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詞乃格律嚴密，句式長短不齊，與音樂關系至切之壹種詩歌形式。
從詩到詞，其相異之處在於：詩通常用以吟詠，詞用以歌唱；詩之句法嚴整規範，詞句法參差不齊；詩風端莊典雅，詞風柔媚婉約。
然詞之權輿，尚無確論，自宋以降，多有論述，不外以下幾種：
（壹） 主張詞源於《詩經》，如彭孫遹《詞統源流》，田同之《西圃詞說》等，謂《詩經》已含有許多長短句。
（二） 主張詞源於古詩，如汪森，王昶之《詞綜序》。
（三） 主張詞由樂府嬗變而來，如王灼《碧雞謾誌》，王世貞《藝苑卮言》，顧寧人《日知錄》等，王應麟《困學紀聞》雲：“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蓋詞與樂府俱配樂而歌，句多不齊，形式頗為相近。
（四） 主張詞源於六朝雜歌，如楊慎《詩品》，徐釚《詞苑叢談》等。
（五） 主張詞源於絕句，如俞彥《爰園詞話》，宋翔鳳《樂府余論》。
（六） 虛聲填實字說，以為五七言詩句法整齊，缺乏變化，非增字不足以成聲音之***，故加襯字，如“賀”，“何”之類，亦即《全唐詩》之“和聲”，《朱子語類》之“泛聲”。
余外尚有壹說：詞之興與音樂有關。因戰爭，通商，宗教，婚姻之故，外族音樂遂入。夷樂不奏器，風格與中土迥異。而樂工以為曲美，不識曲詞之義，乃采用詩人作品，或自度新詞，以配合夷樂粗獷，富於多變之旋律。按此說待近壹步研究。
以上諸說，各執壹端。而近世學界公認之說法，謂詞起興於隋唐時期，起初是為配合隋唐以來流行的，以西域“燕樂”為主之音樂而所作之歌詞，是古典文學樣式之壹。
夫詞經雲唐諸公戮力經營，蓬勃發展，至五代時已日臻成熟。而長江上遊之西蜀與漢水下遊之南唐俱為文化重心，故五代詞分為兩期：前者以西蜀詞為代表，後期以南唐詞為代表。故仆此文也可謂五代詞之論也。
在論述西蜀詞之前，先說說西蜀詞派與花間詞派之關系
後蜀廣政三年（公元940），趙崇祚纂《花間集》十卷，收唐五代十八家詞五百首，詞調七十七個。其風格以溫庭筠，韋莊為代表，故將詞人群體稱為花間體，又因其入選之作者大多或生於西蜀，或仕於蜀，其詞亦多與蜀地有關，故又可稱為西蜀詞派。可見西蜀詞派即花間詞派。
然此創作群體時間跨度達百年，彼此之間又甚大聯系，實與現代意義上之文學流派有別。故西蜀詞與西蜀詞派不能等同，但大體可以代表它。
因之，斯文所論西蜀詞，大體上即論花間詞體，以溫庭筠，韋莊為代表。而南唐詞，其界定較為明晰，以李璟（中主），李煜（後主）為代表。
二，
對於詞之起源，五代詞之分期，暨西蜀詞與南唐詞的界定之後，本文可開始兩者之異同之討論：
西蜀詞與南唐詞的相同之處，自不待言。比如大氐為專業詞人，以唐亡為界，唐末詞人皆作詩，都是“詩客”，沒有專業詞人；而五代初詞人（主要為西蜀詞人）皆為居處宮廷都邑的帝王權貴，或其清客，除少數幾位作寥寥幾首詩外，余全不作詩。南唐亦然，馮延巳與後主只寫過少量詩，中主沒有壹首。
又如五代詞與歌唱不在壹體，五代人所作之歌詩或詩歌（《竹枝》，《柳枝》除外）多為案頭吟誦，絕少有唐代那樣詩歌演唱之記載。唐時紅極壹時的聲詩至五代基本絕跡。如此等等，此不贅述，讀者自思之。
故本文論詞之異同，重於異而輕於同，以突出重點。本文於異處，從整體與分敘兩處入手。整體者，宏觀上論也，總體上把握兩者之異，而非個人壹家之概括；而分敘者，從微觀上論也，就代表作者處分析，比較不同。西蜀則溫，韋二家（註：按溫韋二人非西蜀人，然《花間集》收詞之數冠於諸家之上，諸家受其影響至大，故加以分析）；南唐則二主（馮延巳附焉）。
[整體部分]
西蜀詞之綺艷化
紹續溫庭筠，牛嶠之詞風而發展者，是為西蜀詞之主流。西蜀詞人歐陽炯所作之《花間集序》已突顯西蜀詞宮體詩之特色。其序文雲：
