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族民間，還流傳著幾種敘事性的演唱形式，壹是洱源西山區和劍川東山區的《打歌調》，二是《青姑娘》，三是《大帛曲》，四是《本子曲》。《打歌調》雖在“打歌”這壹歌舞活動中演唱，而演唱者只歌不舞。《青姑娘》則以組歌形式，詠唱了青姑娘的悲慘命運，是壹首深深打動人心的反封建悲歌。《大帛曲》亦名《花柳曲》，專在白族傳統風習“繞三靈”中演唱。《本子曲》的演唱形式主要流行於劍川，大都以單壹的曲調演唱長篇敘事詩。這些演唱形式運用的曲調均屬敘事性歌曲。而《本子曲》則初具曲藝形式的特點。
因白族接受漢文化較早，故白族民歌中亦有不少白族化了的漢族民歌，白族群眾慣稱這為“漢調”。如“鄧川漢調”既屬有壹定白族特色的漢族民歌，而又在白族地區早已廣為流傳，深愛白族人民喜愛。
獨具特色的白族民歌，在全國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後，眾多專業音樂工作者深入白族地區搜集整理民歌。電影《五朵金花》中的音樂家就曾駕馬車走遍蒼山洱海采風。大理“三月街”千萬人趕歌會的壯觀景象，就是白族民歌活動的縮影。壹首根據“白族調”改編的電影插曲《蝴蝶泉邊》，唱響了大江南北，至今還在全國各地傳唱，紮根於各族人民的心裏。
近年來，壹提到白族，大家就不能不想到著名白族女歌手楊洪英，她演唱的“大理白族調”悠揚婉轉、熱情奔放，她演唱的“麻雀調”活潑跳蕩、妙趣橫生，她演唱的“泥鰍調”深沈強烈、動人心弦。1978年在全國民族民間唱法會演中，她演唱的白族民歌，以那甜美的聲音，清晰的吐字真摯的感情和濃郁的鄉土氣息，博得首都觀眾和聲樂界的熱情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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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慶人把唱白族民歌稱為“對曲子”，當地諺語有“櫻桃好吃樹難栽，曲子好唱口難開”的說法。
鶴慶白族民歌大多以愛情為題材，曲調哀婉纏綿，語氣鏗鏘，其風格流派自成壹類，迥導於其它地區的白族民歌每句字數大多為“七、七、七、五”字的結構（又被稱為“山花詞”或“大本曲”）。而在鶴慶白族民歌中段落句式大多為兩句或四句的七字句，少部分穿插入八、九字句不等，部分句式在演唱過程中增加了語氣、韻律轉換的襯詞，或以襯詞來作韻腳。如“（阿小尼）妹，隔山（尼）聽到（嘿）鈴鐺響，（格是口羅 我尼小阿哥），不知阿哥（尼）去哪裏？”鶴慶白族民歌是壹種對口民歌，男女用漢語對唱或夾雜有白語或白語襯詞對唱。
鶴慶白族民歌在演唱時，大多數為男女即興發揮演唱，故又稱“田埂調”。但很多唱詞，卻是在千百年歷史長河中，以口耳相傳的形式經過無數代人不斷凝煉升華，形成了相沿到今天有許多段落聯句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成為了千古名句。在鶴慶白族民歌中，以麻雀、秧雞、白鶴、青蛙、燕子、鴨子、錦雞、金魚、駿馬等動物作為賦、比、興表現手法帶入詞句中的較多，筆者在做田野調查時，發現鶴慶白族民歌中，提到馬、馬幫和與馬有關的章節聯句較多，可以說鶴慶白族人民與馬幫文化具有解不開的情結。
其緣由主要是清代中後期及民國時期，由於鶴慶商幫及鶴慶手工業在雲南的相對強勢，帶動了鶴慶馬幫的興盛。在鶴慶白族民歌中，流傳有許多與趕馬有關的佳句。
關於趕馬與馬的關系有：山高只要馬得力，水深只要船行直。形容馬幫長年露宿的詞句有：趕馬三年不歇店，到處丟下冷鍋槍。形容馬幫行進過程中遭遇不順的有：趕馬就怕球索斷，做人就怕死老婆。
形容馬幫騾子安排選用的有：頭騾選上棗騮馬，二騾選上菊花青。識途還留老玉眼，十歲出頭還健行。……
鶴慶白族民歌中之所以出現很多與馬幫文化有關的傳統歌詞，筆者認為是與鶴慶白族傳統上受馬幫文化影響忒深的緣故有關。歷史上，鶴慶長期是滇西北重要的政治、經貿、軍事、文化、教育、宗教中心，溯唐以來， 鶴慶在雲南地方政權南詔時設置謀統部、謀統郡；宋代雲南地方政權大理國時在鶴慶設置謀統府，為大理國內八府之壹；元代設鶴慶軍民路；明代及清代中前期設鶴慶軍民府，清代後期為州，但有清壹代，滇西北軍事機構鶴麗鎮設在鶴慶。民國初，鶴慶設縣，沿至今。《雲南簡史》載：清代中後期至民國時期，鶴慶商幫與四川商幫、喜洲商幫、騰站商幫為雲南境內的四大商幫。由於鶴慶商幫的高度發達，與此並生的鶴慶馬幫也就相對強勢於其他地區的馬幫。清末至民國時期，鶴慶境內各族人民有很多人以從事馬幫運輸、養馬、販馬為業，可以說馬幫文化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了鶴慶白族民歌之中。
白族民歌的起源
原始的民歌，同人們的生存鬥爭密切相關，或表達征服自然的願望，或再現獵獲野獸的歡快，或祈禱萬物神靈的保佑，它成了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階級的分化和社會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其社會作用也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詩經》中的《國風》，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民歌選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到春秋約500多年間，流傳於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國風》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剝削實質，表達了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思想和鬥爭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語言諷刺和詛咒了剝削階級的不勞而獲；在《碩鼠》中，更把剝削階級比作貪得無厭的老鼠，刻畫出勞動人民對奴隸主的切齒痛恨和對於“樂土”、“樂園”的向往。
白族民歌的發展
