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家絕唱：司馬遷著就 千古佳作
兩千多年前，壹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卻“不墮淩雲之誌”，以血作墨，心靈為紙，完成了堪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歷史巨作。這就是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不過，“史家之絕唱”是贊《史記》“空前絕後”，還是指司馬遷“絕筆之作”？“無韻之離騷”是稱《史記》文采斐然，還是說司馬遷滿腹牢騷？壹位普通史官與壹部曠世之作，是什麽將他們融成壹體？誰啟動了《史記》的千古盛大？又是誰改變了司馬遷的壹生？
《史記》記載了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約兩千多年的歷史，開創了中國史傳文學的先河。在《史記》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只有兩類，壹類是編年體，按年代來記述歷史，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左傳》；另壹類是國別體，按國家來記載歷史，比如《國語》《戰國策》。所謂紀傳體就是以人物為中心來記述歷史，《史記》是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從《史記》以後，中國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史記》是紀傳體通史，而其他諸史都是紀傳體斷代史，就是壹個朝代壹個朝代、各自獨立的歷史。
無與倫比的通史巨著
《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它與其他各史相比明顯高出壹籌。重要差別有三點：
第壹，《史記》飽含愛憎。
實錄難，飽含愛憎的實錄更難。本來，壹個史學家面對歷史，只需客觀公正地記述，不要求抒發感情；但是《史記》往往飽含作者強烈的愛憎之情，特別對壹些悲劇人物，像《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李廣，司馬遷都寫得悲歌慷慨，蕩氣回腸；而對他憎惡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傳》裏的公孫弘，則不惜筆墨，從不同的側面給予揭露抨擊。
值得壹提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批判最尖銳的兩個人：壹個是大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壹個是和他同時代的君主漢武帝。司馬遷寫劉邦廣招賢才，最終成就大業；更寫他心胸狹隘，殺戮功臣，語言粗俗等諸多不良行為。對漢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開國皇帝，指斥當朝君王；如此書寫，往還千年，也鮮有聽聞。
第二，《史記》文采斐然。
《史記》片段之壹《鴻門宴》，被選為我國高中語文課本的傳統教材長達半個多世紀，大家津津樂道的就是它的文學魅力。文章壹開始，寫項羽“大怒”，表現了項羽在秦亡之後，看不清自己和劉邦的關系已由並肩作戰的友軍，轉為互爭天下的敵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纖毫畢現、栩栩如生，儼然壹部小說，竟令很多人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其實，《鴻門宴》在歷史上確有其事。縱觀《史記》洋洋灑灑五十三萬言，此類描述，比比皆是。對於人物的刻畫、場景的描寫、事件的記述，司馬遷都顯示出高超、多樣的文學技藝。
第三，《史記》平民視角。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平頭百姓不入史，這是《史記》之前的壹定之規。但是，到了司馬遷這裏，“雞鳴狗盜”之徒也有了壹席之地。《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寫的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或忠義，或智慧，五彩斑斕，妙趣橫生，以至於有學者認為這些篇目就是中國通俗文學的鼻祖。
司馬遷非常善於尋找壹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聞樂見的傳主。正是《史記》的不拘壹格，填補了我國古代人物史上的許多空白。隨手舉兩個例子。《論語》記載孔子的言行，司馬遷在《史記》裏專門寫了壹個《孔子世家》，第壹次完整地勾畫了孔子的壹生，這是迄今為止有關孔子第壹篇、也是最權威的壹篇人物傳記。中國人歷來講究“知人論世”，所以，今天要讀《論語》，首先要讀《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確地解讀《論語》。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偉大的詩人，但是，在《史記》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沒有屈原的記載，有些人竟以此否認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才印證了中國歷史確有壹個忠直愛國、九死不悔的屈原。
化奇恥大辱為傳世經典
