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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考新政策解讀:縮減校考專業和規模不只為防疫

這些舉措雖出臺於抗擊新冠疫情的非常時期,帶有應時之舉意味,但縱觀教育部近年在藝術類專業高校招生考試管理方面的壹系列舉措,卻又在意料之中,可視為教育部減少藝術類校考、嚴格招生管理和規範校考系列措施中順勢而為的必要之舉,其目的,在於扭轉當前藝術類專業校考規模仍然過大、考試效率低下、考生負擔過重等問題,推動我國包括藝術類專業在內的高校招生考試體系的科學化規範化建設,維護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和科學高效,加快提升我國高校招生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藝術類包括音樂、美術、表演、舞蹈、編導、播音主持等多個專業,我國壹直采取專業考試加文化高考的模式錄取。專業考試又分為省統考和校考。經過教育部和省級考試機構多年努力,現已建成的藝術專業省級統考覆蓋了大多數藝術專業,絕大部分考生可以不必參加校考直接憑省統考成績錄取。目前舉行校考的主要有44所專門藝術類院校和部分院校的藝術專業。按計劃,各省的統考已基本完成,往年舉辦校考的時間現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教育部因此指導高校對校考安排的統籌調整:壹是進壹步縮減校考專業範圍,二是推廣非現場考試方式,三是嚴格控制現場考試規模。這是在廣泛征求高校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意見基礎上,針對不同學校、不同藝術類專業特點,突出科學性、公平性要求而采取的有力調整。

 今年我國高考報名人數仍有千萬之眾,其中藝術類考生按8-10%的比例計算也有近百萬之多,加上陪考的家長等赴校考者將有200萬人左右,這200萬人如果仍按過去的規模流動趕考,會給正處於吃勁階段的抗擊疫情工作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此特殊時期,教育部根據抗擊疫情情況和藝術類專業招考模式發展形勢,果斷決定縮減校考範圍,嚴控校考規模,推行非現場考試方法,有助於通過消除和減少大規模人員流動和考生聚集,極大降低考生及其家長的疫情風險,在鞏固抗疫成果的同時,確保藝術校考的安全平穩和科學公平。

 然而,縮減校考專業和規模卻並不只是單純為了抗擊疫情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它是藝術類專業招生考試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國高校藝術類校考壹直存在規模過大、重復多、效率低下、公眾質疑其公平性等方面的問題。在網絡上可以輕松搜索到近年校考“盛況”:中央美院、中國美院等九大美院的美術類專業校考規模動輒達到4、5萬人,而壹校招生計劃數往往不到2千;2019年中央戲劇學院本科計劃招生573人,卻有67946人次報名;北京電影學院有59059人次報考,其專業報錄比例達114:1!壹個表演班不足百人,卻召集萬余人參加考試;校考時間從1月延續到4月,無數考生被這種所謂“機會”裹挾,四處奔波應考,既勞命傷財,又耽誤文化課的學習。而藝術專業校考主觀性較強,幾萬份繪畫等藝術答卷要在短時間內評出分數,幾組評委要在三兩天裏面試上萬人,能否公平公正地挑出高校想要的“尖子”,結果是否服眾,都壹直頗受質疑。還有家長認為學校報名費收入也年年“盛況空前”,質疑學校有借校考斂財之嫌。因此教育部壹手抓各省統考建設,使其已可以覆蓋絕大部分藝術專業,考生可只參加壹次省統考即可憑此成績填報平行誌願,綜合錄取。同時,力促縮減校考範圍和規模,從2010年以來,校考舉辦範圍已從千余所高校縮減到40多所,側重於藝術史論方向的專業也要求壹律不再舉行校考,只依據文化課成績錄取。這些措施,既保證了我國頂尖藝術高校和專業的生源質量,又極大減輕了考生和家長負擔,以省統考成績為錄取依據,推動了藝術專業平行誌願的實行,限度減少了線上考生掉檔,有力地維護了考生權益和高考公平。

嚴格控制現場考試規模的實質是由直接報考、壹次篩選改為統考+校考的分級報考、兩次篩選,具有實施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級報考是考試管理的常規方法,過去的科舉考試和現在的公務員都曾采用,方法成熟且民眾接受度高。將藝術類考試分為省統考和少數專業校考,考生先通過省統考合格線並達到壹定成績線(或由校方采取“提交作品、考評分離”的方式考核初篩合格),才具有報考的資格,這就可以通過有效篩選縮減過大的考試規模,不論是針對抗疫形勢還是校考瘦身的需求,都十分必要;而壓縮校考報考人數並沒有消減校考的功能,反而有利於提高校考的效率。頂尖高校和專業錄取的,本來就是專業水平和文化成績“雙冒尖”的考生,通過省統考或校方“提交作品、考評分離”初步篩選,減去的只是陪考的考生和他們的經濟負擔、精力消耗,不僅可行,而且高效。加上將確需組織的現場校考移至高考後進行,考生們都多出了文化課的備考時間,有利於成績發揮;高考後校考,其時大量文化成績難以達標的考生也不再陪考,而由此縮減考試規模後,評卷量和面試量大為減少,院校和專家們才能有充分時間和精力全面考查進入校考的考生。這對目前還並不輕松的疫情防控也是壹種支持。

