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與溫情：余華小說中的家庭倫理關系（2） -
虛偽的作品：余華的“真實”宣言
1989年第5期的《上海文論》上，余華發表了第壹篇帶有宣言性質的長篇論文《虛偽的作品》。這篇論文不僅全面地總結了余華自《十八歲出門遠行》以來的先鋒創作歷程，還就自己的先鋒理念和敘事哲學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最為重要的是，余華激動地向我們描述了他前期創作的美學核心問題：“現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白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
余華認為，所謂“虛偽”“是針對人們被日常生活圍困的經驗而言。這種經驗使人們淪陷在缺乏想象的環境裏，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總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著。當有壹天某個人說他在夜間看到書桌在屋內走動時，這種說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也不知從何時起，這種經驗只對實際的事物負責，它越來越疏遠精神的本質。於是真實的含義被曲解也就在所難免。由於長久以來過於科學地理解真實，真實似乎只對早餐這類事物有意義，而對深夜月光下某個人敘述的死人復活故事，真實在翌日清晨對它的回避總是毫不猶豫。因此我們的文學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裏度日如年。在有人以新聞記者眼中的真實，來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實時，人們的廣泛擁護也就理所當然了。而我們也因此無法期待文學會出現奇跡。”無論是走動的書桌、死人復活，還是後文史鐵生那瓶蓋擰緊的藥瓶裏自動跳出來的藥片，余華選取這些“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的事件，其矛頭的根本指向，都是“新聞記者眼中的真實”，“我們的悲劇在於無法相信”。
值得註意的是，“新聞記者眼中的真實”，卻至少具備兩個層面的含義：第壹，它代表了“壹些大眾的經驗”，或者“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這類新聞如國內國際政治新聞，表面上是對事實的客觀記錄，內裏充溢著意識形態的影響，它可以說是想象力的死敵，不允許有想象的空間；第二，它代表了能夠被科學和邏輯賦予其發生可能性的事實，這類挑戰可能性邊界的新聞，基本上都帶有“奇聞軼事”的色彩，比如某些社會新聞和花邊新聞，甚至包括為大眾長久吐槽的《走近科學》，它們需要不斷地發掘新聞點對日常生活經驗予以刺激，以不擇手段地引起讀者的關註為其最終目的。也就是說，新聞記者眼中的真實，同時具備維護現實秩序以及刺激現實秩序這兩個互相沖突而又並行不悖的層面；對於第二個層面而言，走動的書桌或者死人復活當然需要被排除在“真實性”之外，但它並不拒絕光天化日的搶劫，或者親人之間的殘殺。同時值得註意的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其素材來源正是壹則令人瞠目結舌的新聞報道，余華的處理並沒有在“荒誕”或者“難以置信”的意義上，賦予這份素材更多的內容。
余華的激動，使得他毫不猶豫地對兩個層面同時做出猛烈的批判，但在隨後的陳述中，“新聞真實”的雙重層面，卻使得余華的觀點曖昧不清。當余華描述大眾經驗對壹條街道所下的結論時，他的批判對象已經悄悄地退回到了“新聞真實”的第壹個層面上；換言之，余華要做的，不過是顛覆成為真理的衰老經驗，發掘出可能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事實。“當我們拋棄對事實做出結論的企圖，那麽已有的經驗就不再牢不可破。我們開始發現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局限。” 艾薩克辛格哥哥的告誡，也只是說不要輕易對事物給出明確的看法，但並沒有也不可能讓我們依據自己的精神與想象捏造“真相”。即便將“大眾經驗”擴展到“現實世界的秩序”，也沒有辦法幫助余華在理論上邁進壹步，因為邏輯也同時具有生活邏輯和客觀邏輯兩個層次。當我們對親人之間的殘殺報以“不可能”的態度時，我們說的並非“這件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而是“我不相信這是真的”，這是生活邏輯對於客觀邏輯不負責任的否定，但客觀邏輯還是堅挺地存在著的。余華本人也承認，“《現實壹種》作為壹部文學作品已經很殘忍了，但是與現實中的某些事情相比，還根本算不了什麽。” 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眾經驗”、“現實秩序”、“生活邏輯”，這些“既有真實”才是余華火力的最終指向。先前大張旗鼓的激越，也許只是某種掃除思想障礙的敘述策略。
