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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和音樂的傳遞

形成於兩漢時期的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方商貿交易之路,更是中國和亞歐各國政治、文化、藝術交流的通道。西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傳入中國;同時,中國的紡織、制瓷、繪畫、建築、造紙、醫學、儒學、道教等,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彼此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些文化藝術科技的傳入中,音樂藝術乃是最先相互接觸、跨過語言障礙、親和力最強的先遣隊和“親善大使”。

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出使康居、大月、大夏、安息諸國,帶回的就有西域樂曲。《晉書·樂誌下》有載:“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河》、《兜勒》二曲。”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與烏孫王昆莫建立友好。元封六年(前105年),烏孫請求與漢朝通婚,於是漢武帝派遣宗室江都王劉建女細君公主下嫁烏孫王昆莫。其史傳“細君公主攜琵琶下嫁”,但《釋名》(卷廿二)說:“枇杷”(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由此可見,琵琶傳入不晚於武帝後。至東漢時,西域音樂、樂器已隨絲綢之路長足進入,遍地開花。特別是“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族皆競為之。”(《後漢書·五行誌壹》)可見“胡樂”已經成風。南北朝,西域流入中國的音樂,以“昭武九姓”為最。康國的琵琶、安國的樂舞、米國的《涼州》等,非常著名。進入隋唐,“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舊唐書·音樂誌二》)總之,在絲綢之路文化藝術交流中,音樂起著“號角”的作用,對促進中西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絲綢之路至今仍是壹條重要的文化藝術長廊,在其沿途各地區各民族的藝術和生活中,到處都可以尋覓到故絲綢之路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