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和西周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已經開始形成，武王伐紂時說“牡雞無晨，牡雞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齊事件，都為當時政治文化的體現。然而當時的政治文化發展尚未成熟，各種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現實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軍事兼並的不斷發生，各國尋求治國之法，使得在東周時期各地各國學者們持有大相徑庭的各種思想。交相辯難，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政治文化迅速發展並趨於成熟的時代。就中國的實際政治文化發展而言，百家之中對後世影響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義孝悌，壹方面，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維護禮制進而維護等級制度，維護君主的地位；另壹方面，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義務和責任；又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強調作為民眾的獨立人格。
孔子之後的孟子更將民眾提到了高於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壹方面，儒家維護等級制度和君權，另壹方面，他們主張君臣履行各自的義務和權利，任何壹方都不該要求對方無條件的服從和妥協。孔子主張以“仁政”治國，反對過分剝削壓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張。先秦儒家並不主張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禮”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強調維護內部制度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在競爭角逐激烈的春秋戰國時代並不能得以特別的任用。但是人們如果因此就認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確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戰國時代，已經遍布七雄諸國。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殺方士、術士時，公子扶蘇就以其中有些人畢竟是儒生為理由，為他們辯護；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為臣。這些都說明秦朝是並不特別排斥儒生的。所謂“坑儒”，其實是坑殺包括壹些儒生在內的方士、術士。壹旦統壹，維護政權統壹就成了當務之急，儒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統治者的思想骨幹之壹。歷史的經驗表明，在外部政治環境穩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對國家制度和社會的穩定作用是顯著的、驚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並不像其他學派壹樣奔走諸侯之間，尋求任用。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學是其治國之道的理論基礎。“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無所為的，天地萬物都因“道”而生成，那麽 “道”又是“無不為”的。作為國家統治者，如果能夠謹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寧質樸地生活。與老子同為道家代表人物的楊朱認為“損壹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壹人不取也；人人不損壹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張是“無為而治”，然而“無為而治”並不是消極怠慢而無所作為。道家學派的思想，對後世壹些新朝代建立時順應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廢待興、休養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大軍之後，必有兇年”，道家對戰爭等劇烈的社會動蕩，十分反感。他們進而認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樂業，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們處處能感覺到管理者的痕跡，進而認為高質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賜的看法道家並不認同。在西漢初年，統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為主要管理思想，我們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對壹個飽經戰亂的國家所能起到巨大積極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論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韓非子等人。他們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法律統壹，不分親疏。但事實上法家這種“法治”與現在的法治大相徑庭。因為在戰國時代，由於各國以貴族世襲，貴族擁有特權，並把持國家政治，這造成了君權旁落和政治腐敗。法家在這種環境下通過提高君權，反對貴族特權而被君主所賞用。在法家理論中，君主同時具有立法和司法權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為民眾遵守的同時，統治者也使用壹些手段來對屬下進行考核和考驗，甚至動用壹些 “術”，目的是使權力顯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測，使人畏君，從而戰戰兢兢。這也是後世君權被壹再擡高的理論源頭之壹。而且統治者雖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並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響，比如吳起就主張國之安危“在德不在險”。法家和儒家，對後世影響很深。有人說“陽儒暗法”，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雖然尊崇儒教，卻曾經派自己的手下以壹些物品為誘餌賄賂官員，然後對這些不知是計的官員予以重罰，這其實是對“術”的壹種使用。儒家是維護舊有的君權與貴族制度，法家則是擡高君權，壓抑貴族的權力。
4）先秦其他學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還有陰陽家、名家等其學派。如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鄒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後世帝王統治國家的重要理由理論根據。每個朝代，都會宣揚五行中的壹“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孫龍、惠施，名家研究名辯之學，啟迪各派圍繞“名”和 “實”的問題反復辯難討論，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源流之壹。
應該說，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雖成為後世政治文化發展的基座，但後人並不再像先秦這樣競相創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為基礎，雜糅其他外來思想，或者相互融會貫通，進壹步發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與理論，闡述自己觀點。
2先秦平民政治與士風的形成
先秦時代，失勢貴族、布衣平民通過遊說宣傳自己政治觀點和主張這個辦法來影響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過采納這些人的意見和政治理論，或提高君權的實力以更好地控制國家，或提高國家的實力以稱霸。而壹些貴族也迎合這個潮流，大量收養門客，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縱政局，維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參與政治的形態，我們可以稱為“門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議論政治，而壹躍成為官僚乃至貴族的門客政治形態，在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上絕無僅有。沒落貴族、平民百姓均用這種方式以圖任用。這種風氣在戰國時代最為盛行。
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等級制度變得並不森嚴。個人的尊嚴和自由人格得到時人重視，“士風”盛行於人際交往、政治活動之中。士風具體體現在：壹、重視個人尊嚴；二、個人尊嚴要靠個人道德來承托和維持；三、個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認同來達到。
西方人普遍認為個人尊嚴是神所賦予，而中國人的個人尊嚴，則是通過眾人的認可來取得的。春秋戰國之士人，為了“士”的精神，可以拋棄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等成為了士人的信條，以“忠”、“信”作為個人準則。士風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延續千年而不變。人們相對於對自我人格的認同，更傾向於使他人認同自我。表現在政治文化上，經常會傾向於忽略事件的過程與結果，不惜損失利益和退讓或者進而以過激手段以求得到對方的尊重。士風傳承千年，成為中國政治文化極重要的壹部分，在各個時代，它的內涵，也有很大變化，但都不會離開以嚴守個人道德與價值觀的方式，維護個人尊嚴、個人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