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民間立場下損害了的孫氏父子
三國事跡，連同陳壽的《三國誌》與裴松之註，成為以後三國小說生長的豐厚土壤。當然，小說不會比照歷史而敷衍，於是就出現怪異之現象：孫堅、孫策事於史書記載頗豐，其精彩程度絕不亞於小說；而小說簡陋竟有捉襟見肘之窘。以孫堅事為例可看出小說與歷史之差別。
《三國誌》載孫堅事頗詳，是：少年孫堅驅逐盜賊；任吳郡司馬討伐許生；討黃巾孫堅率先登上宛城；討西羌勸張溫殺董卓；任長沙太守討伐區星；計殺太守王叡、張咨；駐魯陽時董卓大兵忽至，孫堅安之若素甚有大將風度；興義兵討伐董卓，大敗呂布；勇斬華雄；大義凜然拒絕董卓利誘；袁術與孫堅糾葛種種；傳國璽事；等等。這些都說明，孫堅乃壹風雲人物，影響自不在袁紹、曹操之下，以至於董卓亦說：“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三國誌·吳書》）
材料豐富如此卻沒有或很少被小說吸納。早期所存話本《三國誌平話》關於孫堅的情節是：僅壹句提到孫堅以長沙太守身份討伐董卓；僅壹句提到長沙子弟最先，在虎牢關與呂布對峙；孫堅敗於呂布，金蟬脫殼得以逃生。孫堅結局沒有。
到《三國演義》，孫堅事跡豐富壹些，但亦頗有限，比之平話所增加有：討董卓首登宛城；討區星；以16鎮諸侯身份討伐董卓；虎牢關拒呂布被華雄追擊，脫幘與祖茂戴而逃脫；匿傳國璽；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被黃祖兵射殺。
小說之孫堅與歷史宛然兩人。歷史之孫堅叱咤風雲，見解高遠，甚至令敵手感佩。小說之孫堅，不但斬華雄為關羽奪去，且又被華雄追殺，讓屬下做替身。匿傳國璽事情亦被誇大渲染，以至成為身死之導火索。
孫堅事於小說簡陋如此，孫策事更為寒磣：平話幹脆壹字不著。
由此看出，史料豐富如此，但能否為小說吸納，卻受到觀念、主題左右。孫堅、孫策事被小說壓抑忽略如此，應是民間敘事“帝蜀寇魏”主題所致。正面和反面主角被蜀、魏兩家瓜分後，吳只能作陪襯。草船借箭本是孫權傑作，到了平話，則成為周瑜之事，而在羅貫中筆下，又成了孫堅、諸葛亮所為，到毛本演義，則成為諸葛亮的獨家發明。本是孫堅斬華雄，卻成了關羽的彩頭。
毋庸置疑，三國小說在傳播三國歷史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胚胎於民間傳說，結集於民間說話基礎之上的小說，往往為了民間情結而誤傳歷史，對歷史造成了很大傷害。如吳艷紅說：“《平話》更多地體現出民間曲藝的特色，它為了突出西蜀人物的忠義、勇敢、機智，對曹魏和東吳的貶斥常常走極端，既不照顧史實，又不重視情節的合理性。”［1］孫堅父子形象史傳之與小說的巨大反差，充分說明遵循民間立場和歷史的公正性有多麽大的距離。
二、虛構多民間，史實文人增
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舌耕敘引》說：“得其興廢，謹按史書；誇此功名，總依故事。”講史話本取材於歷史，在興廢存亡這些大的關節方面，壹般按照史書，壹旦講起功名事業這些易引發興趣的地方，則不惜誇張虛構。
章學誠說《三國演義》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當今研究者已認識到《三國演義》的虛構部分超過了三分。由此引出的問題是：二者來源不同之辨析。有研究者說：“《三國演義》有關劉蜀的部分，基本上依據平話，很少增刪，而有關曹魏、孫吳的部分卻大大增加，二者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合起來幾與劉蜀部分接近，因此，這不單單是壹個‘尊劉抑曹’的問題。它從壹個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藝術情趣和追求。”［2］可以說，孫吳部分的大大增加解決了藝術結構的非對等性問題，也是造成《三國演義》“事實”陡增的原因所在。
限於所存材料甚少，不得不以最早且以較為完整面貌出現的《三國誌平話》作為例子。有人對平話內容進行了統計，結果是：“從與內容相配合的圖上標題看，以蜀漢內容為標題的達54個，占了總***69個標題的78?3％……蜀漢以外的15個標題中，卷首仲相斷獄占4個，黃巾起義占1個，王允連環計占3個，曹操占4個，孫吳占3個。曹魏內容只占全書的5?8%，孫吳只占4?3％。蜀漢的內容是曹魏的13?5倍。”［3］
這就可得出壹個結論：《三國誌平話》並不是“說三分”完整之遺存，否則不會畸輕畸重若此。同時亦可說明，羅貫中所增加東吳之內容，當采自史傳而非民間。
