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本世紀已知的關於“陸棄燈”的最早記錄。它所謂的“純生於紅樓夢”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至於《陸棄登》之所以沒有廣為流傳，其原因並不是沒有人出版過。然而，這種描述至少表明學者們對這部小說產生了興趣。20世紀30年代，孫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收錄了《歧路燈》，孔有敬的《中國小說史料》也抄錄了小說考證材料。
1924年，洛陽清漪堂刊石《歧路燈》，***105次，前有楊茂生序，後有張青蓮跋。李綠園和他的《歧路燈》得到了介紹和高度評價。這是《歧路燈》的初版，在《歧路燈》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正如張青蓮在《後記》中所說:“忙得不可整理，只依原是錯誤的。”所以書裏的魚隨處可見，發行量還是不算廣。1927年，北京普社(景山書店)開始印刷出版《馮友蘭與馮兄妹》校對本，可惜只印了第壹冊26次，後面的就不見了。《普社》的排印本前有馮友蘭撰寫的長篇序言，對《歧路燈》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得失作了全面的評價。馮友蘭在序言中說:“路燈太道化了，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幸運的是，李綠園在書中寫的大部分內容與上述“意義”相反...他的筆，是道家的老師，描寫事物的能力還是蠻強的，而且含有很多刺。”馮友蘭對《陸棄燈》中所描寫的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公正客觀的評價，並對小說在語言(特別是河南話)的運用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贊賞。同年，馮友蘭還編著了《李綠園宮史超》；排版前有董作斌《李綠園傳》，對李綠園的生卒年、年表做了初步考證和校勘。馮、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和鄧近80年來最早的學術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由於印刷書籍的出現，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於是學術界開始發表研究論文，但有價值的專著並不多。其中，值得註意的有郭紹虞和朱自清的文章。1928開頭，郭紹虞在《文學周刊》第5卷第25期發表了壹篇題為《齊魯登概論》的論文。通過比較《歧路燈》與《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得出的結論是:《歧路燈》也優於《紅樓夢》和《儒林外史》。郭紹虞稱贊“李綠園有能力在頻繁的會談中說明真相，並讓人覺得這不是頻繁的會談。”。意思很清楚但文字不老，文字也不老，所以我覺得不清楚。這是他的困難，也是他的成功。這種成功全是因為他的精英思維和酷炫筆法，足以駕馭這種無聊的題材。”同年年底，朱自清在《將軍》第6卷第4期上發表了壹篇題為《歧路燈》的文章，認為《歧路燈》和《紅樓夢》是“中國僅有的兩部可以稱之為真正小說的小說”。朱自清的觀點與大致相同，尤其是對鄧在情節結構上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全書滴水不漏，圓如圓，沒有臃腫和斷斷續續的問題”，“在結構上，它是中國唯壹真正的小說。”在文章的最後，朱自清說，“如果我估算壹下這本書的總價值，我認為它僅次於《紅樓夢》，能與《儒林外史》並駕齊驅。“另外，4月23日1928，《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匿名文章《評《歧路燈》，對《歧路燈》的人物塑造、社會生活描寫和語言大加贊賞，認為是“寫現實主義最好的作品”。徐玉諾不僅幫助馮友蘭搜集了有關李綠園和《歧路燈》的資料，還在《明天》第四期(1928 11)發表了《歧路燈》和李綠園先生的遺作。8月1929、14、明天第3卷第8期發表《墻角的夏天筆記(上)》，8月1929、16、明天第2卷第10期發表《墻角的夏天筆記》
郭紹虞、朱自清等人僅讀了蒲鵠排印學的第壹冊26遍，卻未能讀完全書。他們的觀點自然值得商榷，但代表了當時學術界對《歧路燈》的普遍看法，是本世紀《歧路燈》早期研究中頗具影響力的成果。但遺憾的是洛陽清逸堂的印刷數量太少，票社的排版沒有完成。在此後的四五十年間，雖然有人對《歧路燈》評價頗高，如李敏秀在《中州文選》的序言中稱贊《歧路燈》為“現代平民文學的先行者”，但鮮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燈》似乎又面臨著被“埋沒”的尷尬境地。直到20世紀60年代，河南學者欒星壹直致力於尋找《歧路燈》的筆記，收集有關李綠園和《歧路燈》的研究資料。欒星在20世紀70年代花了十年的精力完成了《歧路燈》的校對工作，並編成了《歧路燈研究資料》壹書。因為當時不好出版，直到1980中州書畫社(現中州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欒星派的註釋版，1982才出版了《齊魯燈》的研究資料。欒星以清乾隆末年鈔本《陸棄鄧》為原稿，參考其其他版本(見清代鄧鈔本、民國過錄本、清義堂釋印本、普社印本***11)，將全書修訂為108次，並對俚語、俚語作了千余條註釋。《齊魯登研究資料》壹書分為《李綠園傳》、《李綠園詩集》、《齊魯登筆記》三部分，後附附錄:李綠園家訓81。這本書提供了關於李綠園的家庭生活，朋友，作品和《歧路燈》研究的寶貴信息。收集比較完整，編排比較合理，並詳細註明出處，受到研究者的歡迎。
