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
1991至2001期間，日本編輯出版學校和上海出版印刷學院在東京和上海輪流舉辦了七次“日中/中日校際出版教育學術交流會”。可以說，這次“交流會”是富有成果的。不僅交流了兩國的出版教育，還交流了兩國的出版現狀，探討了兩國出版交流的歷史。通過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也為日中友好做出了貢獻。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學院交流的機會，出現在吉田當年的上海之行。65438年至0990年，應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邀請，吉田先生作為日本出版學會的會員，赴中國北京和Xi安，參加了“日本出版情況報告會”。回國途中，他以個人身份訪問了上海，受到當時上海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趙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學院院長容英先生的熱情接待。借此機會，吉田不僅參觀了上海出版印刷學院，還代表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其達成了相互交流的諒解。
1991年，第壹次交流會在東京舉行。在中國的與會者有上海出版印刷學院院長、出版部主任、上海新聞出版局翻譯李。在這次交流會上，兩校簽署了成為姐妹學校的協議，並決定每年舉行壹次交流會，會議地點在東京和上海輪流舉行。就這樣，到1994，已經開了四次交流會。1991到1994這段時間是兩所大學的第壹次交流時期。杜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後，分別於1997、1999、2001三次召開交流會。到目前為止，雙方已經舉行了7次交流會，其中4次在東京，3次在上海。
交流會的名稱，前四屆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會”；從第五屆1997改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
二
在第壹次交流會上，雙方主要介紹了各自關於出版教育的信息。日本吉田康彥作了題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幹問題”的演講，中國* * *容英作了題為“上海出版印刷學院的成立與中國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講。第二次交流會沒有特別設定統壹的主題。隨著交流的發展和雙方了解的加深，交流的話題由雙方協商提前設定(見下表)。從歷屆交流會發表的論文來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歷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統計
在主題時間和地點交換的論文數量
第壹場雙方介紹各自情況1991 6月8日~ 10日本東京1中文1。
第二屆從1992年4月27日至28日在中國和上海有4篇中國文章和5篇日本文章。
90年代第三次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和中國的出版社和圖書出版流程現狀1993 10 10月16 ~ 18日本東京1中國3。
市場經濟中的第四屆出版與出版教育1994 65438+10月31 ~ 165438+10月1中國，上海，8篇中文，7篇日文。
第五(1)計算機化開發與出版教育；(2)出版商的職能教育和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1997年6月7-9日日本東京，日文7篇，中文8篇。
6世紀出版與出版教育21世紀1999 65438+10月27 ~ 30日，中國，上海，4篇中文，4篇日文。
第七屆出版教育會議新世紀及其背景2001 1 10月13 ~ 15東京日本1中文6篇。
首先，與日本不同的是，中方提交的“中國出版教育現狀”的論文很多，很清楚地反映了中國將出版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促進出版人才培養的國情。在中國，由於1966到1976的“文化大革命”，各方面都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出版印刷業也不例外。撥亂反正之後，和其他行業壹樣，人才培養也是出版印刷行業首要而迫切的問題。在此，不妨以65438年至0990年赴日的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原副所長呂本瑞先生的報告為佐證:“自65438年至0979年，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重視經濟建設，出版教育被放在了突出的戰略地位。”“隨著整個出版業的發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步發展。從1979到1989，出版社數量從129增加到536家，出版社從業人員從1000左右增加到近40000人。其中編輯約占47.1%。根據人才需求預測，1995需要補充1000名編輯。”當時1990，“在大學教育中，全國已有20所大學開設了編輯、出版、發行、裝訂專業”(摘自《日本出版學會會刊》第72期，1991)。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多篇是關於“中國出版教育的特點與發展”(施·)的論文。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傳統的出版教育將編輯、出版和發行(銷售)嚴格分開，目標是培養這些環節的人才。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和出版業數字化的發展，中國的出版教育正在向培養具有多媒體應用能力的人才轉變。上海出版印刷學院和其他從事出版教育的學校(學院、系、專業)之所以招生好，分布好，就在於工科、文科、藝術相結合，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適應知識經濟要求，拓寬出版印刷人才培養視野”(江采梅)就是壹個典型的描述。
第三，在中國提交的論文中，有很多關於“過渡期”的論文。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到90年代上半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從《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圖書出版業》(唐·、)和《中國圖書發行新格局的特點和趨勢》(孫國明)可以看出，當時出版社本身只從事出版物的生產，而出版物的印刷和銷售數量由國有新華書店決定。出版社自己決定印刷專輯的數量，銷售不僅通過新華書店，還通過自己的銷售渠道——也就是從所謂的“純生產”到“生產經營”的劇烈變化時期。談“市場經濟”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不會有特別的感覺。但在長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之前，需要倡導觀念的轉變，做好制度變革的準備。不僅如此，從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判斷的角度來看，出版物等“意識形態商品”也不是簡單的買賣。對於新形勢、新問題、新變化，中國出版教育天然敏感，甚至超前。比如《從提高圖書綜合質量入手改進出版教育》(李騰)的問題，可以認為是抓住了“轉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相比之下，日本論文主要是盡可能詳細地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在所有的七次交流會中，有兩次主要介紹了日本的出版情況。第三次壹次，第七次壹次。
在主題為“日本的圖書出版社——工作與結構”的第三次交流會上，日本編輯學校根據之前國內發來的問題，按照“國家與出版管理”、“出版”、“發行”三個部分，設計了35個問題，由我校11老師回答。像這樣寫壹篇介紹日本出版社情況的報告(論文)，在日本也是第壹次嘗試。本次交流會的成果被翻譯成中文1998，由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原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編輯學會會長柳高先生作序。
在主題為“日本出版業——檢驗10年來的結構變化”的第七次交流會上，我主要向中方介紹了在泡沫經濟破滅和數字化發展的影響下，日本出版業發生的巨大變化。報告(論文)由日本編輯學校老師和日本出版界相關人士***14人撰寫。這些報告分別回顧了出版業包括相關產業在過去10年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的發展趨勢。
從1991到2001，10中有8年“* * *合寫”綜合報道，如果沒有與中國交流的機會，這本來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些“綜合報告”具有深遠的意義。
盡管兩國報告的背景不同，但涉及的問題仍有相似之處。比如出版和出版教育中的數字化。數字化可以說是壹個全球性問題。然而，在討論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數字化和出版時，以及在討論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在線實時出版時，考慮到兩國不同的國情，這兩個國家在傳統圖書出版業務方面也有著悠久的歷史，並考慮到日本經濟衰退和中國經濟崛起的兩大格局，異同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說10第七屆交流會只有壹個大主題，那就是“交流”。第七次交流會上，還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論文數量雖少，質量卻很高。圍繞商務印書館的誕生和發展，對中國近代出版發源地上海與日本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既新又難，顯示了作者的學術勇氣和卓越才華。另壹方面，東京和上海兩所大學的交流也只是這段歷史的延續。因此，可以認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現實意義，也有象征意義。
三
隨著東京和上海繼續相互舉行交流會議，他們的友誼加深了。筆者認為，“出版教育與研究”之花雖然盛開，但其實是日中友好的果實。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過去的時期是未來的逗號。筆者堅信，日中出版教育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今後仍將繼續，任何時候都不會終止。
日中兩校的交流意義深遠，本文的記述只能算是壹個開始，有待日中親歷者和見證者的充實。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凍結”的過去歷史中走出來，為未來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