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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紮特在音樂上的成就有那些啟示對我們?

在整部藝術史上,不僅僅在音樂史上,莫紮特是獨壹無二的人物。 他的早慧是獨壹無二的。 四歲學鋼琴,不久就開始作曲;就是說他寫音樂比寫字還早。五歲那年,壹天下午,父親雷沃博帶了壹個小提琴家和壹個吹小號的朋友回來,預備練習六支三重奏。孩子挾著他兒童用的小提琴也要加入。父親呵斥道:“學都沒學過,怎麽來胡鬧!”孩子哭了。吹小號的朋友過意不去,替他求情,說讓他在自己身邊拉吧,好在他音響不大,聽不見的。父親還咕嚕著說:“要是聽見妳的琴聲,就得趕出去。”孩子坐下來拉了,吹小號的樂師慢慢地停止了吹奏,流著驚訝和贊嘆的眼淚;孩子把六支三重奏從頭至尾都很完整地拉完了。 八歲,他寫了第壹支交響樂;十歲寫了第壹出歌劇。十四至十六歲之間,在歌劇的發源地意大利(別忘了他是奧地利人),寫了三出意大利歌劇在米蘭上演,按照當時的習慣,由他指揮樂隊。十歲以前,他在日耳曼十幾個小邦的首府和維也納、巴黎、倫敦各大都市作巡回演出,轟動全歐。有些聽眾還以為他神妙的演奏有魔術幫忙,要他脫下手上的戒指。 正如他沒有學過小提琴而就能參加三重奏壹樣,他寫意大利歌劇也差不多是無師自通的。童年時代常在中歐西歐各地旅行,孩子的觀摩與聽的機會多於正規學習的機會:所以莫紮特的領悟與感受的能力,吸收與消化的迅速,是近乎不可思議的。我們古人有句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歐洲人也認為早慧的兒童長大了很少有真正偉大的成就。的確,古今中外,有的是神童;但神童而卓然成家的並不多,而像莫紮特這樣出類拔萃、這樣早熟的天才而終於成為不朽的大師,為藝術界放出萬丈光芒的,至此為止還沒有第二個例子。 他的創作數量的巨大,品種的繁多,質地的卓越,是獨壹無二的。 巴哈、韓德爾、海頓,都是多產的作家;但韓德爾與海頓都活到七十以上的高年,巴哈也有六十五歲的壽命;莫紮特卻在三十五年的生涯中完成了大小622件作品,還有132件未完成的遺作,總數是754,舉其大者而言,歌劇有22出,單獨的歌曲、詠嘆調與合唱曲67支,交響樂49支,鋼琴協奏曲29支,小提琴協奏曲13支,其他樂器的協奏曲12支,鋼琴奏鳴曲及幻想曲22支,小提琴奏鳴曲及變體曲45支,大風琴曲17支,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47支。沒有壹種體裁沒有他登峰造極的作品,沒有壹種樂器沒有他的經典文獻:在壹百七十年後的今天,還象燦爛的明星壹般照耀著樂壇。在音樂方面這樣全能,樂劇與其他器樂的制作都有這樣高的成就,毫無疑問是絕無僅有的。莫紮特的音樂靈感簡直是壹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水源,隨時隨地都有甘泉飛湧,飛湧的方式又那麽自然,安詳,輕快,嫵媚。沒有壹個作曲家的音樂比莫紮特的更近於“天籟”了。 融和拉丁精神與日耳曼精神,吸收最優秀的外國傳統而加以豐富與提高,為民族藝術形式開創新路而樹立幾座光輝的紀念碑:在這些方面,莫紮特又是獨壹無二的。 文藝復興以後的兩個世紀中,歐洲除了格魯克為法國歌劇辟出壹個途徑以外,只有意大利歌劇是正宗的歌劇。莫紮特卻作了雙重的貢獻:他既憑著客觀的精神,細膩的寫實手腕,刻劃性格的高度技巧,創造了《費加羅的婚禮》,與《唐璜》,使意大利歌劇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①;又以《後宮誘逃》②與《魔笛》兩件傑作為德國歌劇奠定了基礎,預告了貝多芬的《斐但麗奧》、韋柏的《自由射手》和瓦格納的《歌唱大師》。 他在壹七八三年的書信中說:“我更傾向於德國歌劇:雖然寫德國歌劇需要我費更多氣力,我還是更喜歡它。每個民族有它的歌劇;為什麽我們德國人就沒有呢?難道德文不象法文英文那麽容易唱嗎?”壹七八五年他又寫道:“我們德國人應當有德國式的思想,德國式的說話,德國式的演奏,德國式的歌唱。”所謂德國式的歌唱,特別是在音樂方面的德國式的思想,究竟是指什麽呢?據法國音樂學者加米葉裴拉格的解釋,在《後宮誘逃》中,男主角倍爾蒙唱的某些詠嘆調,就是第壹次充分運用了德國人談情說愛的語言。同壹歌劇中奧斯門的唱詞,輕快的節奏與小調(mode mineure)的混合運用,富於幻夢情調而甚至帶點淒涼的柔情,和笑盈盈的天真的詼諧的交錯,不是純粹德國式的音樂思想嗎?”(見裴拉格著:《莫紮特》巴黎壹九二七年版) 和意大利人的思想相比,德國人的思想也許沒有那麽多光彩,可是更有深度,還有壹些更親切更通俗的意味。在純粹音響的領域內,德國式的旋律不及意大利的流暢,但更復雜更豐富,更需要和聲(以歌唱而言是樂隊)的襯托。以樂思本身而論,德國藝術不求意大利藝術的整齊的美,而是逐漸以思想的自由發展,代替形式的對稱與周期性的重復。這些特征在莫紮特的《魔笛》中都已經有端倪可尋。 交響樂在音樂藝術裏是典型的日耳曼品種。雖然壹般人稱海頓為交響樂之父,但海頓晚年的作品深受莫紮特的影響:而莫紮特的降E大調、g小調、C大調(丘比特)交響樂,至今還比海頓的那組《倫敦交響樂》更接近我們。而在交響樂中,莫紮特也同樣完滿地冶拉丁精神(明朗、輕快、典雅)與日耳曼精神(復雜、謹嚴、深思、幻想)於壹爐。