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嵇康與《廣陵散》的精神契合
《廣陵散》有這樣壹個悲慘的故事底蘊,其旋律如何呢?“現代音樂史專家對該曲研究十分細致,他們認為：《廣陵散》的旋律顯得非常豐富多變,感情起伏也較大.正如北宋《琴苑要錄·止息序》所說,它在表達“怨恨淒感”的地方,曲調幽怨悲涼；在表達“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風雨,“戈矛縱橫”的氣勢不僅有戈矛殺伐的悲壯,更有戰鼓雷鳴的慷慨,可見此曲彈奏的難度極高,綜合了各種技巧,據書載“能彈《廣陵散》者,唯叔夜壹人而已”.《廣陵散》雖“聲調絕倫”,但本即具有激昂,憤慨之曲調基礎,《太古遺音》之跋即謂之“其聲忿怒急噪,不可為訓”.全曲壹種憤慨不屈之浩然之氣,跌宕起伏,變化急劇,所謂“紛披燦爛,戈矛縱橫”,以致觸怒大儒朱熹,斥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淩君之意.”著有《聲無哀樂論》的嵇康強調音聲來源於自然的本質,而與喜怒哀樂等主觀感情無關,嵇康臨刑前,神氣不變,但曲為心聲,以此曲來發泄心中的感情.
其次,嵇康與《廣陵散》也具有神秘性.嵇康在當時是士人心目中的領袖,而且隨著時空的推移,使嵇康形象更為神秘和撲朔迷離.《晉書》載：“康又遇王烈,***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皆凝為石.又於石室中見壹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誌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加上他的個人修養,連王戎亦常說：“與康居山陰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更使他蒙上了壹層高深莫測的色彩.其瀟灑俊逸的風神,“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仰俯自得,遊心太玄”（《贈秀才入軍》）,壹直是世人模仿的對象,卻無人能及.《文選》註引孫綽《嵇中散傳》：“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為神人.”而顏延之在《五君詠》中描述：“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晉書·嵇康傳》載“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這些都給人壹種不是凡人的感覺,很神秘.他傲視整個社會,“尚任奇俠”,其卓越風姿的不可企及性,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而且嵇康相信有神仙的存在的,他在《養生論》中稱：“夫神仙雖不目見,染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使其形象更為飄逸悠遠,如坐雲端而不可捉摸.臨刑前,有三千太學生***同向司馬氏要求“請以為師”,其崇高形象影響力之大,不得不讓人欽嘆稱奇.而他與《廣陵散》的結緣更是神奇古怪,眾說紛紜.據《太平廣記》三百十七引《靈鬼誌》說嵇康夜投月華亭,此亭由來殺人,但康“心中蕭散,了無懼意”,至壹更,壹聲稱“身是故人”的鬼魅提頭相見,與康“***論音聲之趣”,授之《廣陵散》,且與康誓曰：不得教人.天明而去.其間以鬼魅現身授琴,給嵇康與《廣陵散》蒙上了壹層神秘的面紗.而關於《廣陵散》的流傳問題更是各抒己見,有人說《廣陵散》並沒有隨著嵇康的死亡而失傳,今所見《廣陵散》譜重要者有三：壹為最早見於明代朱權編印的《神奇秘譜》（1425）,譜前記雲：“今予所取者,隋宮中所收之譜.隋亡而入於唐,唐亡流落於民間者有年,至宋高宗建炎間,復入於禦府.經九百三十六年矣!”再,明汪芝《西麓堂琴統》有兩個不同的譜本,稱甲、乙譜.對於《廣陵散》的傳說至今不斷,今有金庸,將其寫成《笑傲江湖》,並在書中描寫“曲長老壹連掘了二十九座古墓,終於在東漢蔡邕的墓中覓到了《廣陵散》,二人依此自創了《笑傲江湖曲》”,頗有神秘色彩,而書中正邪兩派的領袖人物卻因此成為了知音,“此輩俗人,怎懂得妳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清雅致?”可見《廣陵散》的絕世而獨立的崇高形象.而聶政作為《廣陵散》的壹個主要人物,其刺殺行為也充滿了神秘和悲壯感,後人也有不少以他為原型的文學作品出現.