“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嵌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艷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娼風”。
可謂西蜀詞風乃齊梁宮體與西蜀娼風之產物，而受西蜀宮廷享樂風氣之影響及都市遊樂生活之熏染亦重。
據《蜀檮杌》載：
“前蜀後主王衍曾泛舟閬中，自制《水調銀漢曲》，又自制《甘州曲》，《醉妝詞》等”。
“蜀中百姓富庶”，“都人士女傾城遊玩”，歌樓妓館林立，北裏娼風日盛，新聲艷曲流行，士大夫狂遊狎妓，樂而忘返，連蜀主王衍也“好私行，往往宿於娼家”。其生活糜腐可見壹斑。
西蜀詞作大部分為應歌娛人，佐歡酬賓而作之“伶工之詞”，即《花間集序》所謂“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
今人夏承燾概括西蜀詞人之***性為：“華麗的字面，婉約的表達手法，集中寫女性的美貌和服飾以及她們的離愁別恨”。
西蜀詞以綺怨之美，適俗之風，清雅之韻為其審美旨趣，其風屬伶工之詞。
南唐詞之政治抒情色彩
南唐初期之詞，亦同西蜀，反映宮廷豪貴享樂生活。公元壹九五零年掘烈祖李升及中主李璟墓，得女樂舞妓踴，足可證矣！且南唐中下層僚吏及市人文士未見詞作，史乘亦未有唱曲之記載，僅“二主壹相”焉。夫人主權相，位居高輔之重，其作必以國事入之，突顯政治色彩後主自不必說，中主李璟與馮延巳之詞有無政治色彩值得討論。
中主李璟之世，不復有烈祖李升之雄氣。其末造，外有後周虎視，肆力攻伐，稱臣消號，遷都南昌；內則黨爭雲起，王族內訌，嫡庶相殘，其境訄，其勢衰，克以想見。
北宋馬令《南唐書》載：“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壹池春水’，幹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李易安《詞論》評雲：“五代幹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吹皺壹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
陸放翁《南唐書》卷八評雲：“………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茍歲月，而君臣相語乃如此”。按此論甚確。
今人龍沐勛亦有壹段精彩評論，文雲：“詩客曲子詞，至花間諸賢，已臻極盛。南唐二主，乃壹掃浮艷，以自述身世之感與悲憫之懷；詞體之尊，乃上躋於〈風〉，〈騷〉之列。此由其知音識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與行為發生極度矛盾，刺激過甚，不期然而迸作愴惻哀怨之音。二主詞境之高，蓋亦環境迫之使然，不可與溫，韋諸人同日而語也”。
而馮延巳之作，馮煦《四印齋刻〈陽春集〉序》雲：“（延巳）俯仰身世，所懷萬端………周師南侵，國勢岌岌。………危苦煩亂之中，郁郁不自達者，壹於詞發之”。
南唐詞政治色彩濃郁，詞風多哀怨愴惻。
此二詞之異也。
夫南唐詞不襲承西蜀綺艷之風，反其道而行之，遠紹晚唐皇甫松，韋莊，薛昭蘊諸人之抒情詩，何也？
壹言以蔽之，國家定位暨政治處境使然也。政治環境前已述之，茲就國家定位說壹說：南唐自謂大唐正統之延續，李升更謂己系憲宗帝李純後嗣，與中原後晉相對峙。然後晉，後漢事朔方契丹政權如父。高麗，契丹卻歲貢貨幣於南唐，怪乎！蓋夷族“久服唐之恩信，尊唐余風，以唐為猶未亡也”（見陸放翁《南唐書序》）。
可知，南唐君臣茍安壹隅，為尊恩嘏唐統緒之名分，故而遠賡唐末君臣，於偏安西南之西蜀小國之文化藝術以鼻嗤之。