在春秋時期，楚國的民歌已經十分繁榮。戰國後期，詩人屈原等人，對楚國民歌進行了搜集整理，並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新詞，稱為《楚辭》。《楚辭》中的不少作品，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感情，熱烈面富於幻想，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西漢時期，漢武帝設立了壹個音樂管理機構樂府，從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樂的歌謠，被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這些樂府民歌，多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愛憎，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這壹時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發展成為長短句和五言、七言體，並開始加進了樂器伴奏，《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敘事歌曲的產生，同時標誌著這壹時期的民歌在不斷發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創作也相當繁盛。李隆基登位，楊玉環得寵，建立了楊家的裙帶關系，她的姊妹都被封為夫人，氣焰之盛竟至“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謠曰：“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卻為門上楣”。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裏的向往，只是壹種對皇家的諷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間產生的諷刺性歌謠就更多了。南宋的統治階級，貪汙腐化，玩弄政權，有民歌諷刺道：“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可謂壹針見血。
到了元明時代，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於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激起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其中，以潁州的劉福通聲勢最大，他率領了10萬農民，頭包紅中，號“紅軍”，所向無敵，所以歌謠道：“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壹人，紅軍府上坐。”
進入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面臨崩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壹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進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闖王、穿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盼星星、盼月亮，盼著闖王出主張”。
清朝統治中國後，人民清醒地看到，統治階級昏聵貪婪，這是招致外侮、陷國家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慘的年代，老百姓連溫飽都不可得，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
“天子坐金鑾，朝政亂壹團，黎民苦中昔，乾坤顛倒顛，幹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凱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東執行血腥屠殺政策，殺害無數義和團將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凱，便唱出了“殺了袁龜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人們在袁世凱巡撫衙門的墻壁上，畫上壹個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爬在壹個洋人的屁股後。這幅漫畫和歌謠，發泄了老百姓對袁世凱的痛恨心情。
隨著清朝的垮臺，民國以來，帝國主義為了扶植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軍閥，殘害中國人民，支持袁世凱稱帝，當時袁世凱聽見北京街上有許多賣元宵的，認為大犯忌諱，把元宵當成“袁消”，於是下了壹道命令，禁止叫賣元宵，硬把元宵改為“湯圓”，於是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大總統，洪憲年，正月十五賣‘湯圓’。”
自從九壹八事變以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長，他們譏諷賣日貨的商人：“綠坎肩，真是闊，綠帽子，也不錯，叫妳再販日本貨！”
作為歷史的見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壯麗史詩，在民歌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如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農民這樣唱道：
“邊區本是根據地，趕走了鬼子殺漢奸。”“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鉆。”
中華人民***和國的誕主，賦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創作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正像壹個人在經過艱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後，突然看到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人們的情緒激動了，歌不斷從激動的心頭流出來。人們用歌聲唱出了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生活的無限熱愛。人民創作了如《東方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瀏陽河》、《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