再次,嵇康與《廣陵散》都有著悲劇性.李澤厚在《美的歷程》談到魏晉文人的覺醒之時說：“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倫理道德,鬼神迷信,經緯宿命,煩瑣經術等等規範,標準,價值,都是虛偽的或值得懷疑的,他們並不可信或並無價值.”由此形成了魏晉風度這樣率性而動,慷慨任氣,以及服藥飲酒,捫虱而談等等放達不羈的行為.《世說新語》說：“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而這“只是魏晉風度的表象,產生這種表象的內在精神,卻不是這些行跡本身所表現出的絕對自由精神”, “而是文人名士主體自身的內在沖突,即追求自由的自我與另壹個遵從傳統價值的自我之間的沖突”［3］（P．303）.在放蕩不羈的外表下隱伏著的是強烈的儒家入世情懷.有人評品嵇康為魏晉之時能稱得上真名士第壹人,那他是壹個什麽樣的人呢?馮友蘭先生曾說：“嵇康本來是壹個矛盾的人,如果把他的《幽憤詩》和《家誡》和《與山巨源絕交書》比較起來,他的思想和行動中的矛盾就更大,更顯著了.也許在他看來,這些並不算是矛盾.”確實如此,在《與山巨源絕交書》壹文中,嵇康慷慨陳詞：“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宣言：“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幽憤詩》中“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莊》《老》,賤物貴身,誌在守樸,養素全真.”而在《家誡》中對於子女的囑咐卻是截然相反,充滿了庸俗的生存之道,“失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非之形著失,故不可不慎”,叮嚀兒子“守之無貳”,“堅執所守”,“慎言語”.也就是說,其實在嵇康內心遵從的又是封建禮教的那壹套的.可以說嵇康是人格分裂,他的思想極為復雜,內心向往出世的山林隱士的閑適生活,而現實的壓力及常態卻又讓他無法逃避,但是他骨子裏是壹個具有強烈責任感的熱血男兒.壹種健全,正常,完善的人格,應是內在理想人格與外在行為人格完美的統壹,但當嵇康看到他無法滿足這壹要求時,他的思想就承載著巨大的痛苦,而痛苦就是來源於以歷史與理想關照現實之後發現的無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正如加繆所說：“就是希望著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這意味著主體精神的極度仿徨與痛苦.人的歷史其實是人與自然分離的歷史,人類文明努力把人從自然中解脫出來,成為現實的、社會的人.但是長此以往人與自然間就很容易失去平衡點,魏晉南北朝就是對人性壓抑的壹次控訴與反叛,努力尋找人與自然的平衡,與春秋戰國時生命本體意識萌發遙相呼應,而嵇康就是發展中的壹個典型的例子.烏納穆諾曾說過“除非我們受到壓抑,否則我們從來不註意我們曾擁有壹顆靈魂.”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而擁有壹顆高貴的靈魂在亂世中來說更是壹種精神上的酷刑.舊禮教的總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也同時寓示著精神層面的無主性,這就容易造成人精神上的仿徨.嵇康亦是如此,舊禮教在面前坍塌,新的教化又沒有建立起來,個人對於社會及歷史的反思,造成自我的分離,也就是牢固的舊禮教思想,與在現實體驗中獲得的感受相沖突,從而釀成了他矛盾性格的悲劇性.
中國的文人名士,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嵇康亦是如此,希望之於行動前徹底毀滅,而內心又不能完全放棄.有句話說得好,魏晉時期的士人的悲劇就是“他們分明已經知朝政腐敗到無可為的地步,而且以其壹片忠心,強扶持之,披瀟灑風流之舉世榮名,而未能脫盡儒生之迂腐,最後當然就非走向悲劇結局不可.”