三，
[分論四家部分]
若提西蜀花間體，不可不提溫，韋；若提南唐詞，不可不提二主，故將四家壹壹論述。於大處，以明西蜀南唐之風格；於小處，以判溫韋，二主內部之不同。
溫庭筠，名壹作庭雲，字飛卿，太原祁縣人，系宰相溫彥博之裔孫，“少有飛翔之誌”（《上崔相公啟》），屢舉不第。趙崇祚纂《花間集》，收溫詞最多，達六十六首，且置於卷首，足為“間鼻祖”。
溫詞多應歌之作，以摹柔媚之姿，以助嬌嬈之態，故其詞顯出濃郁之綺麗美質。胡仔雲：“庭筠工於造語，極為綺靡”。黃升雲：“溫飛卿之詞極流麗，宜為〈花間〉之冠”。世人對溫詞之印象為綺麗華艷之辭藻所染就之斑斕絢爛之色彩與風神旖旎之景致，所描繪之物大凡宮室，仙女，貴婦，衣冠，起居陳設，服飾等等。李調元〈雨村詞話〉評雲：“溫庭筠喜用（上罒下鹿）（上罒下敕）及金鷓鴣，金鳳凰等類字，是西昆積習“。
飛卿描摹女性形象，註重對其姿容與化妝樣式之精雕細刻，如美女之臉頰比作花容：“花面相交映”，“小娘紅粉對寒浪”，“鬢雲欲度香腮雪”，“粉心黃蕊花靨”，等等。其寫眉壹十三次，有以山喻眉，如“眉黛遠山綠”，有以柳喻眉者，如“楊柳墮新眉”；寫鬢八次，如“鬢雲殘”，“鬢如蠶”，等。
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後仕於蜀。莊之壹生，大多於戰亂，流離中度過，其人生遭際與老杜最似，對其推崇備至。在韋莊身上，存在雙重之矛盾：壹為歷經顛沛流離，茍安偷生；壹為終然不忘故國故君。其《浣溪沙》“幾時攜手入長安”，《荷葉杯》“如今俱是異鄉人”，《清平樂》“故國書音隔”是為證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價雲：“端己人品未必高，然其情亦可哀矣”。故同為花間詞人，莊與飛卿之詞又有別，其詞或抒寫男女之情，或記遊，送別，詠史，或對酒豪歌，感嘆人生。劉熙載評雲：“留連光景，惆悵自憐”。
韋莊善於籍冶遊縱酒之樂，曠達直爽之語隱約顯出深摯之情。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評雲：“用筆雖然勁直激烈，而用情則沈郁曲折”。故而形成清秀疏淡之風格。
莊亦大力以白描手法入詞，寫人描景都采用勾勒法，呈現鮮明之畫面，如“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菩薩蠻》）。“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女冠子》）。在謀篇布局上具有清空善轉之特色，其脈絡十分清晰，結構條貫完整，富有“骨秀”之美。正如王靜安區別溫韋之詞所雲：“‘畫屏今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弦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
其語言俊秀優美，以淡雅見長。習用雙聲，疊韻和疊字，如“花艷艷”，“葉紛紛”，“雨霏霏”，“人灼灼”，“笑呵呵”等。
由此可見，溫韋詞都屬“花間”範圍，為伶工之詞。溫詞寫詞客觀，專寫女性；韋詞寫詞主觀，投入自我，；溫工刻畫，韋工白描；壹主渾融，壹主勾勒。
李璟（916—961），本名景通，字伯玉，烈祖李升長子。璟生性選懦，素昧威武，多才藝，好讀書。《舊五代史》卷壹三四，《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均有傳。傳世詞僅四闋。
