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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深圳移民精神史

《流浪者》,夢想路上的蛻變。

提起吳軍,就不得不說她的“神敘事”。吳軍的大部分小說都是以深圳為背景,人物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生活和存在的。著名評論家洪誌剛說:“深圳這個具有某種抽象意義的特區符號,成為吳軍審視中國農村人尋找現代夢想的核心載體,也成為她揭示現代都市內在放縱、拷問潛在人性的重要標誌。”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的標誌性城市,深圳這座南方城市,對於千百萬想要實現夢想、賺錢的農民工來說,絕對是壹個致命的誘惑。吳軍刻畫的人大多是這樣的人,在深圳打拼,生活在城市的底層,被城裏人歧視為“鄉下人”或“鄉下人”。他們的家鄉大多在貧困的農村,他們是為了夢想來到這個多姿多彩的大城市的。然而,由於受教育程度和學歷較低,他們只能靠在城市裏賣勞動力謀生,成為城市裏的“流浪者”。“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母題其實並不少見,但吳軍關註的重點不在於故事的新奇,而在於這些“鄉下人”,即“流浪者”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氣質變形和異化。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講述了壹個現代人在生存壓力下變成甲蟲的故事。格裏格的悲劇發人深省,令人心酸。吳軍的小說《變形記》不就和格裏格的相似嗎?

情感的轉變。都說當代人缺乏倫理道德,陷入了極端的精神危機,這在吳軍的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面對城市的誘惑,流浪的命運,夢想路上的艱辛,即使在深圳找不到基本的身份(定居),遊子也毅然選擇留下。留下來意味著與城市生活的激烈摩擦和碰撞,意味著妳註定要走壹條無情而傷痕累累的路。

性無處不在,但與愛無關。愛情是中國文學史上永恒的歌唱主題,但在吳軍的作品中,卻顯得頗為現實和無奈。她顛覆了以往作家對純潔浪漫愛情的神聖描寫,以極其冰冷的筆調描繪了流浪者的性與愛。程小貴在《親愛的深圳》的婚姻沒有感情基礎。他們先後從農村到深圳打工,為了工作隱瞞了婚姻狀況,但為了生理需要,他們經常在肉體上秘密結合。程小貴甚至對老公說:“如果妳找這個樓裏的女人做情人,我嫁給深圳的男人,妳覺得我們還會這麽窮嗎?”家裏的老人還會壹天天嘆氣嗎?“可見生存的壓力已經迫使他們思考愛情到底是怎麽回事。只要他們有稍微“亮”壹點的選擇,誰管他們枕頭上睡的是哪個?這樣的敘述是殘酷而痛苦的,而吳軍向我們展示的正是這樣壹種痛苦。地鐵5號線的美容師朱熹妍費盡心思。在和嘉賓時宇的工程師老公上床後,她恬不知恥地承認“和他上床只是為了他口袋裏的錢”,同時還和男友規劃未來,讓她“好好學習,等年紀大了做個工程師”,過上“體面的生活”。在《別愛我》中,曼雲和網絡上任何壹個男人壹起向公司老板投懷送抱。什麽是性,什麽是愛,她能說清楚嗎?在紅塵中,岐伯是壹個離了婚的女人,她的性生活更加混亂。和她在壹起的有保安,有賣水果的醜男,有騎摩托車的,直到她遇到了阿萱。但是當阿萱溫柔地說要娶她的時候,岐伯問他要怎麽做才能養活她。岐伯的心態與《金鎖記》中的曹琦如出壹轍,心靈被沈重的枷鎖壓垮。愛情來了,就會以淒涼的姿態毀滅。在悲傷城市的杜詩梅,她所經歷的男人和情史是如此的撲朔迷離,讓她難以理清,但她從來沒有付出過自己的真情。自然沒有男人對她真心過。他們之間只有性,沒有愛情的影子。在念奴嬌,楊雅梅主動向老板出賣自己的性別,以便成為壹家餐館的經理。當她的願望實現後,她立即離開了她的丈夫,甚至沒有說再見。楊雅梅當然不愛她的丈夫,但她為什麽愛她的情人呢?情人只是她名利雙收的敲門磚!在這段無愛的性歷史中,吳軍壹直是客觀冷靜的。在她的作品中,那些“壹地雞毛”之類的性的東西,要麽是肉體,要麽是利益交換,甚至是空虛壓抑,沒有任何令人難忘的價值和意義。不難發現,上面列舉的吳軍的作品都是以女性為主的,大量的女性集中在作品中,男性往往處於次要甚至缺席的地位,這在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說是作家對女性的偏見。我在這裏不是要否定吳軍,她的寫作只是暴露了壹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在當今的都市生活中,性的需要和生存的需要是導致大部分女工墮落和情感變形的深層文化原因。在女人,尤其是生活在底層的女人眼裏,愛情不再美好神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感情成了她們最廉價的東西。女人不再向往愛情的殿堂,也不再有對愛情的迷茫。他們只關註現實和利益,很具體,具體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壹項。吳軍的敘述常常是平靜的,但在他平靜的敘述中,他向讀者傳達了壹種深刻的痛苦和淡淡的憐憫。