中國傳統的思想就是“和”與“中庸”,就算是在魏晉時期,這種思想依然在當時人們心中根深蒂固,追求的是保持名教與自然的協調與平衡.強調的是個人服從社會,而嵇康的高蹈邁世和崇尚隱逸,時不時觸及當政者的敏感處,是玄學發展的壹個極端的例子,是不能被完全接受的.然而,就是這樣壹個在封建時期不能被明顯地擺在臺面上講的人,卻成為他死了五十年之後,人們競相模仿的偶像,形成了“嵇康情結”.但他們模仿的也不過是表面的皮毛而已,不能真正懂得嵇康真實的內心世界.只是嵇康在那樣壹個黑暗的時代,有著飄逸的風度,能保持自我的高潔,追求個性自由,散發出與傳統所不同的奇異的美,將當時人們內心向往而不可及與內心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宣泄出來了,也就是通過嵇康將痛感轉化為快感,也只是壹種風尚而已.唯壹讓每個人心中感動並震撼的,應該就是嵇康視死如歸的殉道精神.他們身上也正是缺少這種品質,所以對自己心中向往卻又不能真正去實踐的理想充滿了崇敬的感情.
在魏晉這樣壹個混亂無序的時代,生命短暫,今日不知明日之命,生命的無常激發的生命意識也是最強的.既然明日不可知,那就暫且享受今日,“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若朝露,行樂須及時”.與眾人縱欲的消極人生態度不同,嵇康卻是以另壹種方式珍愛生命,還因此著作了《養生論》,主張節欲養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喪裏俱濟”,形神兼養,全面養生,強調“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養功夫.並與向秀就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可以說是對當時廣泛的縱欲行為的壹種反思.但是就算怎麽養生,也免不了政治的迫害,抵擋不住來自社會權力機構的威脅,有句話說得好“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人總是被自己所創立的東西困住,受制於文明暴力.生命不能自主,這是當時士人的無奈.
總的來說,嵇康這是壹種“正義的毀滅”,也可以說是“自我的毀滅”.在他死後,“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晉書·嵇康傳》）但這都只不過是壹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逃避.“中國本來就少有哭撫叛徒的吊客,那些曾為嵇康出獄上書的名士或許會在暗夜處扼腕嘆息,但絕不敢再站出來以身試法”.［2］（P．165）陶源明的挽歌寫得好：“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廣陵散》包含的聶政刺韓王的故事,也具有悲劇的意義.《抱樸子》這樣評價聶政：“荊軻、聶政,勇敢之聖也.”在《聊齋誌異》中以聶政為原型寫的《聶政》,描述了聶政死後化為魂救女的事跡,異史氏評曰：“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可見對於聶政的好感.郭沫若曾寫歷史劇《棠棣之花》,歌頌聶政的俠義精神.然而,聶政又的確是壹個悲劇人物,不管他是士為知己者死,還是為父復仇,他的目標都是那麽的明確和堅定,放棄生命中的壹切,就只是為了刺死韓相/韓王,可謂是不惜壹切代價.他沒有嵇康那樣的雙重人格,有的是悲壯的刺殺行動.唐睢曾說：“聶政之刺韓傀,白虹貫日.”（《唐雎不辱使命》）然而他雖然勇猛,卻也有著壹顆對親人的愛心,也有自己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所以才會在成功之後自刎,甚至“犁剝面皮,斷其形體”,就是為了不讓親人認出來.聶政的行為顯示了刺客與文人性格的極大不同,卻又都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犧牲精神,成為他們精神上的***通點,相信嵇康在臨刑彈《廣陵散》的同時,壹定會想到聶政,通過琴穿越時空把彼此的命運連接了起來.可以說的是,聶政是死於忠義/孝的,是封建思想的壹個典型表現,他是壹個武人,對於亂世,廝殺等都沒有太多的思考與反省,相反,這正是他的人生；而嵇康呢,看似是“迕世”,可是骨子裏卻是傳統的封建禮教,也可以這樣說,他其實壹部分原因是死於這個的.就象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講到嵇康,阮籍這樣說的：“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壹語道破天機,串聯起嵇康與聶政相同的人生根基.
