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作品評價

《三家巷》作為十七年文學中壹部獨特的作品，故事發生在“五四”後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家族歷史可追溯到清末)，而《奮鬥》則描述了大革命失敗後廣州郊區鎮南村農民和農場工人的生活。和《紅旗譜》壹樣，都是關於“革命”的起源和過程的描寫(即作者所說的，展現“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但也有不同於其他小說的特點。他選擇了側面描寫重大歷史事件的角度。五四運動、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中山艦事件、北伐戰爭都沒有成為中心情節，只是作為背景，在小說中形成了特定的時代氛圍。在大多數情況下，人物參加革命鬥爭並不被設定為描寫的重點(周冰參加廣州起義應該說是壹個“例外”)。三家巷幾戶人家的日常生活和復雜的親子關系構成了故事的基本線索；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壹種“編年史式的公婆家庭敘事”。周、陳、何屬於不同的階級(手工業工人、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地主)，對時局和政治有不同的立場和反應。但他們是近鄰。周琛和他的妻子都是姐夫的親戚，孩子和同學。書中詳細描述了基於人情、事務、利益等復雜糾葛的城市日常生活和家庭關系。另壹個特點是人物的塑造。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不是偶然革命者的作家形象，而是周冰、譚文雄、陳雯婷等性格復雜的人物。

這兩個“特點”是對60年代小說評價的差異，也是小說內部結構性矛盾的“根源”。在小說評論界看來，註重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和親友愛人之間的糾葛，關註社會風俗，細致描寫周冰和陳雯婷的行為和情緒狀態，是沖淡革命氣氛，粉飾階級鬥爭殘酷激烈現實的生活風俗畫。甚至為這兩部小說辯護的評論家也會指出，這種描寫方式克制了“整體”階級鬥爭的局面和表象，作家對周冰的軟弱的“批判”不夠，對他與眾多女性關系的描寫“格調不高”。這裏涉及的是“革命小說”與舊“言情小說”的關系。從晚清到近代，“革命”和“愛情”壹直是小說的基本模式之壹。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革命”的崇高和純粹特征以及現代“言情小說”的拋棄，作家們對這壹問題更加謹慎。歐陽山多少離開了這個嚴格的限制。“革命加愛情”的人物關系和情節類型，“才子佳人”這種傳統言情小說的敘事風格和語言風格，在他的小說中也時常泄露。正因為如此，當時的壹些批評家會把這種對“三坊”和“艱苦奮鬥”的表述視為對舊的審美情調和氣息的不健康迷戀。60年代圍繞這些小說的論爭，如果從小說類型的層面來看，提出了“言情小說”在當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問題。當然，《三條巷子》的作者是想認真描寫的，也明白“才子佳人”及其愛情在現代革命小說中不應該占據太多的篇幅，也不應該具有獨立的性質——只能作為“革命”的正面或負面證明而存在。而愛情糾葛的細膩曲折，加上中國言情小說“傳統”提供的藝術體驗，顯然成為寫作中更具吸引力的因素，令作者著迷。具體描述的結果有時會襯托出所描述的“革命”的幹澀和簡單。在確立表現對象、敘事風格和語言風格上的猶豫不決，導致了小說(尤其是《三家巷》)結構上的內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