他十分重視的壹個方面。

近代學者朱啟鈐在《絲繡筆記》中記述了下面壹個故事: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兵南征,到達大小銅仁江交匯處。探馬報告:當地正流行痘疫。諸葛亮立即派人帶著大量絲綢,深入到苗族人民之中,教他們用光滑的絲織品給病人做衣服和被褥,防止痘瘡破裂後再次感染,以便使病人較快地恢復健康。從此,苗族人民和蜀漢人民之間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此後,諸葛亮便鼓勵和指導苗族人民栽桑養蠶,學習繅絲織綢。他還親自為苗族同胞設計繪制絲織圖案紋樣。

又據《黎乎府誌》記載:古州的苗族人民,學習了蜀錦工藝以後,織成了五彩絨錦,他們把這種錦命名為“武侯錦”,以紀念諸葛亮發展蠶桑生產,推廣絲織工藝和絲綢工藝美術事業的功績。 諸葛亮治蜀後,非常重視蜀錦的生產,曾頒布教令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他還親自植桑養蠶,在《臨終遺表》中他說:“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余饒。”由於他的身體力行和大力提倡,蜀錦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據《蜀中廣記》記載:當時益州生產的蜀錦,還遠銷吳國和魏國,連魏國宮廷裏都喜歡使用蜀錦。據說魏文帝曹丕看到輝煌富麗的蜀錦,曾贊嘆說: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愧。”

三、音樂篇:

諸葛亮精通音律,喜歡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樂修養。

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記述。陳壽《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襄陽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為《梁父吟》,因名此山為樂山。” 《中興書目》記載:“《琴經》壹卷, 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謝希夷 《琴論》也記有:“諸葛亮作《梁父吟》。”《輿地誌》記載:“定軍山武侯廟內有石琴壹,拂之,聲甚清越,相傳武侯所遺。”從 以上記載就足以看出:諸葛亮在音樂方面有著很全面的修養和很 鬲的藝術成就。他既長於聲樂——會吟唱;又長於器樂——善操琴;同時他還進行樂曲和歌詞的創作,而且還會制作樂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僅如此,他還寫有壹部音樂理論專著——《琴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