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再恐懼平庸的生活》
——對沈念的訪談
張翔武沈念
張翔武（以下簡稱張）：妳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和工作分得很開嗎？比如妳以前是教師，就很少寫校園題材的小說或者散文，以後會寫嗎？
沈念（以下簡稱沈）：是的，我在那所紡織廠子弟學校裏呆了十年半時間，直到最近才離開，但我幾乎沒怎麽去描述這段生活，這並不遺憾，也許是想讓它在時間的長河中多沈澱吧。以後，就看何時這段記憶被喚醒，跳到我的手心來。
張：妳現在做記者了，覺得這壹行業對妳的文學創作有無影響，比如在語言上？國內蕭乾先生就是做過記者的，歐美作家如艾·辛格、海明威、伯恩哈德、狄蘭·托馬斯都是記者出身，他們在文風上多少有職業上的影響。
沈：做記者，生活面的開闊無須贅言，雖然暫時感覺不到給創作帶來了什麽新的東西，但多年後它的意義會彰顯得更加突出，我有這個信心。關於語言及今後的文風，我現在也不好說，留待以後再說吧。新聞寫作肯定同文學有所區別，但也不是完全分隔的，它們有內在的聯系，我會努力建立兩者間的壹種和諧關系。眼下我考慮多的就是如何把新聞做好。
張：喜歡流行的事物嗎？比如音樂啊、暢銷書啊、大片之類。
沈： 我從不拒絕流行，但我會有選擇地接納它們。我經常去買碟，不少優秀的電影都給我諸多啟示，如觀察事物的角度、對未知生活的了解、對人物內心的深度刻畫、對多重人性的剖析等等。我喜歡視覺藝術所帶來的沖擊力，它們有時會比文字來得更直接更有力量。
張：妳好像很喜歡酒吧、咖啡館生活，在妳的作品中那似乎是經常的出沒之地？
沈：呵呵。在我人生的某個時間段裏，我是常去那些地方。先聲明我的酒量很差，但我喜歡上那裏看別人喝酒，聽別人說話。因為人只有在喝了酒，興奮之後才會說出心裏話。半年前，我認識壹個搞音樂的朋友，三十好幾了，非常熱愛音樂。我與他談以前常去的西雅圖酒吧，談那裏的惰性無素樂隊和壹個女歌手，談我的幾次遭遇，沒想到他就是樂隊的主唱之壹。於是我們之間無話不談，距離感壹下消失了。那時我喜歡泡西雅圖的主要原因就是那裏的搖滾音樂，那種可以跟著搖滾音樂壹起抒發快樂與憂傷還有痛苦的氛圍格外令人迷戀，可能這都是青春這場“瘟疫”所帶來的。在那裏常常會看到不同姿態的青年男女，而我更多的是躲在壹個角落裏看著他們，就像壹個偷窺者。現在西雅圖關閉了，這座城市再也找不到這樣壹個純粹的地方，要麽是壹夥夥打牌的茶吧，要麽是那些更混亂的搖吧，我都很長時間不去這些地方了，可能是青春的躁動不安離我遠去了吧。
張：什麽時候開始寫作？最初的動機是什麽？
沈：嚴格意義上說，我是從2000年才真正進入寫作狀態的，之前算是在塗鴉吧，2002到2005年有了質的飛躍。談不上有什麽動機，要說有也就是呆在工廠裏不甘寂寞，找不到人傾訴又急於傾訴，那就只有選擇寫作了。寫作看似是簡單的事情，只要壹張紙壹支筆就可以開始了。但沒想到的是，寫作其實是讓壹個人陷入更深沈更闊大的寂寞之中，但時至今日，已經喜歡上了這事情，從無意識變成有意識的了。喜歡上了，甩也甩不掉。喜歡就去做，能不能做好那是另壹回事。歸根到底，其實我是為了不再恐懼平庸的生活，我選擇了寫作，寫作也選擇了我。
張：妳說寫作讓妳陷入更深沈更闊大的寂寞之中，如何走過來的？
沈：這十年的寫作穿插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想什麽，就是朝前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去考慮寫作之外的東西。我躲在那個偏僻的地方，卻壹直深感幸運之神的眷顧，那就是文學界很多老師和朋友的關心無時不在，這種厚愛也變成了我前進的推動力。我的幸運讓我銘心刻骨，只有默默地感恩，希冀未來的歲月與他們的心靈無界限無時限地交往。
有人說，這十年其實妳只做了壹件事。我壹想也是，希望以後能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努力做得更好些。
張：我覺得妳的的性格還是屬溫和那類，在妳的小說中有很大的投影，語言是平穩的，縱然故事有的時候曲折，甚至離奇。
沈：壹個人寫什麽同他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歷是息息相關的，我之所以寫成這樣，多數是受生活基礎這個先決因素影響。我的寫作首先是面對日常生活本身，而且是最沈靜的部分，當然離不開沈靜之外的想象，是那種奇奇怪怪的意念的行走，給我的文字註入了與個人氣質完全不同的另類元素。
張：妳的小說散文很多都有些意象化，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來，比如《銅鏡》、《沒有對象的牙齒》、《巢》、《斷指》、《水印的〈聖經〉》、《壹樹悲涼》，妳是否是有意識的？
沈：有些命題和作品構思是在醞釀過程中不斷湧現、顛覆、創造的，可能就是妳所說的意象化問題。壹語以概之，就是靈感的閃現。從另外壹個角度來說，我自認為是個不會講故事的人，也就只有揚長避短，在別的方面多做文章。其實好的“意象”在文本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營造壹個和諧氛圍，讓意象更典型，更能深刻揭示作者內心要表達的東西。
張：在對小說的態度上，妳更喜歡故事本身，還是故事的敘述技巧，比如語言風格、結構之類的？
