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友梅留學德國，於1916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以論文《十七世紀前之的中國管弦樂隊的歷史的發展》獲得了博士學位，蕭友梅成為了中國在歐洲獲得音樂學博士學位的第壹人。該論文不僅對尚屬於空白的研究領域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整理，梳理出壹條中國傳統樂器發展的脈絡，而且其撰寫此論文的目的非常清楚，希望通過他在歐洲學習獲得的比較音樂學德知識，分析出中國傳統樂器發展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他論述到，歷代皇朝對於音樂的統治和社會動蕩的幹擾，“保守的倫理學家的排拒”，“根本沒有促進音樂的學院教育的發展”，以及缺乏先進的音響學、記譜法和復音音樂作曲技術。最後他指出，“中國人民是非常富於音樂性的，中國樂器如果依照歐洲技術加以完善，也是具備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的”，“我希望將來有壹天給中國音樂將會迎來壹個發展的新時代，在保留中國情思的前提下獲得古樂的新生，這種音樂在中國人民中間已經成為壹筆財產而且要永遠成為壹筆財產。”[3]
真正意義上中國學者學習西方比較音樂學方法並付諸實踐研究的是王光祈。20世紀20年代，王光祈留學德國，師從 “柏林學派”的重要人物霍恩波斯特爾，受比較音樂學的影響，1925年在德國撰寫了《東方民族之音樂》。王光祈在該著作向國人介紹了他認為的“世界三大樂系”，即中國、希臘和波斯音樂體系，他通過大量樂律學的數據對此三大樂系進行了比較研究。[4]這是中國學者第壹次使用比較的方法，將中國音樂安放在世界音樂範圍中進行審視，其目的不同於“柏林學派”主張“進化”思想，而是期待通過這樣的比較研究方法，讓國人充分了解中國音樂的特點和與其他民族音樂之間的差別，從而達到振興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這樣的理念在其於1924年撰寫的《東西樂制之研究》的“序言”中闡明得非常清楚，他說：“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少年中國’，燦然湧現於吾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