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本身最大的特點，的確是其“小說小說”的敘事模式。從作者與隱含作者的區分來看，作者馬援是壹個多重文本創作情結者。他不僅創作小說，還創作了許多其他小說。他是他所有作品的綜合體。馬援作為小說的作者，是隱含的作者，只是三維客體中的壹維，他只是“在”小說中，而在其他文本中他是“缺席”和缺失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是相對的，有隱含作者就必然有隱含讀者。小說作者所期待的隱含讀者是壹個擺脫了傳統小說接受觀的讀者，這個讀者應該接受隱含作者的創作意圖——即小說創作就是小說，隱含作者所期待的隱含讀者是壹個能夠明確區分小說創作與現實的理想接受者。作者對中國文學創作形式的開拓性探索非常引人註目。但如果作者僅僅停留在對藝術形式的特定追求，為“元小說”的建構而建構，最終還是會解構自己。因此，作者認為馬援的小說之所以能被人們閱讀至今，在於其文本帶給讀者的人文反思。
小說中的敘述者“我”是隱含作者的代言人。他不能與作者馬援或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人相提並論。他只是在寫小說的時候暗示作者虛構的人物，用他的眼光和文字來解釋自己的故事。可以說，小說意味著作者通過敘述者的敘述創造了壹個多重的“他者”世界。作者馬援在“他者”世界的框架建構中，以人文精神關懷充實了自己的文本，使文本形式的本體不顯得幹癟空洞，從而給文本壹種直擊人心靈的震撼。
馬援虛構的被遺忘的他者也從另壹個側面反映了對意識形態的錯誤認知。當主流意識形態把我們的存在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視為壹種中心的、負責任的存在自由的代表時，其實是在培養壹種錯覺。主流意識形態所創造的主流世界，其實是壹種虛幻的存在。如果意識形態被反駁或反對，他神秘的自我和信任就會崩塌，被揭穿。馬援也想通過這種小說形式的革命來解構主流社會名義上的等級制度。這部小說消解了許多主流與非主流、自我與他人、男性與女性、多民族與少數民族、年輕與年老的二元對立，這也有助於我們欣賞作者馬援對二元對立世界的挑戰和對弱勢他人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