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就有這樣壹種皇帝，自視甚高，有理想，勤於政務，更有改革的決心。自然也有很多改革成功的例子，比如漢武帝、唐玄宗、永樂皇帝、雍正帝。
但並不是所有的改革皇帝都成功了？
不壹定。這裏的兩個人是代表。
改革的成功當然是可喜的，創造了中興，富國強民。萬壹失敗了呢？國運崩潰，黨派之爭，民怨四起，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妳說的是哪兩個皇帝？壹、宋朝第六任皇帝(許)；第二，朱翊鈞，明朝第十三任皇帝。
平心而論，兩人都是勤奮的改革者(朱翊鈞早年是，晚年不是)，對帝國工業充滿理想，但事與願違——越努力、越勤奮，負面效應越嚴重，對後代的危害也越大。
這真是壹個可悲的悖論。
因此，這兩個人* * *享有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帝王廟——宗申。
上帝是不可預測的。根據《遺訓法》:民無所為稱神；安仁立政，稱神；事物奇妙，無從說神；神聖的不可知召喚上帝；陰陽莫測，呼神；無為而治民，謂之神；適應遠方，快速輕松地說上帝；道學要利民，稱神；示仁，與神同藏；然後天高氣闊，叫神仙。
換句話說，通俗點說，妳玩得很開心，留下了壹個爛攤子，妳不知道如何評價自己的功過，只好說自己是神。
上帝？真神。
明神宗·朱翊鈞死後二十四年，明朝滅亡了；宋神宗死後四十二年，北宋滅亡，成為南宋。
連數字都像雙胞胎。
難怪壹些網民開玩笑說，明神宗是宋神宗500年的重生。
有依據嗎？好像有壹點:宋神宗死於1085，明神宗生於1563，間隔478年，差不多500年了。
宋神宗·趙旭(1048-1085)，宋英宗的長子。20歲即位，推行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他在位18年。
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又名萬歷皇帝，是明朝皇帝穆宗的第三子。他在10歲登基。他早年推行張變法(又稱鞭法)，在位48年。他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縱觀他們的壹生，和帝國前後發生的事情，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主要有以下四點:
眾所周知，宋釗就是欺負北魏皇帝孤兒寡母，在陳橋發動兵變的趙匡胤，所以郭利壹開始就立下規矩:謹防帶兵！這導致了重文輕武的統治習俗。
同時，宋釗也有壹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能用錢解決的事情都不是事。
所以，軍隊覺得被鄙視，給錢！官員不升官，不服。給錢！北方列強來騷擾付錢！當地人造反，給錢！朝廷有喜事，給錢！
在宋朝，錢被用來做任何事情。
這樣，到1067年宋神宗登基時，國庫已經赤字，財政收入入不敷出。雖然此時的宋朝在經濟、農業、科技、商業、貿易、加工等方面實際上是空前發達的，各行各業都很繁榮，人們的錢包也鼓了起來，但是宋神宗的錢包卻是空的。
接手這個爛攤子，如果我們能謹慎壹點，也許我們還能湊合著過，但宋神宗是壹個有前途的有遠大理想的皇帝。所以，改革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與宋神宗相比，明神宗接手的攤子也好不到哪裏去。
與趙匡胤相反，朱明王朝白手起家的創始人朱元璋從骨子裏看不起文人和官僚。所以他上任後做的第壹件事就是撤了宰相的職，自己的皇帝是宰相，其他官員都是打雜的，跑腿的。
給的錢不多，跑的不好就要受罰。而且，不能貪，不能吃拿卡要。否則罰妳降級，全家斬首。所以，在朱家尖下做官，真的是清官。
皇帝和宰相肩挑重擔，農民出身、吃苦耐勞的朱元璋能做到，他的後代卻做不到。老朱沒想到這壹點，埋下了禍根。
其實從第三代皇帝永樂開始，皇帝們就受不了了，只好改革官僚制度，建立內閣制。後來皇帝越來越懶，就設了錦衣衛，東廠，西廠。此後，內閣士官集團與東廠宦官集團的鬥爭就壹直不絕於耳。
1572年明神宗登基的時候，正是嘉靖皇帝多年來疏於國事而帶來的內閣紛爭之亂。
如果宋神宗面臨經濟問題，它可以假裝沒看見；那麽明神宗就面臨著壹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因此，改革勢在必行。
兩位神殊途同歸。
魯迅在《改革與習慣》中寫道——
我印象深刻。
兩位神怎麽會不知道呢？
所以，當宋神宗在熙寧二年(1069)和王安石壹起推行新法時，他們就認定了“壹條路要走到黑”。也正因為如此，新法壹出，鬼擋殺鬼神擋殺神。反對派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人被調離京城，貶謫到地方任職。
王安石確實是改革的先驅。已經頒布和實施了65，438+00多項改革法案。現在看來，這些改革確實在短時間內增加了帝國的財政收入，但也觸及了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的根本利益，從而造成了新的動蕩和不公。
說白了，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就是朝廷與民爭利。比如青苗法和市場易法，本來是民間借貸和貿易，改革後收歸國有，成為政府部門的壟斷特權。
這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相悖。
希望王安石還能記得新法實施之初他與司馬光的辯論——
答案是堅定而自信的，但遺憾的是，在實施的過程中，王安石迫不及待地把蛋糕做大了。來錢最快，政績最好的是——重新分蛋糕。
大約500年後，和張的“壹鞭法”大同小異。
張擔任內閣首輔後立誌改革，年輕的在思想和行動上全力支持他，史稱“萬歷新政”。坦率地說，“壹鞭子法”大大增加了帝國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也在壹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日漸衰落的朱明王朝看到了壹絲曙光，帶來了所謂的“文藝復興”。