家庭紐帶和倫理的衰落。吳軍的小說《我們不是人》描繪了中國東北某城市壹個叫“灰泥街”的地方。這條骯臟貧瘠的街道上居住著上世紀50年代末從河北和山東逃出來的人。在這裏,“滿大街的泥巴都是黑的,黃的,棕的。下雨時,它像屎壹樣粘在妳的腳上。不下雨的時候就變成灰塵粘在妳的臉上和衣領上。”所以石膏街總會給這裏的居民壹種無法逃避的自卑感。骯臟惡劣的環境讓居民不僅被別人鄙視和看不起,還被稱為鄉下人、外地人、流浪漢,自己的家庭也鮮有溫暖。無論妳在灰泥街上寫哪壹個,都看不到親人應有的溫暖和關懷,永遠只是令人窒息的相互厭惡和仇恨。小說中,小麗罵母親“整天在家招野男”,說泥街其實是“屎街,* * *街,窯洞”。當人們脫下恥辱的外衣,當親情和倫理道德都到了這個地步,灰泥街的人們不知道自己的自尊,即使他們把這條街改名為“菩提街”,也不過是外界的壹個笑話。可以說,灰泥街不是爛在外表臟,材質差,而是爛在根部。《親愛的深圳》裏的張曼莉,明明是農村的,卻壹直隱瞞著自己的身份,假扮成高官的女兒,說起自己的父親,壹個勁地說“爸爸”。當她的“爸爸”病重住院,需要支付醫藥費求助時,她的表現完全是無動於衷。《深圳西北角》裏,姐妹互相嫉妒,兄弟姐妹互相欺騙。王海鷗因為“那樣做”而被親戚誹謗,後來又被表哥的老公嘲諷,占有了他的身體,不斷勒索他,最後走上了絕路。《念奴嬌》中的主人公皮艷娟靠笑鬧風月場景支撐起壹家人的生活,但支持她的父母和大姑卻不領情,經常責罵和取笑她。後來出於報復,她終於把自以為重要的小姨子拉入了浪漫場,讓她失去了童貞,承受了和自己壹樣的痛苦。皮彥娟的母親就像壹個邪惡的母親,是對以往文學題材中母親偉大神聖形象的顛覆。在這些冰冷的故事中,家庭總是缺席的,家庭這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在吳軍的筆下變成了壹個孤獨的空殼。

缺乏友誼。如果親情和倫理在日復壹日、年復壹年的艱苦生活中慢慢喪失,那麽在吳軍的作品中,友誼從來就不存在。在樟木頭,陳娟娟和方曉紅是患難與共的姐妹。她們有著相同的經歷——她們被囚禁在壹個叫樟木頭的小鎮,那裏有“壹些沒有工作和特殊職業的婦女”——她們分擔著相同的苦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方小紅窮困潦倒時,是陳娟娟用800元錢贖回了她。他們推心置腹,彼此都知道對方的不光彩經歷。然而,正因為如此,方小紅出於報復,最終將陳娟娟的過去告訴了陳娟娟的女兒江南,導致江南墮落為問題少女。她不僅不再尊重母親,還把母親當成了敵人。原本寶貴的友誼在利益的驅使下崩塌,個體再次陷入孤立。程小桃在福爾馬林湯裏遇到了另壹個方曉紅。他們在壹起工作生活期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同甘苦,無話不談,有著同壹個夢想:找個本地人結婚,踏踏實實過日子。但也正是這種* * *欲望,迫使方小紅暗中搗鬼,為那個本該屬於程小桃的男人而戰。正如薩特的《禁閉》所表現的,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是地獄。吳軍再次生動地展示了這壹殘酷的現實。

