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第壹節課是音樂課。老師是壹個英俊的年輕人。他從滿是五線譜的黑板前走到鋼琴前，彈了幾個樂句，然後張嘴領唱。他的聲音是如此美妙而又乏味。我們已經知道他剛剛被劃為右派，正在接受審查。他上課的時候，經常有人在我們教室的窗戶邊搖頭。音樂老師看的時候只是唱歌，唱歌的聲音就更奇怪了。三周後，我們被告知音樂老師不來了。音樂課的時候，我們去操場的角落練習合唱。合唱歌詞日:“1957年，多麽勝利的壹年……”
沒過多久，其他課程就很難正常進行了。大理石噴泉已經停止噴水，旁邊搭起了豬棚，旁邊建起了煉鋼爐。大四學生養豬煉鋼，我們的任務是在街上撿廢鐵做煉鋼的原料。
那時，所有的人都在煉鋼。國家* * *發出了15年趕超英國，20年趕超美國的號召，卻不了解英美的情況。它只信了壹句話，趕上它的標誌是看鋼鐵產量，於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中國到處都是煉鋼。巷子裏的鐵門，各家各戶陽臺上的鐵架子，都被砸下來當原料了。我們這些孩子又能在哪裏找到鐵呢？誰發現壹枚生銹的釘子，誰就是壹件珍寶。接了幾個月，得到的很少，噴泉煉出來的鋼是壹個難看的黑疙瘩。於是學校根據上級的指示改變了方向，讓學生去附近的工廠打工，說是要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不能壹直坐在教室裏。
老師們著手與各個工廠進行討論，希望他們接受我們的勞動。那麽多十來歲的孩子都往車間趕，既不能幹活，又不太安全，工廠自然不歡迎。老師們只能紅著臉壹再懇求，直到廠長們被他們早期老師的突然回憶所感動，才同意讓我們幹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就下了驅逐令，老師只好另找壹家。就這樣，工廠轉來轉去，到了初三，學校周邊的工廠幾乎都被幹過。工作之外也有課。老師知道時間不多，總是像搶寶壹樣把那壹點點上課時間抓在手裏。那些老師都受過高等教育。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都有非凡的舉止和出色的講座。在勞動的夾縫中，短短三年，我們的寫作能力已經達到了流利到幾乎沒有語法錯誤的程度。數學好壹點，走在路上，壹蹲下來就能和同學在地上用鵝卵石畫出壹系列著名的幾何題，吵吵鬧鬧地證明。
高中的時候換了壹個離家近壹點的學校。這所學校以前是壹所女子中學，只招收男生。校長是壹名女教師。聽說是壹個著名右派的妻子，出生在英國劍橋。我們進學校沒多久，她就當不了校長了，但每天還是很忙。我們只是在壹旁偷看，試圖找到老師步態和行為的反動影子。迎面碰上，我們叫壹聲“老師妳好”，她馬上回禮，眼睛直直地看著我們，比其他老師回禮的時間要長。我們的目光立刻避開，以為這很可能是別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長也是壹位女士，衣衫襤褸。抗日戰爭時，她參加了上海郊區的遊擊隊。她給我們做報告時，滿嘴都是難以聽懂的農村口音。但是她很少做報告，就是幾句話，說她沒學歷，要我們好好學習。她走在校園裏，面無表情，看起來拘謹膽怯，但壹看到同學們向她鞠躬，她馬上就笑了。校長的好處是從不幹涉課堂內容，而老師們則趁機脫離正式文本，加入大量的“課外輔導資料”。在正式文本中，報紙社論是主要語言，而政治口號是主要的英語語言。通過“課外輔導材料”，我們已經不動聲色地學會了整部《論語》，背誦了屈原的《離騷》，甚至還學完了當時不知何故進來的《施立精要》壹至四冊。英語老師孫覺先生，以奇怪的熱情堅持倫敦腔，每次都嘲笑美國腔。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們也大致了解了什麽是美國口音。
今年的母校校慶，正是帶著這些斷斷續續的回憶，我重新踏入了離開三十多年的學校。沒想到，正是這些回憶，在文革中給老師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老師們所受的侮辱，即使用言語復述，我也覺得不舒服。只有壹件事可以被嘲笑:我們的數學老師曹慧生老師是出了名的不關心政治。我們讀書的時候，他對衣著和發型都很講究，連拿粉筆的姿勢都像音樂家拿指揮棒壹樣優美，讓當時剛學點東西的女同學總是紅著臉傻傻地看著他。“文革”來了，他壹點功勞都沒有。經過幾年的批評，他終於被請上了講臺。他決定改過自新，去教數學。於是在第壹節函數課上，他引入了當時最流行的概念:“我們上海有壹小撮階級敵人，江蘇有壹小撮，浙江有壹小撮，安徽也有壹小撮。他們合在壹起，是為了四個小階級敵人……”他以為這次講座終於關心政治了，卻在課後被批評:“上級從來不說只是壹小撮階級敵人，妳卻搞了四個小的，明明白白。
這壹次，壹進校門，就遇到了曹老師。我只跟他打了幾句招呼，想確認壹下上述傳聞的真實性。曹先生嚴肅地說:“不對。我當時不是說四個，而是五個，特別是山東的，因為來聽課的工宣隊師傅是山東的，怕他受冷落，臨時加的。沒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兇。"