嵇康與《廣陵散》都具有壹種打破常規的美,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和諧”、“平衡”.而嵇康恰恰是憤世傲俗,在溫情脈脈的傳統文化長河裏展現壹種絕塵的美,與“中庸”、“平和”相距甚遠.《廣陵散》作為中國傳統十大古樂中有著“殺伐之聲”的樂曲,也有著悲壯的歷史內涵,與嵇康人格相契合.而琴作為“士”的精神表征,其聲纖細、柔和,是“養心”之物.如此脆弱的琴弦如何能承載如此激烈憤慨情感的音樂?而嵇康做到了,壹切都反其道而行之,卻創造了中國文化歷史上流傳千古的絕唱.
雖然兩者都籠罩著悲劇色彩,然而也都因此而具有了崇高性.死亡並不是終結,“大悲劇作家席勒說：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價值.這是“悲劇”給我們最深的啟示.悲劇中的主角是寧願毀滅生命以求‘真’,求‘美’,求‘神聖’,求‘自由’,求人類的上升,求最高的善”.嵇康就以他悲劇式的壹生,體現了他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三 嵇康對《廣陵散》的精神超越
同時,嵇康對於《廣陵散》又有超越.首先,在琴藝上大家都是有目***睹的,嵇康熟悉各種樂器,尤其擅長操琴.向秀《思舊賦》雲：“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再加上他的聰慧“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晉書·嵇康傳》）.由嵇康手中彈出《廣陵散》,相信果真是聲調絕倫.
其次,就是嵇康與《廣陵散》情感上的***鳴.如上述,嵇康與聶政***同的悲劇性,讓嵇康對於《廣陵散》中所表現的情感深有體會,而且借此抒發心中淤積的復雜的感情.嵇康當時的心理狀態是如何的,我們只能推測,應是悲憤與後悔之後沈澱的坦然,壹如聶政事成之後從容自刎,脫離了現實的苦痛,真正可以將自己從生的煩惱中解脫出來了,大膽地抒發心中所想,再無左右為難之牽絆,所以能給世人留下如此充滿“殺伐之聲”的樂曲,也確實流露了心中的情緒.就此,《廣陵散》凈化了嵇康復雜的感情,同時嵇康也升華了《廣陵散》,擴大了它的視聽範圍,使其原本可能籍籍無名,通過嵇康的重新理解與演繹,給它註入了新的生命,達到壹個新的境界.
再次,臨刑彈這壹場景更是增添了悲涼的氣氛.《廣陵散》已經是“憤怒躁急”了,而刑場又是關乎性命的場所,就如同墳場,充滿了死亡的氣息.在這裏要講到的是音樂與環境的問題,壹曲出色的音樂,如果配上與音樂意境相合的環境,這對於演奏者和欣賞者都是大大有利的,更容易讓人容入到音樂的情感中,從而體會出音樂深層次的內涵,所謂“言外之意”和“弦外之聲”,超越物化層面而達到不受現實羈絆的精神境界.其“顧視日影,索琴而彈”,這樣壹幅悲壯的畫面與《廣陵散》結合,產生了更好的效果,畫面為聲音提供形象和氣氛,聲音為畫面提供意境和想象.美國著名的記錄片制作人托馬斯·斯金納認為,音樂與畫面的關系應該是“1+1=3”的關系,也就是說,音樂與畫面在壹起能夠創造出第三種意境,引導受眾心理的聯想.即將冤死的命運和刑場,再與《廣陵散》這壹充滿抗爭與怨恨的曲子配合,可以說是最佳的搭檔.將幾百年前聶政的悲壯事跡壹壹再現,並給予升華的演繹,使心和物,主體和客體,內涵和形式都達到了完美的統壹.
還有,就是此次彈奏的唯壹性.縱觀古今,世上如此唯美地演繹《廣陵散》,除了嵇康恐怕再無第二人.壹句“《廣陵散》於今絕矣.”此情此景此人,已不復在.所以說,正因為它的不可再,它的唯壹性,所以更讓他深入人們的心中,成為了壹段千古神話.“斯人已遠逝,空余黃鶴樓,白雲千載空悠悠.”
嵇康與《廣陵散》淵源頗深,之所以他們的名字總是被人壹起提起,是因為他們相互的促進,同時嵇康對於《廣陵散》,除了***通之外,還有超越.通過了嵇康對於《廣陵散》的演繹,使其兩者都在中國史上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