人性的轉變。農民工有夢想,帶著農村的淳樸和天真進入了城市。生活的開始本來是美好的,但城市生活就像壹個大染缸。這些人被扔進去之後,完全失去了原來的無知和本真。如果他們有夢想,就必須付出代價,這是人性的變形。

吳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城市底層的普通人。他們所謂的追夢,無非是追求金錢和身份。但由於現實的殘酷,他們意識到這個夢想無法實現,於是他們飽受摧殘的內心開始扭曲和疏離。當理想無法實現,當生活失去光彩,當詩意完全被殘酷的生存現實所取代,人就逐漸失去了自我,尤其是這些城市裏的流浪者。他們不談愛情,無視親情,缺乏倫理道德,自私自卑,害怕壹種沒有尊嚴的生活,但人性中的原欲和本我是赤裸裸的,極其強大的。

《紅塵》裏的女人私生活非常混亂,但她身邊還有很多男人的最重要原因是她有股票。剛認識的大學生李紅,從澳洲回來的前夫阿林,甚至自稱深愛著的阿萱,在和交談時都有意無意地把話題引到了股票上。在《親愛的深圳》中,李水庫和程小桂只是把對方當成了壹個發泄欲望的工具,甚至在* * * *的過程中恬不知恥地討論尋找性伴侶的事情。小說《海洋世界》講述了壹個師生之間的故事。在這裏,老師的形象也被吳軍顛覆,特殊的師生關系讓胡穎麗覺得“這件事比* * *”還要痛苦,不尊重老師的可悲現實刺痛了胡穎麗的心,震撼了讀者的神經。欲望在這些故事中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不管讀者是否準備好了,吳軍已經揭開了人性的最後壹塊遮羞布,讀者看到的確實是“人類欲望的橫流”。

餓了想吃,渴了想喝,互相傾訴,冷了想暖,這是人的身份,人的這些基本生理需求也應該得到尊重。欲望與人性並不沖突,但當壹個人連基本的生存欲望都滿足不了的時候,他就不會去想欲望之外的道德倫理等其他東西了。當這種欲望被長期壓抑時,就會導致人性的變形和扭曲,異化為“非人”,吳軍筆下的人物就是由這些可悲的“非人”組成的。

再現“城堡”寓言

《城堡》是卡夫卡最具特色、意義最豐富的小說。主角K是土地測量員,住在壹個城堡管轄的鄉村酒店,被主人要求出示城堡許可證。城堡坐落在我們面前的壹座小山上,卻在k之外,整部小說都在講k,他想盡辦法進入城堡,卻屢屢失敗。最終,章明沒有進入城堡,更不用說見到了傳說中的城堡當局。對這個故事的解讀是多元的,也是在反復印證壹個永恒的哲學真理:k .壹次次進入城堡而受阻,就像西西弗斯的石頭壹次次滾下山腰,也只是徒勞。同樣,吳軍筆下的深圳,對於壹個遊子來說,就像k對於壹座城堡壹樣高不可攀。吳軍的“深圳敘事”系列是壹部現代城堡寓言。《親愛的深圳》和《十二條》,在對深圳“追求”和“背離”兩個對立的維度上,再次向讀者揭示了寓意豐富的深圳寓言式敘事。

親愛的深圳:追求“深圳”的執著與瘋狂。電視劇改編的中篇小說《親愛的深圳》,是壹部典型的現代城堡寓言。故事中有三個主要人物:張曼莉、程小貴和李水庫,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它們與《城堡裏的k》中深圳的故事同命運,就像這個寓言的再現。

