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現代化進程中的20世紀的中國鄉土小說的特點時，我們必須先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壹個大致的了解。
現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為主要標誌，其核心是工業化。從歷史進程看，從落後的封建社會進到工業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代化貫通於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社會主義確立、發展的全過程，是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的必然趨勢。從內容上看，它是以科技為動力，以工業化為中心，以機器生產為標誌，並引起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全方位變化的壹場社會變革。在中國近代，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和與工業化相伴隨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就是實現社會轉型，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近代社會。
而鄉土小說，根據魯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6?1小說二集導言》中所說 “……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所以，所謂鄉土小說，主要是指這類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包括鄉鎮）的生活，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
從這定義，即可知鄉土小說所要描述的，不是在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化，而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古老的農村文明。
鄉土文明與現代文明是相互矛盾的，中國現代化正是從農業到工業，從落後到先進，從封閉到開放。所以鄉土代表了落後，而描述落後顯然不是溫情脈脈的，而是具有暴露性的、批判性的，並從中引出對現代文明的思考，而這種描述落後的意識，則來源於作者的人文理性和憂患意識。
那麽又何為人文理性，而何為憂患意識呢？
我們可以從鄉土文學誕生的歷史來看，它們誕生的文學背景，是因“五四”小說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與讀者欣賞心理的進步，要求著藝術上的突破。“五四”高潮到退潮，讀者對表現和發泄自己的苦悶情緒的要求更加強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夠看到更廣闊的社會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間的人的命運與性格的非“觀念化”的、更個性化的真實描繪。這樣就要求作者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用周作人的話說，能夠將文學的“國民性、地方性與個性”統壹起來，才能夠更多地體現人的真實個性。
鄉土文學中，粗獷的陽剛之氣與纖細的陰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樸人性和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都可以為鄉土文學所容納，而愚昧與文明的沖突，在中國鄉土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更是形成了壹個越來越突出的主題。至於鄉土文學的作家，他們的鄉土作品的視野，表面上看，似乎只專註於鄉土間的純美故事，如沈從文的《邊城》中少女翠翠的愛情觀和愛情經歷，單純而美麗，有著未受現代都市文明汙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世界裏，自然界的壹切都是有靈性的，禽獸在做夢，草木能談吐，大自然的“神性”成為鄉土世界沈默的主宰。
但細究起來，現當代任何壹位以鄉土文學為題材的小說家，幾乎都無法完全回避關於現代意識和外部世界對鄉村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以直接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有時則以間接地敘述表達對於現代文明的某種否定態度。
作為中國文化起源地之壹的北京，明清以來它作為皇城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艱難而慢慢地經歷向現代城市的過渡過程。傳統的本質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又頑強地存在著，因此使得變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種鄉土性。但它不同於湘西文化，它代表了皇城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換過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鄉土性的半現代城市。
沈從文在北京看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種惰性、怯懦，使他感受到他魂牽夢縈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意識形態中逐漸消失。他對美的喪失的壹種感慨使他立刻就聯想到他的湘西，因為湘西同樣使他醉心的那種淳樸而粗獷的美也無可避免地在消失的過程中。所以，他對北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對湘西文化的壹些思考壹些憂慮，以至就引起了對整個鄉土文化在現代化進程消失的可能性所產生的壹種憂慮，包括美學憂慮。這樣就使得他的鄉土牧歌又滲入了哀歌的調子，而這個哀歌的調子既是獻給湘西的，同時也是獻給北京的。
但是這種鄉土的親近性，並沒有使其完全融入北京城，他也不能完全擺脫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邊城》中，在沈從文詩意神話的長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說著某種無法抗拒的悲涼。翠翠那壹雙"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親人的死亡和情人的離去的現實面前，不也宣告了詩意的神話的破滅了嗎？
沈從文在北京寫了《邊城》，在上海寫了《丈夫》，這顯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體驗有關的。
上海是壹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它幾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難地就和國際接軌，成為“東方巴黎”，壹個現代國際大都會，典型的現代大都市，幾乎成為現代中國的壹個象征。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機，使他加深了家鄉的同樣被現代文明吞噬的危機感。同時，他面對上海這種他所拒絕的糜爛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是不是需要喚起他家鄉所謂的苗族文化，包括少數民族的那種鄉土文化所擁有的比較原始、雄強的生命活力來做壹個補充。所以這壹時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時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和筆觸創作了《龍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個野人和最後的迎新節》、《雨後》。在這些小說裏面，就和《邊城》的那種寧靜、肅穆、和諧不同，在這樣的鄉土小說裏面充滿了無忌的野性，壹種圓滿健全的生命力，這是被上海糜爛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鄉土想象，而且鄉土想象是被他聖潔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這種平凡的、簡樸的、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對抗這種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覺得這種存在於自然狀態中的壹種生命形態極有可能抑制現代都市的弊病。
不難發現，湘西的鄉土文化和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北京、上海的都市體驗反過來激發他的鄉土記憶和想象，最終呈現出今天所看到的這樣壹種沈從文筆下融合了都市體驗和鄉土回憶的鄉土文學形態。
他說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上海的內在生命力是枯竭的。於是他產生了這樣壹種都市文明的撞擊所產生的對人的生命的危機感，延及了鄉土的恐懼感。
《丈夫》，生命的危機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現代所吞噬這樣的危機感，已經滲透到山村，當地的農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船上去賣唱。他就寫這個女人從鄉下到城裏去變成城裏人，變成城裏人之後她的習慣什麽都變化了。這種精神關系滲透到山村之後，他產生壹種危機感，是在上海的體驗加深了這種危機感。
整個鄉土文學界，作家所表現出來的壹種憂患意識，可能如上所說的是對現代文明的某種否定，也可能是對農村的愚昧與無知的壹種控訴。
在現代化過程中，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影響越來越大，農村所謂的桃源勝境的夢肯定要被工業的大機器所壹步步摧毀，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鄉土小說的出現，或許是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認同越來越多，而鄉土文學的作家們，則在其中擔負著更多的責任，他們必須用人文理性的視線去關註農村的變化，也必須有充滿憂患的眼光看待日益現代化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