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影響了二人的“問題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冰心的“問題小說”所反映的是她自己周圍的社會生活問題，未觸及到階級壓迫。在表現角度上，多帶有女性的溫情主義，流露出壹種軟弱無力的情緒。正如有的人所說的：她的“問題小說”往往是“矛盾”雖較深刻，但“沖突”卻非常平緩。要在她的作品中找到“鬥爭”兩個字是很難的，茅盾對她曾作過這樣的評語：“那時的人生觀問題，民族思想，反封建運動使冰心女士同‘五四’時期所有作家壹樣‘從現實出發’，然而‘極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歡的。”（5）她小說中的人物雖有痛苦和不滿，但缺乏反抗精神，雖有美好的願望和理想，但卻不能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和願望而鬥爭。在她的作品中，《去國》寫壹個留學歸來的青年，縱有滿腹才華，報國壯誌，卻無用武之地，壯誌難酬。最後，美麗的理想被冷酷的現實擊碎，終於灰心去國。在《斯人獨憔悴》中壹對青年參加學生反帝愛國運動，卻被頑固的父親所禁錮，最後做了封建家庭的俘虜，陷入了深沈的苦悶之中，發出了“斯人獨憔悴”的嘆息。正如冰心自己所說，在這些小說裏，給予他們的就只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公，個個是消沈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沒有給他們壹線光明和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去冥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冰心的“問題小說”的功績在於提出了問題，讓人們自己去思考去回答所提出的問題。而廬隱的“問題小說”比冰心更廣泛的接觸到了社會矛盾和階級壓迫，提出的問題更尖銳深刻，小說的主人公都具有強烈的反抗性。伴隨著主人公的掙紮苦悶，愁恨沈浮的悲劇命運，暴露了封建倫理道德和社會弊病，真實的反映了時代的壹個側影。茅盾說：“我們現在再讀廬隱的全部的著作，就仿佛在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壹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的徘徊，我們又看見壹些負荷著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著‘自我發展’，可他們脆弱的心靈又動輒多所顧忌。”（6）可見，在“五四”作家中廬隱是比較出色的。她的代表作《壹個著作家》中壹對青年戀人以死來表示對愛情的忠貞和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強烈反抗。《壹封信》通過壹個農村姑娘以身償債被虐待致死的悲劇，表現了農村階級壓迫的殘酷性，並不可遏止的憤怒的向吃人的世界發出了控訴：“什麽是世界，簡直是壹層慘愁怨苦的地獄。”在《靈魂可以賣嗎？》中尖銳的揭露了資本家的紗廠剝奪了女工靈魂的自由，使之變成了機器的附庸，並借壹個女工之口，向整個社會發出了震撼人心的“靈魂可以賣嗎？”的質問。這些作品表現了廬隱那種“具有燕趙人士的慷慨悲歌的性格”。茅盾曾說：“那時候向‘文藝園地’跨進第壹步的廬隱滿身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氣，雖這幾篇作品在思想和技術上都還幼稚，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註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壹人。”（7）
盡管冰心和廬隱的“問題小說”在取材廣泛性上，在表現角度上以及格調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她們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她們的祖籍皆在福建，年齡相仿，同為女性，同處壹個時代，少年時又都在北京的教會學校接受過教育。走入創作道路，又同為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同屬“為人生派”的作家，都是在“五四”運動高潮中以“問題小說”步入文壇的。她們開始創作的目光都註視著社會問題，對人生進行探索。冰心的“問題小說”圍繞她自己所能眼見的世界，提出了不少問題。如表現家庭問題中夫妻關系的代表作《兩個家庭》和父子沖突的《斯人獨憔悴》；表現婦女問題的《是誰斷送了妳》；表現中國知識分之出路問題的《去國》。廬隱的“問題小說”也廣泛地對社會人生進行了反映和探索。她的作品《壹個著作家》、《壹封信》、《靈魂可以賣嗎》集中探討了婦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