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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期，特別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較之秦漢還尤過之。
以前史家以漢唐疆域相比較，謂唐時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是指開元、天寶之際來說的。
其時唐代東疆不渡遼河，不如漢時尚有遼東和玄菟兩郡。
其實早在唐高宗時，東占高麗和百濟，不僅東渡遼河，而且已過鴨綠江了。
唐時於西疆設安西都護府。
都護府所轄的四鎮並不以蔥嶺為限，而所設的羈縻州竟遠至於波斯，也就是現在的伊朗。
其後波斯王卑路斯為大食所迫，尚歸老於長安，這也是前代所絕無僅有的。
這樣廣土眾民的皇朝，為史書所少見。
自西晉永嘉亂離之後，民族間的紛擾和沖突，仿佛無有已時。
不過由紛擾而逐漸重新組合，卻也是勢所必然的趨向。
隋唐兩代承南北朝之後，重新組合已成定局。
既已重新組合，就會發出新的力量。
隋代歷年雖甚短促，這樣的力量就已經有所顯現。
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見。
唐朝中樞大員，不必細考其個人的生平履歷，僅從姓名之間就可略見其時的風尚。
唐穆宗長慶年間，元稹曾為平章事。
元稹歿後，白居易為制挽詩，有句說“元魏帝孫唐宰相”。
至於邊庭將帥，尤其是無間華夷。
重新組合並處，得以各盡所力，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這樣泱泱大國中，如何普及中樞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誤朝夕，就必須講究交通。
隋唐時期承前代之舊，交通道路是有壹定的基礎的。
唐時驛道的設置，為當代後世所艷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唐初始定鼎，為高昌所輕。
高昌所恃者，是所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而磧路艱險，唐兵難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達到磧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縛。
唐初驛道初創還是如此，其後更加完備。
由隋初至於天寶年間，可以說是隋唐時期的承平盛世。
中間雖有大業末葉的亂離，創痛並非細小，唐初休養生息，也就得到恢復。
由於承平日久，封建經濟就會得到發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調制度，在當時說來，還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時期，應該說是好壹些。
雖然在開元年間逃戶還成了問題。
封建社會是有難以克服的缺陷的。
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工商業也就相應地興旺起來。
黃河流域絲織業的興盛可以說超邁前代。
絲綢之路雖不創始於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經濟發展，社會就會顯得富庶。
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正是當時社會的寫照。
社會富庶顯示國家的強盛，也是強盛的基礎。
唐代前期不時對外用兵，這是府兵制度的優越處，而壹再出兵遠征，並未引起經濟的困窘，也是實際的情形。
由於國力的強大，也使文化昌盛起來。
隋唐以前，由於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體系，隋初統壹全國，南北文化相應融為壹體。
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隨俱來，特別是西域文化更特別為當時人所喜愛。
中華民族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隋唐時期就是具體的例證。
中華民族固然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也不吝於向外傳播中華文化。
中華聲教被於四方，也顯示出強盛皇朝的氣派。
這樣的盛世豐采，強盛的顯現，應該是這壹時期的特色。
本卷對於這壹特色反復作了說明，使這壹特色更易為世人所知。
隋唐時期也和其他皇朝壹樣，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壹定的作用。
其中有的還流傳下來，為後世所遵用，有過若幹影響。
隋唐兩代都以尚書省總綰全國政務，省內各設六部，各有專責。
部的名稱前後不盡相同，唐時始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這樣的制度壹直為後來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數才不斷增多起來。
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蹤於《周禮》六官。
但即令當時已有這樣的制度，後來卻未延續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
其實所謂《周官》六官之說，不過是隋時創立新制的借口，不壹定就是淵源的所自。
雖不壹定就是承前，但確是啟後，對後來還是有影響的。
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還應數到科舉。
隋初廢除南北朝以來九品中正取士的舊制，改為科舉。
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