“人類文明為我們提供了壹整套秩序，我們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對安全的責問是懷疑的開始。”這裏余華明確地澄清了他要顛覆的真正對象，那就是現實秩序。隨後他又進壹步對此予以肯定：“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現實壹種》時期的作品，其結構大體是對事實框架的模仿，情節段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遞進、連接的關系，它們之間具有某種現實的必然性。但是那時期作品體現我有關世界結構的壹個重要標誌，便是對常理的破壞。簡單的說法是，常理認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裏是堅實的事實；而常理認為可能的，在我那裏無法出現。導致這種破壞的原因首先是對常理的懷疑。很多事實已經表明，常理並非像它自我標榜的那樣，總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世界並非總在常理推斷之中。”“事實上到《現實壹種》為止，我有關真實的思考只是對常識的懷疑。也就是說，當我不再相信有關現實生活的常識時，這種懷疑便導致我對另壹部分現實的重視，從而直接誘發了我有關混亂和暴力的極端化想法。”
面對現實秩序，余華對暴力的選取理所當然：“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自於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壹個口號，秩序成為了裝飾。”余華自己對於選擇暴力動因的描述，也印證了前文對於這壹問題的思考：余華的欲望，促使他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施加暴力，由此那些可憐的人物全部以“本我”的形式在文本中縱欲，而縱欲又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在文本中，欲望和暴力摧毀的是血緣聯系；跳出文本，余華真正的靶子乃至眼中釘，則是血緣聯系背後的日常經驗。
所以，日常經驗/現實秩序與血緣聯系的緊密聯系，使得“冷漠”對於經驗/秩序的腐蝕並不令人大驚小怪；而打破血緣聯系、重新組建家庭，與構建“內心真實”的類似意義，則使得“溫情”成為余華對於自己“內心真實”心滿意足的評語。日常經驗冷酷無情，“內心真實”其樂融融，余華對於“現實壹種”的書寫，不但從客觀事實上展示了日常經驗的不堪壹擊，而且還從主觀感情上呈現出得意洋洋的勝者姿態，從而獲取讀者對於“內心真實”的更多認同——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余華將家庭倫理關系濃縮為“冷漠/溫情”的二元對立的全部真相。
在這壹層面上，柯勒律治對待“真實”的觀點與余華頗為相似。柯勒律治同樣對匍匐摹寫的姿態嗤之以鼻：“如果與自然只有相似，沒有差異的約束，結果就會讓人厭煩，相似的地方越多，越讓人難以忍受。為什麽蠟像令人不快呢？因為在這種模仿自然的東西裏，找不到我們所期待的運動和生命，那些毫發畢現的虛假細節曾經激起我們的興趣，現在卻突然讓我們感到離真實更遠了。妳本以為會看到真實，結果卻大失所望，非常不快，有壹種被欺騙的感覺。”?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余華在文學觀念層面的建樹，無法掩飾他在具體寫作上的蒼白。余華並沒有像卡夫卡壹樣成為壹位名副其實的“汪洋大盜”，卡夫卡能夠為我們呈現出《變形記》，而余華則註定只能寫出《現實壹種》。終於，余華也並不滿足於僅僅在大眾經驗之外的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這塊已經開辟出來的處女地雖然並不狹小，但面對日常經驗的寬廣，也不得不望洋興嘆。膨脹的野心，促使余華毫不猶豫地選擇對現實經驗進行重新書寫——這無疑是壹次冒險，然而這次冒險也勢在必行：假如創作壹直遊歷在現實秩序之外自說自話，“內心真實”的建構又如何談得上完滿？然而，這壹冒險，卻最終導致了余華反抗行為的全面潰敗，“內心真實”本不充分的勝利果實也由此壹點壹點喪失殆盡。從“真實”的層面而言，余華向“傳統”的“回歸”，其實從壹開始就蘊涵了深刻的必然性；在其對家庭倫理關系的描寫中，余華的“妥協”便表現在恢復了血緣聯系與家庭關系的結合資格，並將“溫情”逐漸歸還給了血緣聯系。
下壹篇起，我們就開始談談，為什麽在我看來，《在細雨中呼喊》才是余華出道即巔峰的長篇作品，而《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余華自己的反面。
（未完待續）
冷漠與溫情：余華小說中的家庭倫理關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