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慶認為《頌》對《尤利西斯》影響很深。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作者在寫作時提供了壹個參照系，有助於小說獲得內在的秩序和連貫性，更重要的是，小說以奧德修斯為神話原型，旨在賦予看似平庸瑣碎的現代城市生活以悲劇深度，並將其升華為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喬伊斯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表達了壹個現代人尋找迷失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不久，喬伊斯在《月經》中給約瑟芬的壹封信中建議將奧德修斯作為《尤利西斯》的閱讀指南。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深入理解《尤利西斯》，就必須將其與《奧德修斯》的“隱藏文本”相比較，進行雙重文本解讀。
史詩《奧德修斯》講述了希臘聯軍中英勇善戰的伊塔加國王奧德修斯在歷時10年的特洛伊戰爭後，在返回家鄉的過程中流浪多年，歷盡艱辛的故事。史詩圍繞奧德修斯重返故鄉的主題，影響了兩條雙向對應的情節線索——奧德修斯重返故鄉和兒子雷馬克迎接父親。
首先，尤利西斯和奧德修斯在人物設定上存在平行關系:小說主人公布魯姆對應史詩主人公奧德修斯；大學生斯蒂芬，對應泰勒馬科；布魯姆夫人莫莉，對應佩內洛普(史詩中奧德修斯忠實而清醒的妻子)。小說中很多次要人物也能在史詩中找到對應的角色。
《尤利西斯》和《奧德修斯》在人物、結構和細節上存在模仿關系，這壹點已被中外研究者所公認。然而，對於喬伊斯使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和小說是什麽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壹些學者的觀點可以分為三類:
第壹種觀點認為奧德修斯和尤利西斯的並列關系是將英雄的悲劇歷史與可鄙的現實相比較。在古代英雄的光輝形象的映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西方現代文化培育出來的人物會顯得多麽卑微、蒼白、平庸。這種平行對應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差異，就是《尤利西斯》諷刺和暴露的來源。學者比奇(J. W. Beach)說:“將古希臘英雄的冒險與當代愛爾蘭混亂癱瘓的狀態並列，顯然是對愛爾蘭現狀的諷刺性暴露。”英國作家E. M .福斯特說《尤利西斯》是“壹部表達卑鄙和幻滅感的史詩”。
自從尤利西斯出版以來。這種觀點在喬伊斯的研究領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也最容易被人們接受。中國學者袁可佳、侯、、等人都持類似觀點。以下是侯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相關論述:
“忠誠的女王潘妮洛普變成了肉欲的蕩婦莫莉；忒勒馬科，壹個幫助父親消除虐待的勇士，變成了精神空虛的詩人斯蒂芬；在戰場上馳騁、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廣告人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浮潑辣的蓋蒂少女。世界不是要沈淪墮落了嗎？《尤利西斯》以過去諷刺現在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平庸、斯蒂芬的虛無主義、莫莉的肉欲主義，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
第二種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壹種隱喻的媒介，為讀者提供了壹個超然的視角來審視作品中人的行為和言語；同時將普通陳腐的東西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恒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命運的關註。
美國文學評論家萊文在討論《尤利西斯》時寫道:“將現代英雄瑣碎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系起來，使得今天最小的細節都具有普遍性。”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說:“尤利西斯是和平主義版的奧德修斯”。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發展了奧德修斯的善良和機智。布魯姆，現代的奧德修斯，雖然沒有戰士那麽強壯，但也有壹種不可戰勝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最神聖的東西在於他的人性”。
《尤利西斯》中文版(天津百花文藝版)的譯者金迪教授繼承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旨是壹首頌歌，歌頌普通人無私的愛，書的主旨是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和奧德修斯就屬於這類人”
壹些歐美學者甚至提出喬伊斯的目的是“借現在來嘲弄過去”。英國學者菲利普·愛德華茲(Philip Edwards)說:如果說當代和古代的比較有反諷的話，那麽這種反諷也是針對古希臘“英雄時代”的所謂“偉大”。通過與過去的歷史、傳說和信仰的平行類比，喬伊斯在某種程度上用今天廉價的東西揭露了古希臘高貴的偽裝。學者們論證的依據是，《尤利西斯》的創作恰逢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彌漫，戰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所倡導的“騎士精神”和價值標準。善良的布魯姆並沒有像史詩中的奧德修斯那樣用殘忍的手段殺死所有的求婚者，而是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尤利西斯體現了和平主義的勝利。
第三種觀點認為神話類比對理解作品意義不大。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在《文學講座》壹書中寫道:“我特別警告妳，不要把布魯姆在壹個夏日裏在都柏林無聊的遊蕩和小小的冒險視為對奧德修斯的準確戲仿。在書中的每壹件事和每壹個場景中尋找如此精確的相似之處，完全是浪費時間。沒有什麽比在陳腐的神話基礎上引申延伸的寓言更無聊的了。”
A.著名的喬伊斯研究專家沃爾頓·利茲也覺得沒有必要過分強調荷馬史詩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說:“荷馬史詩的框架對喬伊斯本人的創作可能比讀者閱讀小說的作用更大。“在寫作的準備過程中，喬伊斯在腦海中積累了成千上萬的素材和記憶，他迫切需要壹些參照系來給這部意識流小說壹些秩序。《訓誡頌》被證明是最令人滿意的參照系。但壹旦創作結束，裏茲認為，這些框架就像建築工程中的腳手架壹樣，需要拆除，它們的作用減弱了。
任何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只有壹種解釋。對於壹部作品，讀者可以從各個角度去討論，眾說紛紜。以上列舉的三種觀點，各有其合理性，但都不全面，有失偏頗。
“形式即意義”，文學作品的內容是完整的形式，與形式不同。這是歐美現代形式主義的壹個著名論點。《尤利西斯》的神話類比結構也是壹種“有意味的形式”，是壹種有意味、有評價、有解釋的結構。所以荷馬史詩在這部小說中的作用，絕不僅限於參照系。
的確，幾乎《尤利西斯》中每壹個與荷馬史詩相對應的細節都可以用“反英雄”的觀點來解釋。強調諷刺而忽視布魯姆和奧德修斯之間的深刻相似性將是壹個巨大的錯誤。
許多將布魯姆稱為“反英雄”的評論通常有兩種錯誤傾向:壹是將奧德修斯視為完美的英雄，具有無可指責的品格，是人類壹切優秀品質的典範。其實喬伊斯並不這麽認為。他把奧德修斯看作是壹個“完整而全面的人”，他同時包含了人類的各種優點和缺點；第二種傾向是只從字面上、外在上或表面上比較布魯姆和奧德修斯。這樣的比較只能發掘小說的反諷意味。然而，當讀者從隱喻和象征的角度看待布魯姆時，他們可以從這個生活在都柏林的當代普通人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人格特征。
德國哲學家謝林說:“如果我們在反思中認識精神上的奧德修斯，我們會看到他壹直在不斷地尋找，經歷了許多失望，走過了許多彎路，最終找到了自己”。
《尤利西斯》繼承了《奧德修斯》中“回到故鄉”主題的意義和結構，賦予其現代的解讀，或者說作者借用了這個神話原型，表達了壹個現代人尋找迷失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