其中由進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獲升高位，主持 皇朝大計。
後來各代皆遵循這樣的制度，科目名稱雖不免有所改變，總的體制卻是壹脈相承，未離舊軌。
直至清代末年，興辦學校，才行停止。
就是賦稅制度也相仿佛。
唐初定制，以租庸調法作為賦稅制度，征取民間財物，用這樣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養兵士。
租庸調法是以人丁為本，戶籍不整，田畝賣易，遂使租庸調法難以繼續運用。
中葉以後，改行兩稅法，分夏秋兩季征收。
此法施行後，為後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創壹條鞭法，始告壹段落。
當然還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
這樣壹些典章制度的創立和推行，不能說和當時國力強盛沒有關系，法制紊亂和不行，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就難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開元、天寶年間遇到了轉折點。
盛極而衰，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經有過類似的遭遇。
當然其間的因素和過程也還不盡相同。
就唐代來說，安史之亂的前後迥然而異。
安史之亂雖告平定，內憂外患，接踵而至。
內而藩鎮跋扈，外而強鄰侵略，再加上朝臣朋黨，將帥離心，幾乎成了遍地荊棘，步履維艱。
從安史之亂開始，就是皇帝也難於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後避難到過成都，代宗避難到過陜州，德宗避難到過梁州，狼狽匆促，仿佛不可終日。
當然還不免發生過農民起義。
黃巢雖然沒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數了。
唐代的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壹樣，是難於避免的規律，卻自有其前因後果，不能壹概而論。
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唐代由強盛轉向衰弱的標誌，因此，壹般歷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前、後期的分期線。
主張唐史三段論的學者，也並沒有改變安史之亂的這樣的歷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過程中，也促使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這是說，全國經濟重心是在黃河流域的下遊，這時南移到長江下遊三角洲太湖流域。
這對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響，對以後的歷史演變影響更為巨大，不能漠然視之。
這種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遠在唐代以前就不斷在發展之中，安史之亂時黃河中下遊所受的摧殘，至為慘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遷，其後藩鎮割據，征發無厭，竟使中原經濟難於稍有恢復，更說不上重心所在如舊復原。
長江下遊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經濟本來遠不能和黃河流域中下遊相比較，由於在不斷發展中，相差已非過多，安史亂時，人口突然增多，發展就更顯得迅速，因而就淩駕於黃河中下遊之上了。
對於當時皇朝的影響，最為顯著的就是漕糧的供給。
隋唐皆都於長安，長安位於關中平原，雖以富庶見稱，但皇朝所需的糧食，還是須由關東漕運而來。
運輸漕糧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沒有指望過江淮之間及其以南的地方。
安史之亂中原遭到破壞，亂後也無從恢復，皇朝所需的漕糧就不能不仰給於長江下遊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東南八道。
這是說，由江淮之間壹直伸到南嶺的北麓了。
由東南八道運輸漕糧達到長安，主要依靠壹條汴河，唐代後期，皇朝為了和跋扈藩鎮爭奪汴河的控制權，曾經費了偌大的心力。
自從經濟重心南移之後，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決都城所在的糧食問題，不能足食，就難以足兵。
在那個時期，要想足兵，還須豢養馬匹，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軍隊的裝備問題，有兵源而無馬匹，也是無濟於事的。
隋及唐代前期，養馬是壹項要政。
隴右道就是最為適合的養馬地區。
唐代前期兵力所向無敵，就是不僅有兵源，還有最好的馬匹。
安史亂時，吐蕃乘機東侵，奪去了隴右道，這不僅使長安受到威脅，養馬之地也隨著完全失去。
皇朝自己沒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勢力的擺布了。
應該說，經濟重心的南移，還不僅是漕糧運輸的問題，經濟是基礎，是能夠影響上層建築的。
因而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特別是文化方面更為明顯。
隨著長江下遊三角洲太湖流域經濟的發達，文化也就隨著昌盛，這在唐代後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這種趨勢不僅限於唐代，唐代以後壹直沒有改變，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隋唐時期的這些歷史特點，這些都是重大的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