當然，司馬遷也自視甚高，自稱寫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是什麽給了平凡文弱的司馬遷如此強大的自信心，完成這樣壹部著作？是命運的眷顧，還是另有原因？
司馬遷出生於壹個普通史官家庭，父親司馬談曾有誌於撰寫壹部通史。司馬遷繼承父誌，為寫作《史記》做過充分準備：行萬裏路，師從名家，大量閱讀宮廷藏書。不過，這些經歷，在中國封建社會為數眾多的史官之中並無特別之處。
壹次突發事件改變了司馬遷的壹生，讓他真正懂得了何為“死而後生”，並從此完成了由壹位普通史官到偉大史家的根本性轉變。
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派李廣利率兵三萬出征匈奴，同時命李陵為李廣利的軍隊擔任後勤保障（將輜重）。但李陵提出，願意率領五千步兵單獨出征，以分匈奴之兵。
李陵之所以要求單獨出兵，原因有兩點：
壹是，出身、才能的對比。李陵是漢代名將李廣之孫，此前已屢建戰功，深得武帝信賴；而李廣利不過是武帝寵幸的殯妃——李夫人——的哥哥，靠著外戚身份才當上領兵統帥。
《西遊記》中“妳挑擔，我牽馬”之類的“輜重”活都是沙僧、豬八戒的事，開路先鋒只有孫悟空能夠擔當。現在，漢武帝分配李陵為壹個庸才將軍李廣利搞後勤，無異於孫悟空給豬八戒打雜。李陵自然壹百個不願意，所謂分匈奴之兵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希望獨當壹面。
二是，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雖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荊楚勇士，健壯剽悍、驍勇善戰，因而李陵十分有信心。
漢武帝看到李陵不願為李廣利做後勤保障，就對李陵交代：我可沒有那麽多騎兵派給妳！言外之意，妳只能帶妳那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毫不猶豫：我就帶下屬五千步兵出征！
漢武帝並不放心，下令讓路博德率兵接應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願當豬八戒。於是，他向漢武帝報告說：現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馬最強壯的時候，不適合與匈奴作戰，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願意和李陵各帶五千人，合擊匈奴！——又壹個要單獨出征的人！
漢武帝看到奏章，沒有想到路博德不願意為李陵做後衛，反而懷疑李陵說了大話之後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寫這份報告。於是武帝龍顏大怒，逼著李陵立即出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李陵踏上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順利，沒有遇到匈奴的主力，壹路勢如破竹；還派人回到朝中，畫出戰地圖，向武帝匯報勝況。
但是，後來的形勢急轉直下，李陵的五千騎兵與匈奴單於的三萬騎兵正面遭遇。
面對三萬強敵，李陵毫不膽怯，沈著應戰，殺敵甚眾。
匈奴萬萬沒有想到，對方區區數千步兵竟這麽能打！大單於立即召左右賢王的八萬精兵圍攻李陵。面對十幾倍於自己的強敵，李陵自知寡不敵眾，於是，且戰且退，向漢朝邊境靠攏。
這時，匈奴經過與李陵的反復較量，已經難以支撐，也準備撤兵。
關鍵時刻，意外發生。李陵的壹個部下，因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單於透露了絕秘軍情：
李陵之軍並沒有後援，就算匈奴壹時攻他不下，拼體力、熬時間，李陵也撐不了多久。
李陵步兵的箭也快用完。而李陵壹部之所以以壹當十，就靠壹種可以連發的弓箭——弩機，它是普通弓箭的升級版本。弩機的箭將用盡，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勢盡去。
單於聞之，大喜過望，立即組織總攻。此時，李陵的軍隊處在山谷之中，匈奴的軍隊從兩邊的山上向下投大石塊，李陵所剩三千士兵死傷慘重，已無法繼續向邊境撤退。最終，李陵投降，僅四百多人逃歸。
滿朝文武聽說李陵投降，震驚無比。妳李陵不是別人，是名將李廣的孫子，是大漢的象征！戰敗就應“殺身成仁”！
此時，臉上已經掛不住的漢武帝強忍羞憤，詢問身邊的史官司馬遷，該如何看待這件事。司馬遷算不得大官，壹個太史令，吏祿只有六百石，卻直言以諫：
首先，李陵是壹位國士（只有壹國之中最優秀的人才可以稱之為國士）！他壹心想的就是報效國家。
另外，李陵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與數萬匈奴軍隊奮戰多日。雖然戰敗了，但是，他立下的戰功足以告慰天下。
再有，李陵這次迫於形勢“詐降”，他是留得壹命，日後見機報答漢朝。
司馬遷還未說完，逆耳之言已讓漢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將司馬遷投入監獄，定為死罪。
本來這場朝議是商量李陵之事，為什麽漢武帝要遷怒於司馬遷呢？
原來，漢武帝任命李廣利出征匈奴，本就懷有私心，想讓李廣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愛妃李夫人賣個人情。可是，李廣利這次率三萬軍隊出兵，殺敵壹萬多，損失近兩萬，這樣的戰果讓漢武帝無從加封。司馬遷此時盛贊李陵，在漢武帝看來，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責李廣利無能，諷刺他誤用李廣利。
司馬遷被捕入獄，定罪“誣上”。誣陷皇上，這是非常嚴重的罪名，當處死刑。司馬遷秉性耿直，貿然為李陵開脫，招來劫難。