沈：很長時間以來，糾纏作家們的無非是“寫什麽”和“怎麽寫”的問題，我以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老題材可以有新寫法，新題材不留神就成了老腔調。壹切皆有可能。談到技巧，我想到作家劉恪寫過本《現代小說技巧講堂》，裏面分析歸納了古今中外的壹些經典作品的技巧，內容相當豐富，年輕作者讀壹讀是相當受益的。
我個人以為，在掌握了壹些寫作技巧後，寫出什麽樣的效果，就不止是技巧問題，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身的內涵。壹個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人無論怎麽使用新的技巧，也只是在炫技，外表華美裏面空蕩。我現在對自己在這方面也越來越警醒，不想成為徒有外表的空心人。駕馭好技巧其實就是為壹個優秀文本服務的。我非常渴望能在閱歷這壹塊多加彌補，同時能熟練地運用各種技巧，使自己的作品更加豐滿起來。
張：我覺得壹個高明的作家是將自己的觀念、技巧消化，隱藏得不露痕跡，而通過小說本身的故事、細節來呈現這些東西，妳覺得呢？
沈：是的，故事存在著多種敘述的可能性，高明的作家在講述時，往往充滿盅惑之魅，令讀者印象深刻。這種盅惑，也是細節產生的力量。好小說肯定有精彩的細節，這也是考驗壹個作家的綜合素質。我讀壹些經典作品，就發現諸多妙不可言之處，反復思考，還會挖掘出更多啟示。有時讀到某處，我就想接下去他會如何寫呢？若發現他的謀篇超出我的想象之外，此時我會變得非常激動，對這個作家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有時會無比嫉妒，我怎麽就想不到呢，真是太神了。
張：妳曾經閱讀了哪些作家的作品？妳覺得他們對妳有什麽影響嗎？
沈：我讀書相當雜亂，是那種“風吹哪頁讀哪頁”的閱讀。相對來說，還是讀西方作品多些。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我租居在壹幢舊樓頂層，夏天像個蒸籠酷熱無比，那個暑假我就在大汗淋漓之中讀博爾赫斯全集中的小說卷，壹字不漏。現在想，如果不是在讀書，那種日子簡直是無法忍受的。包括後來讀馬爾克斯、卡夫卡、卡爾維諾、海明威、喬伊斯等人作品，閱讀背景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而其作品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寫作。國內就我閱讀所限，喜歡沈從文、廢名、郁達夫，還有韓少功、莫言、殘雪、余華、蘇童等人。
身邊打過交道的作家中我非常欽佩劉恪、陳啟文，他們無論是人品還是作品都對我觸動很大。像劉恪，在我眼中簡直是過著壹種文學聖徒式的生活，除了外出和授課，整天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埋頭寫，有時打電話過去，他的聲音像是從洞穴裏傳出來的，後來問他，他說是很長時間不與壹個人說話的原因。他和作家陳啟文都很關心湖南的年輕寫作者，我壹直以他們為自己的精神坐標。
張：閱讀和體驗，妳更傾向於哪方面？在妳的小說、散文裏，有個人內心的投影，也有個人經歷，也有閱讀帶來的想象，妳更喜歡走哪壹條路？妳的寫作有計劃嗎？
沈：都很重要。這也印證了中國的古諺：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我希望自己能將二者有機地融合。關於個人寫作，我是個沒有計劃的人，也從來不逼迫自己。壹個題材被我相中了，就會在心裏壹直醞釀著，直到那種沖動壓抑不住了，才會動筆。在我心裏，水到渠成才會產生好作品。
張：妳在散文《詞語的鳥群·迷失》提到自己1999年底去長沙問路而毫無所獲的處境——迷失，這是壹件生活中的小事，但在人生中有普遍的象征意義。妳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拿之與卡夫卡的《算了吧》比較，顯然有遭遇相似之處，妳的無奈是找不到去路，緣於個人的困境，而卡夫卡筆下“我”的處境卻是所有人的處境，他強調的是人類普遍感到沒有出路的心態。在妳的《小木匠》裏，妳用小木匠胡水笙的故事與巴西作家羅薩的短篇小說《第三河岸》進行比較，巴氏的作品傳達兒子是父親的第三條河岸，妳的這篇散文講敘了小木匠水笙是為了未出生的兒子而寧願呆在河裏離群索居，前者中兒子的力量來自親情，對父親的關愛和崇拜，後者中父親的力量來自於生殖，這些比較有很多的相同，也有很大的不同，妳是有意識地將這些類似處境——文本中的個人處境與現實中個人的處境拿來比較嗎？
沈：可以這麽說，妳看得很準。不管此地還是彼地，此時抑或彼時，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肉體抑或精神，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糾纏不休的問題，大多是相似相通的。人，就是文學永恒的主題。每壹個寫作者都是圍繞著“人”進行著不同的書寫。這也讓我想到博爾赫斯壹句讖語似的話：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在寫著同壹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