小說的主人公叫李水庫,來深圳找老婆。確切的說,他壹開始是無法喜歡和接受深圳的,因為他的妻子程小貴被深圳文化毒害了,不想跟他回農村。與故事中的另外兩個主要人物相比,李水庫散發著可貴的真實和質樸,也是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人。但他也是壹個極其矛盾的人。他還有壹些很難改掉的習慣,比如借用工作上的便利,私自拆別人的信,私下收受壹些小賄賂,甚至為了讓程小貴懷孕,偷偷用針紮避孕套。甚至在* * *得不到滿足的時候,還對他認識的其他女生懷有性幻想。他的壞習慣在他新的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逐漸顯露,迫使他努力掙紮著回到家鄉或留在城市。留下來,他與這座城市格格不入,能力有限,這輩子可能只能永遠做保安;離開,難以割舍妻子程小貴,壹段時間的打工經歷讓他對深圳有著說不出的感情。所以,小說最終還是沒有讓李水庫實現他重返故鄉的夙願。他選擇留下來。經過內心的掙紮,他終於收回目光,堅定地朝著深圳的“城堡”前進。

程小貴在鄉下是李水庫的老婆,但她來深圳比李水庫早,比城裏的李水庫更能幹,更有見識。可以說,程小桂是壹個堅定的城市文化認同者,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麽。為了不影響工作,她隱瞞了自己已婚的事實。見到丈夫李水庫,她鄭重地用普通話說:“妳好!”在農村讀完高中,程小貴是個有點文化的人。不像她老公,她只想壹輩子待在農村。她曾經熱愛詩歌,對生活有著深深的理想和憧憬。她會憑借自己的能力在深圳定居生活。她在深圳壹家商場做保潔班長,努力工作,省吃儉用,把賺來的錢都存起來,寄壹些回家幫李水庫還債。甚至她的手都磨破了,所以她不得不整天戴著壹副白手套。程小貴遇到過很多挫折和辛酸,嫁給本地人的夢想總是難以實現,但她壹點也不氣餒,而是朝著自己的夢想更加努力,成為壹個真正的深圳人!

張曼莉是小說中的另壹個主要人物,也是最虛偽和虛榮的人。她對深圳的追求是最毒的。和李水庫壹樣,來自河南農村,家裏比李水庫還要窮。但她不僅能幹,長得也好看,而且還是他們工作的商務樓裏的部門經理。張曼莉是壹個非常自卑的人。為了不被人看不起,她故意隱瞞自己的家庭背景,甚至告訴所有人,她的父母都是北京的高官。張曼莉是這座大樓裏最光鮮奪目的女人,她對下屬和其他像李水庫這樣的下層員工極其鄙視。然而,壹封來自家鄉的信被李水庫私自拆封,隨後她的真實身份暴露。李書庫也註意到了她“長滿老繭的腳”和“異常厚實的手”,更加肯定了這封信的真實性。但張曼莉仍不肯承認自己的出身,甚至用粵語辱罵老鄉李水庫常年不衛生不洗澡。讀到這裏,我們不禁為這個女人感到惋惜。她要壹直隱瞞的是自己卑微的出身,怕被別人發現,所以只能日復壹日的為人行事,用壹個又壹個的謊言來彌補自己的彌天大謊。可以說,她不是活著,而是把自己綁在繭裏,把自己包裹在巨大的繭裏,卻依然被殘忍地刺傷。張曼莉生活在自卑的深圳。她不再年輕,但沒有結婚。她內心的焦慮和性的苦悶也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她,但她根本沒有放棄留在深圳的想法。她是壹個活靈活現的k先生,越挫越勇,在去城堡的路上狂奔。

故事是發生在深圳的壹個故事。深圳在故事裏,在他們日常行走的腳下,在飯後的談吐裏,在無時無刻不包圍著他們的空氣裏,但深圳似乎總是在夢中。深圳很發達,跟妳沒關系;深圳在最前沿,與妳無關;深圳很美,好像和妳沒什麽關系。親愛的深圳,它就在那裏,但妳永遠無法靠近它,到達它。吳軍在題目中在深圳前面加了壹個溫暖的屬性,卻讓讀者讀到了愛恨交加的味道。