漢武帝時代，觸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種選擇：壹是“伏法受誅”；二是拿錢免死；三是自請“宮刑”（指閹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錢免死需要五十萬，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拿不出五十萬為自己贖罪免死。因此，只剩下兩條路可供選擇：壹是死刑，二是“宮刑”。如果選擇死刑，已經開始著述的《史記》必將夭折；如果接受“宮刑”，壹個“刑余之人”，必將被天下人恥笑為貪生怕死。
司馬遷卻最終選擇了宮刑。
西漢時期，很多人甘願壹死也不願接受宮刑。司馬遷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慘烈的死更加可怕。因為：
身份另類，終身受辱。
接受宮刑之後，就成為不是太監的太監，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這對於壹個血性男人、壹位飽讀詩書的文人，都是奇恥大辱！
司馬遷最為可敬的壹點是，為了撰寫《史記》，決然選擇宮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極限。
“自宮”（自請宮刑）不僅僅是身體的傷殘，更是心靈深處永遠的傷痛。從此之後，羞辱與難堪將伴他壹生。用司馬遷的話說：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自宮”之後，他的腸子壹天到晚在轉，坐在家裏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該去哪裏；壹想到“自宮”的恥辱，背上的汗立刻將衣服浸透（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才命相違，動輒得咎。
司馬遷自視甚高，抱負極大。但是，“自宮”之後，即使有珠玉般的才華，聖賢般的品行，也因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為榮耀了（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司馬遷的“才”和“命”形成了極大的悖反，讓他深感錐痛，以至於“動而見尤，欲益反損”。動不動就受到無端指責；不做事則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見，司馬遷後半生背負著“自宮”的重負，如何孤苦飄零，無所適從！
偉大靈魂成就歷史地位
“自宮”之後，作為男人的司馬遷死了，作為士大夫的司馬遷也死了，而激揚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備了壹種前所未有的認識，開始以飽受歧視的、社會最底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歷史。對那些是非成敗、灰飛煙滅、否泰強弱、日月盈虧，司馬遷難免生出壹種悲天憫人的感喟和智慧。從此，在他的筆下，不論是兒女情長的項羽，還是老謀深算的劉邦；是出使西域的張騫，還是抗匈建功的衛青；是工於心計的王美人，還是不露痕跡的漢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豐滿，這就是所謂“成壹家之言”。
這種改變後的“壹家之言”，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
1.生死觀。
膾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壹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源自司馬遷《報任安書》。而《史記》之重，亦重於泰山。司馬遷置屈辱、生死於腦後，成就史書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於泰山”的人生選擇。
《史記》有壹篇《季布列傳》寫道：
季布原是項羽手下的壹員虎將，多次打敗劉邦，劉邦對他恨之入骨。項羽兵敗自殺之後，劉邦懸賞千金捉拿季布，並且宣布：膽敢窩藏季布者滅三族。季布躲到當時的大俠朱家家中當奴隸。朱家為了營救季布，親自到京城拜見劉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嬰。朱家對夏侯嬰說：兩主相鬥，各為其主。季布作為項羽的部下，盡心盡責，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項羽的臣下都殺光嗎？如今，皇上剛得天下就報私仇，怎麽能顯示寬廣的胸懷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邊匈奴或者南方越人處，豈不是拿壯士資助漢朝的敵人？劉邦聽後，立即赦免了季布，並封季布為郎中（皇帝的侍從）。漢惠帝時，季布當了中郎將，阻止了呂後對匈奴用兵。漢文帝時，季布又擔任了河東太守，成為漢朝壹代名臣。
在《季布列傳》結尾，司馬遷說：在項羽那樣以勇猛著稱的名將面前，季布能憑自己的勇敢顯露名聲，可以稱得上是壯士。但是，季布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當奴隸，這是多大的恥辱啊！為什麽季布不選擇死亡呢？因為他認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當作是壹種恥辱，而希望有朝壹日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
