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妳愛他，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妳恨他，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地獄。”在1993，幾乎每個有電視機的中國家庭都在等待這些臺詞的出現。因為劉歡的歌稍後會響起，北京人在紐約的稱號就會出現。
這部電視連續劇風靡壹時。不僅獲得了當年的五個壹工程獎，還差點在次年獲得了飛天獎和金鷹獎。更重要的是，許多中國人對美國的第壹印象是從片頭演職員表中的這幾個字開始的。
20多年後，《北京人在紐約》的原作者曹桂林在北京出版了《紐約客》，更新了他的“美國觀”:“紐約，紐約，曾經把妳比作地獄，曾經把妳比作天堂。為妳孤註壹擲，為妳驕傲。因為妳忘記了自己，因為妳內外都受到了傷害。如今兩鬢斑白，獨自嘆息:不值得，空虛而忙碌。我不明白，太可笑了！”
8月27日晚，曹桂林與導演鄭小龍、主演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王姬進行座談，透露自己的新作也將由鄭小龍改編成電視劇。
寫中國知識精英在美國的生存群體形象
已入美國籍的曹桂林前段時間去大使館申請護照加頁，門口擠滿了人。他感覺比1980辦簽證的時候人多了。“這麽多年了，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區有壹棟別墅，每年春秋兩季都會回來度假。除了同學和孩子，他的鄰居是他了解中國的最新素材:他們熱衷於送孩子去美國上學，打聽移民問題，抱怨中國的環境和食物。
“我告訴他們，美國不是妳們想象的那樣。其實妳留在家裏更好，生活水平更高，但是土豪就是不信我。”曹桂林說。
在壹個信息可以通過敲擊鍵盤或打開手機獲得的時代，曹桂林發現自己不斷地向中國人解釋美國。20多年前，《北京人在紐約》就是為了向有“美國的花生”想法的人展示新移民的真實情況。現在《紐約人在北京》用這20年的觀察，展示了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知識精英的群體形象。
曹桂林這幾年壹直住在大學城，因為他嫁給了加州大學聲樂系主任，接觸的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輟學後去美國教書的中國知識精英。但讓他感慨的是，和外界想象的不壹樣，盡管工資很高，但在美國的高稅收政策下，教授們的生活還是挺拮據的。“壹個月得咬壹兩次牙。”他反感“他放棄了海外高薪優待，毅然回國”的說法:回去的人有自己的原因，但更多的人想回去。“就算美國的房子賣了四五十萬美元，在北京上海能買到什麽樣的房子？”
在他結交的圈子裏，他覺得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心裏總是缺少那壹塊”。教授們聚在壹起，討論國產熱播劇。在晚會上，演唱話劇的曹桂林夫人不得不演唱《十五的月亮》。但他每次跟中國鄰居說“美國沒妳們想的那麽好”時，要麽被批評“情緒化”，要麽被指責“站著說話不腰疼”。北京的紐約客有“我都快七十了，還值得騙他們嗎？不要只是留下壹些白紙黑字的證據，以後人們看到了就會說他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聽。”
我的心被打了壹個洞，我不得不寫作來填補它。
但僅僅是和鄰居打架，並不能刺激壹個年近七旬的人寫壹篇長文。《紐約客》在北京的直接起因是，他的壹個當歷史教授的朋友在開車去機場的路上，與妻子遭遇車禍身亡。曹桂林覺得他的心被敲出了壹個洞，只能通過寫作來填補。這位朋友不僅打了他人生中最後壹次電話，還談到買紅眼航班省了100元。更重要的是，這位朋友買了機票來彌補他的蜜月，他的妻子是曹桂林介紹的。追溯過去，教授的妻子原本是曹桂林另壹位朋友的情婦。後來，這位朋友怕麻煩，讓曹桂林帶她去美國。因為出國是旅遊簽證，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和她假結婚。“如果我不守住這條線，會不會沒有這兩條命？”曹桂林責怪自己。