欒星派註釋的《陸棄登》出版後，立即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引起熱烈反響。中國大陸的《光明日報》、《文匯報》，臺灣的《聯合報》，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報紙，紛紛以《被埋沒了200多年的文言白話小說鄧》、《被埋沒了200多年的小說鄧氏再世》為題進行報道，被譽為《紅樓夢》之外的又壹力作。隨後，壹些學者在各種報紙或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對鄧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981年、1982年、1984年，在河南鄭州、洛陽、開封召開了三次《歧路燈》學術研討會。中州古籍出版社分別於1982年和1984年編輯出版了兩本《歧路燈》。此外，還有許多論文分散在各種出版物中。據不完全統計，從1928到1983結束，在各類報刊上發表的研究論文(包括少數報道文章)約有110篇。這些論文對李綠園的人生思想、《過馬路燈》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成就如結構、人物、語言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壹些學者對小說所表達的教育思想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或者對清代康乾時期開封的城市經濟、相關戲曲的描寫以及小說所反映的民俗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由於李綠園思想內容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學者們的研究涉及面很廣，形成了不同的觀點。
這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壹是認為《歧路燈》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是平庸之作，根本不能與《儒林外史》相提並論；二是認為《歧路燈》是中國古代優秀小說，與《儒林外史》平起平坐。第三種觀點比較平和，認為《歧路燈》不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壹流名著，應該是二流作品，但還是比較成功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持否定觀點者，可以蘭陵的文章《葬論質疑》(見《論路燈(壹)》)為代表。溫嵐認為:“的創作思想確實是中國古代小說傳統現實主義精神的壹大倒退，它極大地發展了《金瓶梅》中獨創的說教因素，開創了人間小說，使人間小說的發展分道揚鑣”，“鄧確實是要宣揚道統，把這種腐朽思想當作人生的燈塔”，“作為文學欣賞的對象， 《陸棄鄧》“能使人讀之愉快”，“是壹部思想平庸、藝術平庸的古代小說”，正如《醒世姻緣傳》壹樣，“就其思想的落後和藝術的平庸而言，‘是平等的，各有短處，難以抗衡’”。 它們是同壹創作思潮的產物，是‘人間小說’發展中夾雜著更多泥沙和腐臭的濁流。其評價之低，在當時的學者中可能沒有第二個人。持肯定觀點者，可以張國光的長文《中國古代的教育詩與社會風俗畫》(見《論路燈(上)》)為代表。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反駁蘭陵對葬論的質疑而寫的，副標題是《歧路燈新論》和《葬論質疑評議》。張聞對溫嵐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歧路燈》提出了積極的評價。張文認為《陸棄登》是壹部值得學習的教育小說，“不僅是壹位小說家，還是壹位思想家、教育家”，稱贊《陸棄登》是中國古代的風俗畫，指出登在藝術結構、人物塑造、語言運用、人物刻畫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並認為“作者主要是張文的結論是《歧路燈》是壹部思想水平和藝術成就都很高的古代小說”，“在反映封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揭露當時鬼怪的醜惡本質方面超越了前者(紅樓夢)”。 張文建議，這本“被埋沒了200多年的優秀古典小說”應該讓家長和年輕人讀壹讀，研究文學史的人更有必要讀壹讀。”因為它確實可以算是壹部新挖掘出來的有價值的古代小說，即使不能與後世的《紅樓夢》並駕齊驅，也足以讓學人與之相提並論。如此高的評價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是罕見的。至於中間觀點，則可以任、範寧等人的文章為代表。