十二篇:偏離深圳,苦苦尋找我們城市的心酸。如果說《親愛的深圳》等壹系列“深圳敘事”小說寫的是對深圳的追求和尋找,那麽短篇小說《十二條》則正好相反。是壹個主人公壹直想逃離深圳的故事。

“十二條”是這部小說中的壹個象征性意象。這是北京的壹個平民區,也是主人公曹丹丹渴望回歸的地方。曹丹丹上大學時,曾陪同班上壹位生病的同學赴京考試。他們當時住在北京壹個叫“十二條”的地方。根據小說中的描述,不難想到那其實是北京的壹個地下室,簡陋破舊。然而,它卻是曹丹丹心中的精神家園。平日累的時候,她總會想起這件事,想回到這裏生活。曹丹丹是壹位離異的單身母親,獨自帶著女兒生活在深圳,靠著代課老師微薄的工資生活。她的生活艱辛而單調,沒有浪漫,也不可能遇到男人。所以“十二條”腦子裏也有壹些關於性的幻想,因為北京的地下室裏總是混雜著各種膚色的人。在她的幻想中,總會出現男人半裸著走在胡同裏被流氓猥褻的畫面,這和她長期的性壓抑有關。“十二條”顯然成了曹丹丹的精神烏托邦。對曹丹丹來說,“十二條”有著如此巨大的誘惑,但她從來沒有離開深圳去過北京。的朋友曾經離開深圳到北京生活,壹個自稱當年追求過她的羅老師也答應給她在北京買房子,但畢竟是個冷靜的女人。她機智地發現在北京過著流浪生活,而羅老師只是個騙子。她沒有被自己的“十二條”情結蒙蔽雙眼,而是結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開始踏踏實實的在深圳生活。曹丹丹對深圳的感情也很復雜。她曾經絕望地想要逃離。可以說,她壹開始在心裏就定下了深圳文化,但在壹次次的否定和肯定之後,她最終還是選擇了留下,就像以上小說中的人物壹樣。因為,作為異鄉,就算深圳能逃,我心中的“我的城市”在哪裏?

除了《親愛的深圳》和《十二條》,吳軍的小說中充滿了“城堡式”的寓言和哲學思考。短篇小說《皇後大道》講述了深圳和香港兩座城市的故事。陳因為年輕時草率嫁給當地人,加上好姐妹惠迫於奶奶和村民的壓力成功嫁到香港,只能在深圳的壹個漁村裏生活。離婚後,她對香港的“金鏈子、老太太的餅、漂亮襯衫、皇後大道”和阿輝的貴族生活充滿了無盡的想象和好奇,甚至對阿輝恨之入骨。當她終於到了香港,看到阿輝悲慘的生活,終於流下了眼淚。在作品中,很難看出作家對姐妹倆的態度和立場,但字裏行間閃耀著堅實的生存質感。“皇後大道”是壹座城堡,惠的入關其實是壹種墮落,不是理想的真正的“皇後大道”,而是監獄般的生活。陳壹輩子都夠不著,但這也可能是她的運氣。中篇小說《復方穿心蓮》講述了外地女孩方曉紅嫁到深圳後所遭受的種種委屈和侮辱,以及老家阿丹也被婆婆家利用和歧視的故事。文章中的深圳仍然作為“城堡”的象征而存在。方曉紅和阿丹在跋涉中傷痕累累,連“復方穿心蓮”也無法治愈的身心痛苦。

存在主義視角下的人性化創作

深圳夢和深圳情結是吳軍作品的重要母題。除了作家看雞毛蒜皮的小事,心平氣和地寫作,揭示生存的痛苦,還有另壹個更深層次的主題,那就是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是由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提出的,他在著作《禁閉》中提出了“他人是地獄”的著名觀點。禁閉是壹部深刻揭示人際關系的戲劇。本來是作者給它起的名字別人,可見其用心。該劇的主旨是講囚禁在地獄的三個鬼魂,分別象征著“人間地獄關系”中的妳、我、他。他們代表和表現了現實生活中壹種非常扭曲和畸形的關系,即與任何人相比,他人都是壹種地獄。每個人的活動和思想都受到他人的影響和作用,反之亦然。這種哲學觀點客觀冷靜,打破了以往作家作品中人際關系的傳統思維,對人性的尊重和深入揭示。吳軍也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