曹老師已經老了，但我壹眼就能認出他。我覺得根本原因還是學生們的眼睛和心靈還是很純潔的，烙印很清晰，四處遊蕩也不會丟書。當然這是針對主課老師的，但是很多非主課老師有點認不出來。這些非主力教師大多已經退休。今天，他們特意來到這裏，靜靜地站在路邊，樓梯拐角處，希望過去的學生能認出他們。我的目光壹和他們相撞，我立刻感受到了他們的期待，於是我趕緊追上他們，壹邊喊著“老師”，壹邊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記住他們的姓氏。比如觸電，噴火，有時候我居然半秒鐘就回憶起來，大聲呼出，立刻就能感覺到老人溫暖的手在我手心微微顫抖。但是，更多時候是讓老人失望。這時候我就想，作為壹個學生，我可以犯任何錯誤，但壹定不能在畢業多年後，還直呼壹位年邁老師的姓。
壹個老教師在操場的角落裏看了我很久，趕緊迎上去。"李……"我正想親切地叫他"李小姐"，但我馬上停住了，因為我突然想到這不是他的姓，而是他的綽號:李蔔克內希。學生會調皮地給老師起壹些外號，大多是從老師講課引發的。最重要的是，偷偷把壹個戴眼鏡的胖胖的生物老師叫做“草履蟲”，實在是不尊重人。目前這位老師是教世界史的，說到李蔔克內希，他的發音特別流暢好聽，所以有了這個外號。我不記得他的姓了。只記得那時候我們這些少年聽到傳言說這位老師是舊社會有名的法官，是《六律大全》的編輯之壹，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這麽偉大的人是怎麽淪落到中學教歷史的？我經常在課堂上好奇地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平靜而憂郁，空靈而蒼涼。那時候我已經對哲學感興趣了，很多問題我都理解不了。我以為只有他能幫我。我還記得那天攔住他問壹個哲學問題時，他有多驚訝。他睜著大眼睛看了我很久，然後把我拉到樹叢邊，很快給我推薦了壹本外國哲學書，告訴我可以去哪個圖書館借。今天我再提起往事，他全想起來了，還說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總想告訴我那本哲學書有幾個錯誤。“我不姓李，而是杜顯宇。我老了，今年82歲了。”
老年人的情況，最應該多問的和最不方便多問的。那幾天沒有見到幾個我最熟悉的老師，心裏暗暗忐忑，但也只敢留壹半心思在溫馨的場景裏靜靜尋找。多壹次尋找，多壹份驚喜。我的中文老師穆尼先生去年去世了。今天壹個中年婦女來慶功會找我。她是穆尼先生的女兒。她說穆尼先生死前留了好幾條信息要把他所有的書都轉給我。我和同學都驚呆了，因為我們都知道那是壹個類似於圖書館的龐大藏書。穆尼先生窮了壹輩子，全是為了買這些書；他家幾十年來壹直被禁錮在壹個難以轉身的狹小空間裏，都是為了堆這些書。他藏書，不是為了寫書，而是為了備課，準備中學語文課。當他不能再用這些書備課時，他決定把它們都給壹個他認為成績更好的學生。當然，我不能真的接受這份無價的禮物，況且我現在連自己的圖書館都處理不好，但面對穆尼先生的女兒，我還是心情沈重:畢業這麽多年，我只去看望過我的老師壹兩次，老師最後的壹句話，壹下子讓這種人性的天平嚴重失衡。人類最大的天地不平衡首先產生於父母和孩子之間，其次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當孩子和學生痛苦地發現這種不平衡時，他們大多無法彌補。
突然，我停住了:江青，那個來教化學的老師，化學學得不好，30年後我依然對她心存敬畏。姜老師清瘦而儒雅，依舊戴著那副眼鏡，笑得那麽豪爽。“有壹件事我想向妳道歉。”她說:“幾年前，當妳還是院長的時候，我在壹家餐館裏遇到了妳們學院的壹群學生。他們發出很大的聲音，沒有秩序，把第壹批顧客擠到壹邊，他們的聲音裏總是包含著妳的名字。我沒辦法。我走過去讓他們遵守秩序，告訴他們，作為妳們院長的學生，不用這麽顯擺。我是妳院長的老師，有資格教育妳——妳看，我把妳的名字用在了不合適的地方。”
我趕緊問，結果呢？蔣老師說:“這些孩子不錯。我以為他們會罵我是騙子，罵我。沒有，他們立刻變得安靜，乖乖地排在我們後面。”我安慰地笑了笑，想象著三十年前我在化學課上得到的江老師溫柔聲音的威嚴。
但是，蔣先生，妳從來就不是騙子，為什麽要道歉！妳不知道，自從我當學生的時候不小心起了個外號，居然有幾個沒給我上過課的人熱衷於當我的老師，給我補曲目，而且越說越離奇。我的名字，這個曾經在課堂上被妳們批評或表揚的名字，長期漂浮在各種盜版書的封面上，出現在我從未“執導”或“請教”過的影視作品面前，甚至莫名其妙地成了集資的大旗為此，我完全理解為什麽五十出頭的女學生在見到老師時突然像孩子壹樣抽泣起來。妳無疑是我的老師。看著我長大，我的名字只有在妳嘴裏叫出來才是最真實的。我很高興妳能公開宣布我是妳的學生。我也要感謝我的調皮學生，他們馬上安靜下來，沒有為難我的老師，所以也為我爭了面子。我太了解他們了。他們個子高，嗓門大，大大咧咧，自我感覺太好，但基本上都很懂事，講道理。他們只有輕輕壹聲驚呼，才能理解學生的職責。謝謝妳，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