他仍然為那個女孩感到難過。女孩長得漂亮，聽話，還會彈鋼琴。甚至當她是個被世人鄙視的小三時，他也評價她“人品好”。他認為她的問題是她的價值觀被時代的潮流改變了。所以，他不喜歡《北京遇上西雅圖》。他看過很多去美國生孩子的案例，但他認為不能寫成喜劇:“這個寫得太嚴肅了，其實挺慘的。結果最多是寫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根本不是這麽回事。”
很多中國人的美國敘事，比如《中國合夥人》，太輕率了。“如果妳相信合夥人的故事，那妳就是愚蠢的。合作夥伴發不了，只有華爾街打包的中間商才會發。”經歷了五任美國總統的曹桂林認為自己被美國的財政政策傷透了心，堅持認為克林頓政府是最好的，因為“只有克林頓真正想讓經濟運轉起來，他才能通過投資房地產賺錢”。
面對生活的壓力，1980年代的新移民往往在到達美國後不久，要麽離婚，要麽分手。“現在有錢的學生不能理解，他們認為妳對待婚姻怎麽這麽輕率，不輕率，都放在心底。初戀或婚姻對人來說還是很重要的。(分手)總會在心裏劃壹條線，有時候難免懷舊。但是這種懷舊壹旦放到現實生活中，很快就沒有了。妳必須鼓起妳所有的力量去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曹桂林說。
過了愉快的壹年，比起這種講給外人聽的故事，他對生活越來越感到不確定。新作中“值得嗎？”我不明白，太可笑了！“哀嘆，這件事是有原因的。他越來越覺得人就像沙礫，被時代的壹波又壹波推來推去。有些人最後被推上岸，有些人不知何故消失了。
第壹部外國電視劇的背後
小說《北京人在紐約》出版後反響強烈，銷量超過654.38+0萬冊。導演鄭小龍回憶道，“那時候中國和美國的差距真的是巨大的。另外，出國的人從來不報喜不報憂。回來後衣衫襤褸的回國，給中國人的印象就是當時的花生就是美國，不遺余力的出國。而這部小說把問題都寫出來了，不僅是國外的苦難，還有文化沖突下的處境。”在這種形勢下誕生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很多第壹:第壹部在國外拍攝的國產電視劇，第壹部姜文的電視作品，第壹部劉歡作曲。此前，劉歡曾被央視封殺，但該片主題曲再次出現在央視。
鄭小龍在座談會上透露，當時的拍攝預算是654.38美元+0.3萬，工作人員幾乎沒有工資。這筆錢勉強用來支付整個劇組的所有開支，所以很困難。在美國拍攝，本來可以申請拍攝的。批準後，會有專人協助清場，維持秩序。“雖然申請是免費的，但我們沒有申請，因為必須有人給我們小費，而小費對我們來說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紐約》用了很多航拍，壹天就完成了。鄭小龍回憶說，那天他在飛機上呆了11個小時，最後站不起來。為了節約成本，他們使用了很多非法手段，比如演員偷偷溜到墓地，聯系飛機快速下降拍攝，在空管發現之前逃跑。有壹個鏡頭，飛機飛得很低，螺旋槳的風把姜文吹倒了，但他還得爬起來繼續拍戲。“在這壹點上，後來發現是燒焦了，只好重拍。最後，我們發現了壹個假墓碑。有錢可以申請路線，沒錢只能偷拍。”當時機組人員中只有鄭小龍壹個人有美國駕照，其余人都是持中國駕照在美國開車。“美國警察抓了中國的駕照，他傻到不能給妳開罰單。因為這件事，我們被法院傳喚。光是違章停車和無證駕駛就要罰款6000美元。”
但相對經濟上的煩惱，作為團長，鄭小龍更擔心有人偷著走。“每天人都處於高壓狀態，因為事情隨時可能發生，每天都可能有人逃跑。特別是壹些文藝團體，甚至團長、副團長帶頭跑幹凈，拿著護照跑。我特別擔心劇組有壹天會跑路。”
會話
寫書是因為有東西擊中了我的心。
東方早報:妳不是專業作家。為什麽20多年來壹直在寫反映文化沖突的小說？
曹桂林:我對寫作沒有計劃，沒有方向，沒有訓練，平時有很多事情要做。壹般來說，我寫的時候就是不吐槽。有東西擊中了我的心，我壹時興起是個業余愛好者。
因為我不是專業作家，所以壹般寫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北京人在紐約》開頭，我總結了我在美國10年的生活。後來寫了《綠卡》，因為對我打擊很大。壹個女生為了拿到綠卡遇到那麽多波折，就寫了。不過因為之前《北京人在紐約》比較流行，出版社加了壹個副標題《北京女孩在紐約》。因為拍《北京人在紐約》，和主創成了好朋友。那時，王姬還在美國，她看到了許多非法移民。她想讓我寫壹本書，她演了那個女黑魚。嗯，我說，因為不是我自己的事，我要去老撾緬甸泰國找半年材料，還去了福建長樂半年，寫了壹本書《偷渡者》。2001，姜文讓我寫《王其明回京》。我還說，現在誰知道王其明，寫作還有什麽意義？他說好，他覺得這個人有意思，我就寫了壹個，但是不是很滿意。因為沒什麽撞到我，所以編了個故事，自己也覺得不負責任。
