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講故事，寄鄉愁，花鳥魚蟲，瓜果。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昆蟲的種類、習性和兒童捕捉。比如他說:“叫蠍子(螞蚱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它必須有三條尾巴，大肚子。扔進枯枝堆的火裏，很快就熟了。吃起來像蝦。”據說北京的孩子會在竹竿上塗上膠水來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抓蟬。選擇壹根結實的長蘆葦，壹端折成三角形，用線系住。當妳看到壹個奧庫莫網，妳扭曲它，三角形布滿了蜘蛛網。看壹只蟬，輕輕壹蓋，蟬就卡住了。讀到這裏，我忍不住笑了，好像在說自己的童年。
作為壹個人，汪曾祺的散文平淡無奇，樸實無華，這是源於他對人情世故的淡然。即使身處逆境，他的心情也是如釋重負。在他被送去為右派工作的日子裏，他被命令畫壹套土豆地圖。他認為在土豆研究站畫圖集是“神仙的生活”。畫完壹整個土豆，還要切開來畫輪廓。畫完後“土豆塊沒用，我就埋在牛糞火裏烤了吃。我敢說，全國沒有兩個人像我壹樣吃過這麽多品種的土豆。”
汪曾祺的散文不註重灌輸思想，但發人深省。比如《吃的文學》和《苦瓜是不是個瓜》，裏面講到了苦瓜的歷史，人們對苦瓜的好惡，北京人從不接受苦瓜變成了接受苦瓜，最後講到了文學創作的問題:“不要輕易否定或排斥自己不習慣的作品”“壹部作品可以算是現實主義，也可以是現代主義，只要它真的是壹部作品。作品就是作品。就像苦瓜壹樣，說是瓜還是葫蘆都可以，只要能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