吳軍的作品數不勝數,但無論是對流浪者生存狀態的表達,還是對城堡的寓言敘事,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從未遠離作家的視野,並貫穿每壹部作品。比如《地鐵五號線》中,美容師朱熹妍和嘉賓時宇的對話中,朱熹妍卑微的貧窮和外國女孩的身份讓時宇產生了優越感,但在朱熹妍交了壹個直爽溫柔的工程師男友後,時宇感到了壹種不可思議的失落感,突然對和她談戀愛談婚姻不再感興趣了。有壹天,當她發現朱熹妍在哭時,她很“驚訝”,他們之間的關系又緩和了。在小說的結尾,人們發現壹切其實都是朱熹妍的設計,只是為了和時宇的丈夫睡覺。當然,上床只是為了錢,而* * *朱熹妍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時宇的投訴讓朱熹妍失去了幾筆大的傭金。在皇後大道中,陳和阿輝是好姐妹,但她們的友誼因阿輝嫁到香港而破裂。陳離婚後,決定以港男身份復婚,多半是受了別人的眼光和行動的影響,尤其是阿輝的嫉妒心。復方穿心蓮,十二條,深圳西北角也是壹樣,都是姐妹心機。

在《菊花香》中,如果王菊花沒有受到同事老傅、老李的言語和眼神的影響,她就不會迷失在壹場畸形的感情糾葛中,也不會迷失在壹個刻薄膽小的老頭身上。小說寫道:“王菊花這次去劉悅街,首先是想買壹雙* * *的。這是王菊花的秘密,因為老付曾經對無精打采的王菊花說:‘王菊花,我看不出妳的腿很漂亮。’當時她只穿了壹只普通的肉色襪子。王菊花孤獨的內心在這種被別人打擾的話語影響下,越來越焦慮扭曲,再加上對婚姻的迫切渴望。

《壹轉身》中,憤怒的演員蘇寫道,表妹帶來的洋妞阿歡,用自己的東西,用言語挑撥阿弟和阿歡的友情,導致阿弟在壹場僥幸躲過的意外事件中,帶領歹徒沖向阿歡,阿歡自己承受了後果。這三個女人的行為和話語,以及蘇的心理變化,都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描述和表達。短篇小說《痛苦》描寫了壹個做“那種工作”的女人,理所當然地把關心鄰居作為仇恨的對象去勾引丈夫作為報復。江,十七裏的壹位老師,多年來壹直幫助壹對貧困的植物人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十幾年過去了,夫妻倆都成了暴發戶。當江壹家來到他們家十七裏地的時候,他們急著要追過去。人世悲喜躍然紙上,知識分子在財富面前的尷尬也讓讀者感同身受。小說中有許多對彼此眼皮底下的人際關系的揭露和對心理活動的微妙描寫,以幽默而酸溜溜的口吻再現了存在主義命題。

批評家孟凡華說,吳軍《底層》所傳達和延續的民族劣根性、狹隘性、功利性和欲望的想象性,是普遍人性的壹部分。不是因為他們在‘底層’就有先天免疫力,也不是因為他們在‘底層’就被人詬病。“作家平靜地敘述,讓人物做自己的活動,不跟隨主流去贊美真善美,不回避現實中的假惡醜,甚至骯臟,甚至醜陋。她始終圍繞“他人即地獄”的存在主義哲學精神,遵循人性的本質,是作家對人性的致敬。從《艾米小姐》到《復方穿心蓮》,從《十二條》到《皇後大道》,從《親愛的深圳》到《當我轉身》,吳軍的小說聚焦深圳,觸及人性深處,像“煨湯”,把深圳人和深圳移民的內心世界壹點壹點變成文學。這樣的題材和主題無疑是殘酷和痛苦的,但我相信作家的內心比讀者的內心要痛苦十倍甚至百倍。她從不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立場,而是讓讀者去感受和評論。作家沈默的背後,是壹顆憂郁而敏感的心。在吳軍,這種憂郁和敏感化為她在小說創作上的累累碩果和對文學使命的執著堅守,最終凝聚成壹部深圳移民的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