另壹方面,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和遠程考試技術的發展也為藝術類專業非現場考試方式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僅從遠程考試需要的條件來說,電腦、手機、網絡硬件快速發展、普及,已為遠程考試打下良好物質和技術基礎:壹是手機普及度高,只要普及型手機就能參加遠程考試。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比例高達99.1%,2019年全年智能手機出貨量為3.67億部,藝術類考生往往異地培訓較多,智能手機普及率更高。現有普及化的智能手機,以出貨量的華為、OPPO、VIVO、小米的低售價(800元左右)的手機為例,均具備了高清顯示屏、高速上網、高清攝像頭、高清麥克風、揚聲器、GPS定位等全套考試所需硬件條件。二是我國廣泛覆蓋的4G網絡及寬帶有線網絡解決了遠程數據傳輸瓶頸,為遠程考試打下了堅實的網速基礎。CNNIC第44次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我國互聯網普及率61.2%, 100M以上寬帶用戶占比達到77.1%,平均固定帶寬下載速度31M,移動寬帶平均下載速度達到23M,網絡環境能夠滿足非現場考試需要的遠程視頻、遠程數據采集及監控需要。三是藝術考生熟悉以抖音、愛奇藝等為代表的短視頻、視頻應用。CNNIC統計顯示,網絡視頻在我國網民中使用率達88.8%,已成為僅次於即時通訊的第二、三位主要使用的網絡應用(按使用時長)。因此實時傳送清晰的網絡視頻、利用手機進行網絡直播、數據傳輸的基礎條件已經具備,並且已經是互聯網的成熟應用。藝術考生由於專業學習和展示的需要對錄制、傳輸視頻、照片等技術亦比壹般文理考生更為熟練。

 非現場的遠程考試如何防範作弊,可能最令社會關註,而技術進步已能夠較好解決這壹問題。壹是遠程監管及核驗條件已經成熟。隨著網絡實名制推行,我國網民處於“實名制”為主的上網模式。尤其是伴隨著考試報名費網絡支付的普及,大部分手機都是處在實名模式下使用,要求考生使用壹部手機支付費用、遠程考試,可以鎖定身份進行驗核(借用家長手機用自己的身份證號也可以);二是目前金融領域、民生領域已經廣泛應用“活體核驗”、“人臉識別”、“語音識別”等諸多遠程身份核驗,替代現場辦事的模式,帶來了此類基礎平臺和技術的長足發展,加之公安部對於符合相關要求的技術服務商也開通了身份信息核驗接口,不需要使用實體身份證即可核驗考生的身份證號與本人是否壹致;三是手機程序可綜合使用GPS定位、攝像頭、麥克風等設備,實時進行數據監控。這些基礎條件和技術措施,能夠有效核驗考生身份、完成非現場的遠程考試,已為教育部這次校考管理措施調整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和運行條件。

 當然,完善和優化藝術類招考體系是壹項系統性工程,也是社會高度關註的民生問題。由於高考具有高利害性,社會又對其公平性有著嚴格的要求,藝術類招考體系的每壹步調整與優化,都充滿探索性,也有內外部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遵循藝術高考發展的本質規律和發展大勢,不斷提升招考治理能力,全力維護高考的公平性和科學性,是優化藝術考試管理的核心所在。壹方面,舉辦校考的高校要始終將高考的公平性放在第壹位,為每壹位考生提供同樣的考試條件。盡管網絡基礎條件已經具備,對於農村、偏遠地區等不具備錄制視頻條件的考生,高校要進行兜底保障,根據考生申請協調基層招考機構為其提供免費錄制視頻服務,讓廣大考生都站在國家考試的同壹起跑線上;同時,加強校考組織的管理,通過增大作弊成本,有效遏制少數考生的作弊動機和行為;加強內部人員管理,消除內部不確定因素帶來的風險,嚴格防範和處理內部人員違反招生規定行為和營私舞弊的犯罪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招生環境。另壹方面,充分尊重藝術專業與其他學科的差異性和不同專業招生的特性,制訂因校制宜的校考設置和實施方案,使校考真正發揮出發現培育優秀人才的功能。

 完善和優化藝術類招考體系又是壹項長期性工程。筆者建議,要建立並完善壹個長期性、追蹤性、數據化的藝術校考質量監測系統。依據“互聯網+教育”理念,借助現代化信息技術和考試技術,以時間、區域、院校等逐步構建藝術專業校考質量監測平臺,以生源地域分布、畢業校構成、省統考表現和校考表現以及學生後續發展情況等逐步構建壹個藝術考試質量數據監測體系,建立藝術校考質量保證的預警機制,同時,基於大數據增強藝術校考乃至全國高考的宏觀決策能力,為藝術高考和我國其他特殊類型專業考試以及專業發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