可見，司馬遷對季布的認識、評價正是基於自己的切身體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終生追求，何懼屈辱？能成大事者，在這壹點上，概莫能外。
2.金錢觀。
司馬遷面臨宮刑之時其實還有另壹種選擇——以錢贖罪。武帝時期，許多參加對匈作戰的將領犯了死罪都以此買命。司馬遷拿不出五十萬錢而慘遭宮刑，這使司馬遷對金錢有了新的看法。
司馬遷繼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認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正當性，並且，提出了壹系列非常務實的觀點。
《史記·貨殖列傳》認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馬遷說：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為追逐利益而來。擁有壹方土地的王侯，還嫌自己不夠富有，何況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我們民族的傳統壹向重義輕利，儒家提倡安貧樂道，言利者會被人們不齒。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有壹段名言：
子曰：賢哉，回也！壹簞食，壹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子贊賞顏回安於清貧，也就同時貶斥了物欲和金錢。然而，不衣不食，何談禮儀廉恥！司馬遷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國歷史上，第壹次明確提出，人們追求物質利益是正當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
司馬遷刻畫歷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於，司馬遷從自己的經歷中讀懂了許多歷史人物，讀懂了許多他過去認識不深刻的東西。
從來史官對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馬遷是個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陳豨被逼造反。劉邦親率大軍平叛，呂後利用陳豨事件誅殺了韓信。劉邦得知韓信“謀反”被誅壹事後，派人拜丞相蕭何為相國，加封蕭何五千戶，還派五百士兵作為警衛。文武百官得知蕭何加封，紛紛前來祝賀。原秦朝東陵侯召平卻前來吊喪。蕭何大驚，詢問原因。召平說：相國的大難從此開始了！妳想，為什麽皇上在外風餐露宿地平叛，妳奉命鎮守關中，不受征戰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為韓信剛剛謀反，皇上懷疑妳也有反意，所以加封妳。希望妳不要接受任何封賞，把全部家財捐出來作為軍費，皇上壹定很高興。蕭何趕快依計行事。劉邦對蕭何的這種做法有什麽反應呢？《史記》中《蕭相國世家》寫了四個字：上乃大悅。
蕭何是什麽人？他是劉邦早年在沛縣時的上司，壹向對劉邦關愛有加。劉邦起兵反秦，蕭何帶領全族人壹直追隨劉邦。劉邦當了皇帝，功臣爭封，大臣們都主張曹參的功勞第壹；唯獨劉邦堅持蕭何的功勞第壹。劉邦說，所有的功臣都是獵狗（功狗），唯獨蕭何是指揮獵狗的獵人（功人）。（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可見，劉邦對蕭何多麽信任！但是，韓信事件之後，劉邦對蕭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悅”四個字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劉邦對開國功臣的猜忌之心。把壹個開國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獨《史記》能做到！
唐人劉知己說，寫史要具備“三才”：史才，史學，史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識。史識是史書的靈魂，沒有靈魂的史書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記》固然離不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開創之功，離不開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而博聞廣識；但是，所有這壹切都不足以鑄就司馬遷修史的偉大靈魂。真正讓司馬遷區別於其他所有史家，讓《史記》有別於其他所有史書的關鍵，是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正是這種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馬遷的史識，鑄就了司馬遷的偉大。
遭受宮刑之前，司馬遷壹心要當壹個皇帝的忠臣、寵兒（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但是，慘遭宮刑之後，他淪落到太監般的尷尬地步，被開除出社會正統之列。至此，他不再書生之見，不再人雲亦雲，而開始有所懷疑有所批判，擁有了充滿個人意誌的識見和膽略，千古不朽的《史記》橫空出世。
漢武帝對司馬遷的戕害，改變了司馬遷壹生的命運，也成就了壹個偉大史學家和壹部卓絕的史學著作。這個讓司馬遷生不如死又死而後生的漢武帝，到底是草菅人命還是天威難測？如此性情中人，是通過怎樣復雜的鬥爭登上權力頂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