璟代吳立國後，占據江南二十八州，休養生息，廣致學士，朝中之韓熙載，馮延巳，徐鉉等，“時時作為歌詩，出入風騷”。二帝壹相中，馮延巳所作最多，第壹個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人間詞話〉），詞脫離了“花間”，具有詞人之個性。惜延巳無治國之能，溺於黨爭，獨賴中主以信之。延巳以平常語寫至哀深痛，帶有士大夫之普遍心態：纏綿，委婉，決絕，深摯。王靜安評雲：“馮中正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壹代風氣，與二主詞，皆在〈花間〉之外”。
然中主，延巳之詞究竟受自身才氣所限，無從施展。至重光出，詞之境界始大，卓然於世，士大夫之詞定矣。
後主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鐘隱，蓮峰居士等。煜生有奇表，風神灑落，聰穎好讀書，才具在諸兄弟之上，天賦極佳。後主性格酷似乃父，選弱仁厚，不善主證。其始乎盛世帝王，榮華富貴盡享；其終乎階下降囚，離別苦恨遍嘗，四十二年之間，壹場夢而已。
後主詞之內容不外以下幾點：
（壹），描寫帝王世家生活場面，“重按霓裳歌遍徹”，“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二），刻畫後妃神情心態，〈壹斛珠〉“晚妝初過”，“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又如〈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蓬萊院閉玉臺女”。
（三），抒發心靈之憂思及對人世間之逃避與假想，其前期作品寫愁苦之詞多，歡愉之詞少。如〈謝新恩〉“秦樓不見***女，空余上苑風光”。又如〈清平樂〉“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壹身還滿”，“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後主自非昏聵，然臨國危之際，不思振奮，反誦佛不絕，其弱可知。其詞有“壹壺酒，壹竿身”，“萬傾波中得自由”。甚者以醉蒙忘卻沈哀，如“魂迷春夢中”，“紗窗醉夢中”，“笙歌醉夢中”，皆是矣。
（四），囚徒生活，亡國之恨。後主以此類為最貴，於判若雲泥之生活際遇中得以思考，觀察之敏銳，感情之豐富，更有甚者乃於舊日之事全加否定，非歷大喜大悲者，不能為也。實屬可貴。如〈子夜歌〉“往事已成空，還如壹夢中”，“夢裏不知身是客，壹晌貪歡”，又如〈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
後主詞真情流露，純任性靈，小令抒情，不誇張，不掩飾。後主亦善於白描，形容場面，人物，景象，心態，無不入妙，其詞筆，高於韋莊與乃父。
後主前期詞清便婉轉，後期雄奇幽怨，開拓北宋詞風。沈去矜〈填詞雜說〉評雲：“余嘗謂李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面王”。王鵬運〈半塘老人遺稿〉雲：“蓋間氣所鐘，以謂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可謂評價甚高。
四，
以上分論四家之詞，西蜀詞與南唐詞之風格固然不同，而各派之內部亦有不同，可見我中夏文苑之絢麗多姿如此矣。
夫余撰完斯文，乃有壹問題縈繞於腦間：國勢之興亡與文學藝術之盛替是何關系？
今造仆感國運興，則文藝隆；國運衰，則文藝喪。政治因素於文學藝術之發展關系彌大，文革之際，文喪藝衰，強加階級鬥爭於文學藝術之中，思想被禁錮，創作被限制，中華舊有之精粹破壞殆盡，外來先進之文化排斥無余，十年之間，機遇絕喪，令人痛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