但是，王力可安史之亂的政治改革，其實質是與民爭利，保護社會上層的利益。所以觸動下層民眾的利益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隨著改革的推進，帶來了額外調配、糧貴火耗等問題，最終“死”在萬歷十年(1582)。
1582年明神宗上任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遠征”，先後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發動了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即-
“萬歷三大遠征”都取得了勝利，鞏固了朱明王朝的版圖，但也耗費了大量的軍事資源，導致戰後財政拮據。
也許他被“三大義務兵”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明神宗晚年在與女真作戰時犯了輕敵的錯誤。公元1618年，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發出“七恨”，反叛明朝，建立後金政權。
次年，遼東都督高陽奉命兵分四路，攻打努爾哈赤。結果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傷四萬余人，開原、鐵嶺失陷。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崩潰了。女真人的崛起也敲響了朱明王朝的喪鐘。
和明神宗的好戰壹樣，宋神宗即位後野心勃勃。他反叛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對遼、西夏妥協退讓的政策，對虎視眈眈的鄰國采取強硬態度，決心統壹中國。
為此，宋神宗親自主持了兩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即——
公元1076年，神宗郭隗率軍與(今越西北)軍作戰，收復大量失地，並迫使王投降，從此不敢再入侵宋境。
公元1082年，宋神宗在殷、夏交界處的永樂城建立戰車軍，試圖將西夏軍困在星州。沒想到西夏入侵三十萬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傷亡二百余人，民夫工匠損失二十余萬。據說，當消息傳到汴京時，宋神宗在宮廷裏痛哭流涕。此後，他喪失了鬥誌，恢復了對西夏的朝貢。
這場戰爭也消磨了宋軍及其大臣們的鬥誌，加速了北宋向南宋的轉變。
宋神宗、王安石推行的變法雖然壹波三折，但壹直到南宋才斷斷續續地進行，這大概是意料之外的。
他們甚至不會想到，隨之而來的黨爭沒完沒了，讓“王安石變法”成為宋朝國運的轉折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成為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歷史的轉折點。
事情要從1074說起。
當時，改革已經實施了五年。恰逢持續幹旱，“青苗法”和“豁免法”加重了農民負擔，許多難民開始逃亡。詩人夏征畫了壹幅難民地圖，並把它送給了宋神宗。
宋神宗讀後感觸頗深，夜不能寐。第二天，他下令開封府開倉放糧，同時廢除18改革措施。王安石辭職了。
此後，宋神宗在變法中搖擺不定，王安石也兩次參拜，兩次離職。他為此得罪了不少達官貴人，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高太後。
宗申死後，哲宗年幼，皇太後聽政，利用司馬光等反對改革的大臣打壓改革派。哲宗主政後，為了清算太皇太後的囂張氣焰，還重用維新派，鎮壓反對變法的“元佑黨員”，繼續變法。
當哲宗垮臺後，惠宗即位，並被平反為“元佑黨員”，變法被中止。不久，蔡京以親屬身份入朝，再次鎮壓“元佑黨”，重啟變法...
王安石變法，如此反復，歷經三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麻煩的變法，漸漸偏離了初心，壹點點掏空了大宋帝國。
如果說黨爭是宋神宗政治改革的“副產品”，那麽對明神宗來說，這是他的本意。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對萬歷末年及萬歷十五年圍繞他的黨爭進行了精辟的闡述。
簡單來說，從萬歷十四年(1586)開始，明神宗縱情聲色，身體虛弱，很少上朝，創下了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荒唐紀錄。
皇帝罷官，卻不得不有所作為，這讓內閣大臣們深受其害。問題是，皇帝有他自己的威嚴去做，他是和朝為官。世衛組織害怕世衛組織？大家互不相讓，都想增加自己在朝廷的話語權，只好拉朋友組黨，培養自己的勢力。於是，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眾多，門戶之爭與日俱增。、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等。
以至於萬歷晚年，內閣大臣連皇帝長什麽樣都不知道。盡管於和其他朝廷官員很擔心，但他們也無能為力。久而久之，大臣們忙於黨爭，大明的國運卻每況愈下。終於，在萬歷死後24年，他匆匆走進了歷史的展廳。
《聖經·傳道書》中說:已經發生的事情還會再發生；已經做過的事還會再做。日光之下無新事。
如今世界在變，世界在動蕩，身處其中的個人經歷更是跌宕起伏。它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讓人感到惋惜。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個人對社會無異於滄海壹粟；時間對於歷史來說就像壹眨眼的功夫。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他們的故事有多少不是耳熟能詳，依次上演？
以宋神宗和明神宗為例。他們絕不會想到，他們的“偉大才能”會在他們死後為自己贏得“宗申”的廟號。
妳誌存高遠，鷹擊長空，也許只會碰壁，壹事無成；妳又傷心又憤怒，妳又平庸。也許妳正在經歷最精彩的時刻。
妳現在是迷茫的，悲傷的，開心的，快樂的？時過境遷，或許有完全相反的心態。
人生在世，不是嗎？
想聽的人就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