小說畢竟不是歷史，為趣味性，為突出主要人物，以犧牲歷史真實為代價亦多常見。孫策之死在《三國誌》僅寥寥數筆，且與於吉無涉。裴松之註時，廣采《江表傳》《誌林》《搜神記》諸書，字數大增。但裴氏亦知於吉事荒誕，以“未詳孰是”作結。《三國演義》卻圍繞孫策、於吉大為敷衍。似這樣加工，看似取自歷史，實則仍與取材於民間傳說無異。如有論者所言：“由於羅貫中對於歷史小說和歷史科學的認識還處於壹種混沌的模糊狀態，所以就把《搜神記》壹類的怪異記述也搬進了他的歷史小說之中……羅貫中寫《演義》采擷的書廣，是其優點，但有時采擷的書卻太雜，把壹些怪誕荒謬的東西也收羅了進來，則是其缺點，有關於‘斬於吉’的壹系列事情，則可以說是《演義》的敗筆了。”［4］是否敗筆不論，但以如此筆墨描繪孫策，亦是《演義》虛構性頗著之顯例，亦說明源於民間講史之三國，起初民間虛構甚多，自羅貫中加工後，史實添加之比例陡增。
三、平話與演義不同創作方式之探討
《三國誌平話》刊刻於元英宗至治年間，其簡陋粗鄙久已為人詬病。它“全書內容大半是不同於正史的附會和傳說，像司馬仲相斷獄的因果報應故事，張飛毆打常侍段珪、殺定州太守以及劉、關、張太行山落草等，情節都很離奇”。（遊國恩《中國文學史》）這與民間文學的創作特點是壹致的。三國故事的流傳顯然分為兩個體系，壹是正統史傳典籍，壹是民間口頭講說。前者以陳書裴註為代表，後者以宋代“說三分”、元代《三國誌平話》以及宋元“三國戲”為代表。《三國誌通俗演義》顯然既吸收民間創作成果，又大量采納歷史典籍材料，這是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和思路。向民間的傾斜，意味著對民間立場的傾服和對歷史細節事實的忽略；向正統典籍的傾斜，意味著對正統觀念的接受與對歷史細節事實的重視。這本是相互矛盾的兩種方法，很難協調地整合在壹起。但演義所呈現出來的情況卻看起來很協調，比如演義的“三絕”：曹操“奸絕”、關羽“義絕”、諸葛亮“智絕”，這樣將人物性格以極致的方式刻畫，恰好符合民間創作之特點。但接著就有壹個問題：既然“七分事實”作為基礎，而作為基礎的正史實際上並沒有這樣極致的刻畫，那麽所謂的“三絕”由何而來？筆者覺得“三絕”與“七分事實”就是不能同時存在的壹個悖論。其實，“三絕”不過是評論家們的省事的卻是簡單化的熟語。閱讀演義的印象，往往覺得曹操很真實，諸葛亮很假，關羽又很迂。造成這樣反差的原因是什麽？是不是兩種不同創作方式對接在壹起，必然會產生不協調呢？筆者甚至覺得，演義的創作就是壹種拼接的創作方式。這種拼接的創作方式就是拿來壹個主題，就是所謂的“揚劉抑曹”，以此先入為主，再吸納正史，因而形成民間材料與典籍材料相互齟齬矛盾之局面亦不足奇怪了。
再回到平話與演義對孫堅、孫策事的不同處理。作為民間口頭文學結晶的平話，以“帝蜀寇魏”為主題，對立的雙方就構成了故事正、反兩個方面的主角，處在夾縫中的東吳，無奈地只有退居次要角色。所以，東吳事情在敘述蜀魏爭鬥時，就可有可無，慣於以單線進展的民間文學，往往顧不得照顧受到委屈的東吳。而演義呢，想取得壹種均衡，就必須增加東吳內容。所以在平話裏被忽略的東吳的史傳材料就大量地增加進來。畢竟這是壹種添加，而不是起於最初的、完全的融合，以歷史典籍為依據對《三國演義》進行擴充，如果不是十分嫻熟，就會出現“食史書而不化之處”［5］。小說裏孫堅父子形象比之歷史典籍大為遜色，原因即在於此。
四、結語
三國歷史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世代口耳相傳的民間作品。經過漫長時代發展過程而形成的《三國演義》，既帶有民間文學色彩，在思想情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具有群體性和普遍性，同時又打上了作家個人創作的烙印。雖然作家的個性經常湮沒於集體意識和群眾情感裏，但拾取了歷史資料作為小說的補充時，又帶入了寫史者與引用者個人的觀點。這就使得這部著作的思想情感呈現出復雜的局面。只有把民間與個體創作的區別與表現梳理出來，才能勇於承認二者銜接所產生的矛盾與不協調，從而給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參考文獻］
［1］ 周兆新.三國演義叢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91.
［2］ 夏煒.略論《三國演義》的整體結構特色［J］.中州學刊，1984（04）.
［3］ 關四平.以俗融雅以心馭史［J］.北方論叢，2000（01）.
［4］ 徐傳武.《三國演義》與史實之六［J］.昌濰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01）.
［5］ 徐傳武.《三國演義》與史實［J］.閱讀與寫作，1995（06）.
［作者簡介］
李繼華（1958—），男，河南太康人，周口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學及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