但《紐約人在北京》是《北京人在紐約》的延續。我在美國30年了，《北京人在紐約》是前65，438+00年寫的。最近20年，我對美國是什麽樣的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是中國精英在美國的生活和精神狀態。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有人寫，我想我還是寫吧。
東方早報:在紐約寫《北京人》時有這樣的動機嗎？
曹桂林:是的，我想和我的女兒好好相處，這樣在讀完這本書後，她可以知道她的父親仍然想念她，不管她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但是沒有用。節日裏只有賀卡問候。經濟上，她有錢不需要我幫忙，我也不需要她幫忙。沒有任何聯系和情感交流。後來聽說我已經結婚生子了。我甚至不知道我從未見過他們。
她在12歲的時候來到美國。我想如果孩子這麽小就被送到美國，她就不是妳的了。中國的親子關系應該是妳崇拜我，我愛妳，但她年紀輕輕來到西方，就變成了美國價值觀，所以她應該獨立，做自己。她19歲以後我們就沒見過面，說我不煩妳，妳也不煩我。聽到這個我有多難過。或者用英語。剛來的時候特意讓她學英語，融入美國白人圈。結果，她在家裏全是英語。我說她在家會說中文，她不知所措。後來才發現，這是把孩子送出去太早的結果。她對父母的好意毫無感覺。她是不是覺得既然生下來了，不養就要殺了她？當然不是。美國法律規定妳有贍養義務。所以《北京人在紐約》就是用壹個家庭來體現文化的碰撞。
東方早報:北京人在紐約是紐約最著名的天堂和地獄的比喻。為什麽新書回想起那壹年，感覺很忙很荒誕？
曹桂林:我來美國的第壹年就成立了壹家公司，當了老板，那壹年我還買了房子。第二年，我的會計跟我說，妳趕緊再買壹套房，不然要交太多稅。
美國的稅收很糟糕。當妳生活在美國，妳就進入了這套遊戲規則。大學教授年薪654.38+萬美元，在美國也算中上階層，但扣稅後只能看到6萬多。這筆錢有壹半要還房貸，在美國買房還沒有壹次付清，因為要交很重的稅。人們故意買又大又貴的房子，就是為了逃稅，不讓國家把妳的錢拿走，養軍艦。然後孩子的教育，汽車的保養，電話，甚至除草和垃圾處理，每天早上他們打開郵箱，都有壹大堆賬單要填。我在和美國的學者打交道，我們的壹個認識是，作為壹個新移民，無論妳在哪裏讀書，取得什麽成就，妳都是要賠錢的，因為妳賺的錢都要回到美國，即使妳死後想傳給妳的兒子，也要交50%的遺產稅。我在美國當教授的時候，壹個月要咬咬牙去壹兩次餐廳。我還認識壹個沒去過發廊的院長。
東方早報:感覺妳的兩本書都有打破美國神話的感覺。
曹桂林:這不是壹個簡單的問題。過去30年，我壹直在中美之間穿梭，但我發現，僅僅因為我寫了兩本書，我就可以成為溝通的橋梁，但我做不到。美國當然有很多好處，但最大的問題是金融體系。再能幹，再努力，再高職位，還是破不了。所以，我壹直在勸我們的鄰居，在中國玩得開心點，忘了移民吧，移民也不會比妳現在的生活好。我們鄰居的孩子讓我來處理。他們都沒有做好。小壹點的會長得像美國，所以不會是妳兒子。他的思維和習慣不像妳這個中國的爸爸。去的晚的不學習，有錢整天瞎逛，最後回來當混混。我說，即使妳爬到了頂端，成為了教授，也就這樣了。
我覺得中國很多人都過得相當不錯，有些地方可能比美國人還要好。當然，我說的不是那些擺攤炸油餅的人。炸糕的人當然不抱怨，但是他們抱怨的是這些生活很好的人。我就說中國多霧，夏威夷壹直多霧，洛杉磯冬天看不到車。後來我說食物有毒，但是美國的茄子都壹樣大，芹菜像搟面杖，土豆像足球。我沒搞明白是不是轉基因，打死也不信。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應該是比中國好很多的社會，但不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