任在《齊魯登漫談》(見《齊魯登叢書》卷壹)壹文中認為，“如果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列為壹流，那麽《齊魯登》就不能不屬於二流。因為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比前兩本書遜色不少，但對《歧路燈》的成就也是積極評價的，指出“畢竟《歧路燈》是壹部社會閱歷深厚、各方面知識豐富的傑作...因此，作者對清朝中期的政治事務、科舉考試和社會風俗細致入微...因此，它應該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壹定的地位。".範寧的《歧路燈反思》(見《歧路燈》系列(二))也認為“歧路燈整個思想主題並不出彩，人物塑造也不是很成功，但它記錄了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中下層人民的思想狀況，涉及面很廣...讀者可以從中看出，封建社會是壹個徹頭徹尾的人間地獄”。實際上，任文和範文主要是對小說《陸棄登》的認知價值進行了肯定，但並不同意將其視為壹流佳作。
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它畢竟反映了學術界對《歧路燈》的關註和熱情，這對於李綠園和《歧路燈》的研究來說無疑是壹個好現象。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到了80年代後期，這種帶有學術氛圍的熱鬧局面逐漸歸於平靜。直到今天，雖然中國大陸學術界不時有關於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的論文發表，杜貴臣在1992出版了《李綠園與《歧路燈》(遼寧教育出版社)壹書，但終究沒有成為有影響的學術研究熱點。
同時，中國大陸、臺灣省和香港的學術界也對《歧路燈》給予了壹定程度的關註。欒星派註釋版出版時，似乎臺灣省和香港的熱情比大陸高，評價幾乎是壹致的贊揚和肯定。20世紀80年代，臺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比中國大陸的還多。但學者發表的研究論文相對平靜平和。如臺灣省《中國時報》6月1983+10月13發表的王小連的文章《齊魯登的重新發現與重新評價》認為:“這部被埋沒了200多年的小說頗具可讀性，但充其量只能與另壹部同類小說《海市蜃樓》平起平坐；把它列為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並列的清代三大小說，未免有些誇張。”此外，臺灣地區壹些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也以《陸棄登》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學位論文。如臺灣省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陳翠芬、輔仁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鄭在良(韓國)，分別以《齊魯燈研究》為學位論文，在1986、1988取得碩士學位。鄭在亮回到韓國後，在中國小說研究會等刊物上發表了論文，引起了韓國學者的興趣。值得壹提的是，1986臺灣省師大書店有限公司出版了吳秀玉的《李綠園及其《齊魯登》壹書。吳秀玉對這項工作充滿熱情。她五次到達河南，兩次去貴州，搜集資料，訪問學者。歷經五年寒暑，她寫了這本書，三十多萬字。該書共分七章，對李綠園的家世、生平事跡、著述、《歧路燈》的流傳、寫作背景、思想內容、創作藝術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考察和論述，資料翔實，可以說超過了以往任何壹部《歧路燈》研究著作。這是我國出版的第壹部研究《歧路燈》的專著，但在中國大陸似乎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回顧近80年來的《歧路燈》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學術界對《歧路燈》的評價普遍不高，主要是認為其思想守舊，道學色彩濃厚，專門傳道，不具備反封建的光輝，但對其在反映生活的廣泛性、描寫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情節結構等方面的成就還是給予了壹定程度的肯定。這期間，除了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的兩次小高潮，似乎很少有學者願意深入研究，這對於壹部個性獨特的小說來說，似乎有點遺憾。但據說南師大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以《齊魯燈研究》為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無疑是個好消息。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研究李綠園和《路燈》，從而推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全面、深入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