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聯之前。這個時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殺日記》（1928年）、《壹個女人》（1930年）。這些作品標誌了壹個新的時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集子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篇什。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壹方面繼承了五四時代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第壹代女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涵——對封建專制的抗爭和叛逆；另壹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後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追求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她們身上既有濃重的空虛、苦悶、絕望的感傷主義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莎菲女士就是她們中間最突出的代表者。從小說的敘述方式看，丁玲作品雖有五四郁達夫自傳體小說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感傷情懷；但刻畫的大膽而富有飽滿感情的倔強女性性格、細膩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復雜內心，卻給人耳目壹新之感。這標誌著五四感傷小說的終結。
其二，1930年至1936年。這是丁玲創作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左聯的成立感召了壹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創作由此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順應時代的發展、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丁玲首先將創作題材轉向社會革命，寫作了中篇小說《韋護》（1930年）、短篇小說《壹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壹、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化的作品。前者敘述了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韋護與熱情浪漫的少女麗嘉相愛的故事，重心卻在戀愛和革命活動的沖突上，面臨不可解矛盾的韋護最終忍痛出走，麗嘉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也決心拋棄個人情感，投身社會；後者只是將人物換成了望微和瑪麗，革命與愛情矛盾的結局是兩人的分道揚鑣，各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雖然這些創作形式帶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對於壹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的準確刻畫，對現代知識分子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實揭示。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由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向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轉變所作的探索性的積極實踐。當時，左聯的執行委員會在決議中呼籲作家們：“要產生新的作品”，“用大眾作主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裏去”（《北鬥》1932.2（1））。丁玲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積極進行嘗試。她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水》（1931年）、《夜會》（1933年），長篇小說《母親》（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農村現實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再現激變的農村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國發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災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線條地勾勒出農民覺醒、反抗的群體雕像，當年就被馮雪峰稱贊為“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新的小說”。[2]丁玲的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左翼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征：題材開掘的巨大現實性；階級視角的社會批判性；廣闊生活圖景的寫實性。在此實踐中，丁玲擺脫描寫知識階層的巢臼，開始描寫農村生活，反映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執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這裏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時期。1936年冬丁玲到陜北革命根據地延安，進入了壹個新的創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訊、速寫、印象記等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內容；後以小說譜寫解放區新的時代風貌，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1944年）、《壹顆未出膛的槍彈》（1946年），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1948年）等。這些作品標誌丁玲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成熟。與她過去的作品相比較，與其他同在解放區的作家創作相對照，丁玲小說最成功之處是，她尊重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側重以纖細的情感和筆觸，去展示壹個偉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人們精神和心靈的巨大顫動。她既滿腔熱忱地歌頌和描寫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新生活、新風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諱地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從而使其作品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時候》是被列入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第壹篇作品。主人公農村少女貞貞逃離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卻未能掙脫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盡了淩辱和蹂躪。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靈魂，呼喊著“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在日軍軍營裏忍辱負重，多次為我軍傳遞情報。最大的精神痛苦，還是回到村子裏她的經歷和努力並不被人們所理解，異樣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使她難以忍受，最後不得不離開家鄉，奔向延安。小說的價值正是通過人物靈魂的透視，展露了特定環境裏人們長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壹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堅強女性，在災難的泥潭裏復雜的心靈，作家層層深入的揭示，引導著讀者對沈重歷史進行深深思索。作家新穎別致的心靈切入視角，細膩委婉的筆調，反映了積極大膽的探索性的藝術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醫院中》卻很長時間在文學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評價，並且使作家受到許多責難。畢業於上海產科學校的女主人公陸萍，來到延安成為***產黨員，並服從組織需要到壹個新辦的醫院當產科醫生。丁玲將故事敘述側重於陸萍在新的環境裏所見所聞所感上，更註重其表現心靈體驗的真實，因此，著力披露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某些弊端，醫院裏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壹般醫護人員的保守、自私、茍安的小生產意識，還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狀態等現象；並通過代表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的陸萍與這些現象的矛盾沖突的對照描寫，展示了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精神成長的艱巨性。在那樣的環境裏，丁玲能夠提出這樣深邃的問題，正是因為現實主義戰鬥傳統給了她膽識和勇氣。丁玲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也從反面說明了這部小說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力度。從由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可以進壹步看到作家創作整體性的深入和發展。
綜觀丁玲創作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她在現代文學史中是有獨特貢獻的女作家。其小說創作的特色鮮明而有個性，主要有兩點：第壹，丁玲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她創作的階段雖不同，但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品強烈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穿透力這壹創作追求，卻是壹以貫之的。從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到解放區創作真誠地揭露封建觀念和種種現實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女性文學突破個人狹小範圍，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態和現實主義創作為標誌。她是現代女性文學的探索者和開拓者。第二，丁玲小說創作藝術的創新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丁玲善於寫出人物深邃的內心世界，長於透視性格多重性復雜性的特點，重視表現人物情感和講求寫作筆觸細膩，這在女性作家中更顯其藝術的獨特。莎菲、貞貞、陸萍等形象，在現代小說人物畫廊裏，很少有丁玲那樣在刻畫時將自己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們身上的；尤其那來自心靈的振蕩、靈魂搏鬥的對於歷史變革感受深切的描寫，更凸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丁玲創作從最初的革命文學的峻急，到後來的深入現實的厚重，以及從容的藝術風格的形成，是與她突進主體（作家）和客體（人物）雙重內心深處密切相連的。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壹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壹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壹個叛逆的、苦悶的、仿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裏不壹的淩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淒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壹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壹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