正因為民族精神的覺醒和對於世界性藝術的領會,在莫紮特心中同時並存,互相攻錯,互相豐富,他才成為音樂史上承前啟後的巨匠。以現代詞藻來說,在音樂領域之內,莫紮特早就結合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雖是不自覺的結合,但確是最和諧最美妙的結合。當然,在這壹點上,尤其在追求清明恬靜的境界上,我們沒有忘記偉大的歌德:但歌德是經過了六十年的苦思冥索(以《浮士德》的著作年代計算),經過了狂飆運動和騷動的青年時期而後獲得的;莫紮特卻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作任何主觀的努力,就達到了拉斐爾的境界,以及古希臘的雕塑家斐狄阿斯的境界。 莫紮特的所以成為獨壹無二的人物,還由於這種清明高遠、樂天愉快的心情,是在殘酷的命運不斷摧殘之下保留下來的。 大家都熟知貝多芬的悲劇而寄以極大的同情;關心莫紮特的苦難的,便是音樂界中也為數不多。因為貝多芬的音樂幾乎每頁都是與命運肉搏的歷史,他的英勇與頑強對每個人都是直接的鼓勵;莫紮特卻是不聲不響地忍受鞭撻,只憑著堅定的信仰,象殉道的使徒壹般唱著溫馨甘美的樂句安慰自己,安慰別人。雖然他的書信中常有怨嘆,也不比普通人對生活的怨嘆有什麽更尖銳更沈痛的口吻。可是他的壹生,除了童年時期飽受寵愛,象個美麗的花炮以外,比貝多芬的只有更艱苦。《費加羅的婚禮》與《唐璜》在布拉格所博得的榮名,並沒給他任何物質的保障。兩次受雇於薩爾斯堡的兩任大主教,結果受了壹頓辱罵,被人連推帶踢地逐出宮廷。從二十五到三十壹歲,六年中間沒有固定的收入。他熱愛維也納,維也納只報以冷淡、輕視、嫉妒,音樂界還用種種卑鄙手段打擊他幾出最優秀的歌劇的演出。壹七八七年,奧皇約瑟夫終於任命他為宮廷作曲家,年俸還不夠他付房租和仆役的工資。 為了婚姻,他和最敬愛的父親幾乎決裂,至死沒有完全恢復感情。而婚後的生活又是無窮無盡的煩惱:九年之中搬了十二次家:生了六個孩子,夭殤了四個。公斯當斯韋柏產前產後老是鬧病,需要名貴的藥品,需要到巴登溫泉去療養。分娩以前要準備迎接嬰兒,接著又往往要準備埋葬。當鋪是莫紮特常去的地方,放高利貸的債主成為他唯壹的救星。 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莫紮特還是終身不斷地創作。貧窮、疾病、妒忌、傾軋,日常生活中壹切瑣瑣碎碎的困擾都不能使他消沈;樂天的心情壹絲壹毫都沒受到損害。所以他的作品從來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沒有憤怒與反抗的呼號,連掙紮的氣息都找不到。後世的人單聽他的音樂,萬萬想象不出他的遭遇而只能認識他的心靈——多麽明智、多麽高貴、多麽純潔的心靈!音樂史家都說莫紮特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靈魂。是的,他從來不把藝術作為反抗的工具,作為受難的證人,而只借來表現他的忍耐與天使般的溫柔。他自己得不到撫慰,卻永遠在撫慰別人。但最可欣幸的是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創造出來,甚至可以說他先天就獲得了這幸福,所以他反復不已地傳達給我們。精神的健康,理智與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決條件嗎?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渴望的嗎?以不斷的創造征服不斷的苦難,以永遠樂觀的心情應付殘酷的現實,不就是以光明消滅黑暗的具體實踐嗎?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臨於壹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末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把他清明寧靜的藝術和亻宅傺壹世的生涯對比之下,我們更確信只有熱愛生命才能克服憂患。莫紮特幾次說過:“人生多美啊!”這句話就是了解他藝術的鑰匙,也是他所以成為這樣偉大的主要因素。 雖然根據史實,莫紮特在言行與作品中井沒表現出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他的反抗薩爾斯堡大主教只能證明他藝術家的傲骨),也談不到人類大團結的理想,象貝多芬的合唱交響樂所表現的那樣;但壹切大藝術家都受時代的限制,同時也有不受時代限制的普遍性,——人間性。莫紮特以他樸素天真的語調和溫婉蘊藉的風格,所歌頌的和平、友愛、幸福的境界,正是全人類自始至終向往的最高目標,尤其是生在今日的我們所熱烈爭取,努力奮鬥的目標。 因此,我們紀念莫紮特二百周年誕辰的意義決不止壹個:不但他的絕世的才華與崇高的成就使我們景仰不置,他對德國歌劇的貢獻值得我們創造民族音樂的人揣摩學習,他的樸實而又典雅的藝術值得我們深深的體會;而且他的永遠樂觀,始終積極的精神,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勵;而他追求人類最高理想的人間性,更使我們和以後無數代的人民把他當作壹個忠實的、親愛的、永遠給人安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