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哪個朝代的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xié）創作的壹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於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壹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 劉勰《文心雕龍》的命名來自於黃老道家環淵的著作《琴》。其解《序誌》雲：“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環淵）《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全書***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文心雕龍》還系統論述了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繼承和革新的關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學創作構思的過程中，強調指出了藝術思維活動的具體形象性這壹基本特征，並初步提出了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對文學的藝術本質及其特征有較自覺的認識，開研究文學形象思維的先河。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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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文心雕龍》***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由劉勰（xié）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寫下。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征聖》《宗經》3篇，要求壹切要本之於道，稽諸於聖，宗之於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壹進行研究和評價。在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在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以上四個方面***49篇，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50篇。
主導思想
《文心雕龍》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壹的審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壹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誌、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壹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壹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壹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後，對形象思維的進壹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壹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裏。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誌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並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塗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誌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壹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範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壹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壹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誌、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壹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壹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於“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壹點，對後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以儒道思想為核心，《文心雕龍》中雖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的，則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它並不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真實性，卻認為在客觀現實世界之外，有壹個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這個“道”或“神”是決定客觀世界壹切變化的無形的、最終的依據。劉勰認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原道》），正是聖人著述經典的根本原則。“神道設教”語出《易·觀·彖》：“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現實中的代理人帝王，視作理所當然的最高權威。根據這壹見解，《文心雕龍》不僅進壹步發展了荀子、特別是揚雄以來的“原道”“宗經”“征聖”的觀點，並且將它貫穿到《文心雕龍》壹書的壹切重要方面，成為他立論的根本依據，給他的理論染上了壹層經學色彩而且帶來了許多局限性。例如，他認為壹切種類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對當時的各種應用文都設有專目論述，卻對正在形成的小說不屑壹提。
但是，《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時，卻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文學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等壹系列問題，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見解，富於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學史觀
《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把已往這壹方面的理論提到壹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只有不斷的創新，即《文心雕龍》所說的“變”，文學創作才會得到不斷的發展：“變則其（可）久”（《通變》）“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但它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所謂“通”，是指文學的常規：“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文學創作只有通曉各種“故實”，才會“通則不乏”（《通變》），“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風骨》）。“新意”和“奇辭”的創造，都是離不開“通”，即繼承的。不然，“雖獲巧意，危敗亦多。”因此，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壹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獲得長足的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