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我面前擺著壹張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名片依舊，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但是現在怎麽能輪得到小弟！他剛50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壹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裏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臥床不起，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說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壹年多，從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壹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叫壹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裏便有我的弟弟，壹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後。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老師，照顧著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著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裏，孩子們都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壹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捧著壹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妳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壹個學校。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間，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蕩不安的年月裏，很難想象壹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只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後，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我於8月20日到西安。記得有壹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後，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壹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壹定得來看壹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壹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裏有許多人等著，他們壹定要等著，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誌們也會給他。但是壹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壹個半成人的拳頭大，壹面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壹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麽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裏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在這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象每壹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裏，戰鬥在這裏，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裏了。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復發了。
那壹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壹念及，便淚下如雨，紙上壹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裏都像公***汽車上壹樣擁擠，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只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誌起，還有空軍領導同誌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陜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1952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他填誌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陜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壹點壹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壹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壹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復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嗎？多年來，家裏有什麽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壹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裏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時，他去了。
這壹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裏，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妳到哪裏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壹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壹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麽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幹部，壯誌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惟壹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他是積勞成疾，也是積郁成疾，他壹天三段緊張地工作，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每有大型試驗，他事先檢查到每壹個螺絲釘、每壹塊膠布。他是三機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曾有遠見地提出多種型號研究。有壹項他任主任工程師的課題研制獲國防工辦和三機部科技壹等獎。同時他也是623所黨委委員，需要在會議桌上坦率而又讓人能接受地說出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意見。我常想，能夠“雙肩挑”，是我們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是在“又紅又專”的要求下長大的。當然，有的人永遠也沒有能達到要求，像我。大多數人則挑起過重的擔子，在崎嶇的、荊棘叢生的、有時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幾年的批判鬥爭是有遠期效果的。他們不只是生活艱苦，過於勞累，還要擔驚受怕，心裏塞滿想不通的事，誰又能經受得起呢！
小弟入醫院前，正負責組織航空工業部系統的壹個課題組，他任主任工程師。他的壹個同誌寫信給我說，1981年夏天，西安壹帶出奇的熱，幾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涼，只有“我們的老馮”堅持伏案看資料，“有壹天晚上，我去他家匯報工作，得知他經常胃痛，有時從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時會痛得大汗淋漓，挺壹會兒，又接著做了。天啊！誰又知道這是癌癥！我只淡淡地說該上醫院看看。回想起來，我心裏很內疚，我對不起老馮，也對不起您！”
這位不相識的好同誌的話使我痛哭失聲！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沒有早想到癌癥對我們家族的威脅，即使沒有任何癥狀，也該定期檢查。雲山阻隔，我壹直以為小弟是健康的。其實他早感不適，已去過他該去的醫療單位。區壹級的說是胃下垂，縣壹級的說是腎遊走。以小弟之為人，當然不會大驚小怪，驚動大家。後來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檢查，才做手術。如果早壹年有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小弟還可以再為祖國工作20年！
往者已矣。小弟壹生，從沒有“埋怨”過誰，也沒有“埋怨”過自己，這是他的美德之壹。他在病中寫的詩中有兩句：“回首悠悠無恨事，丹心壹片向將來。”他沒有恨事。他雖無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卻有壹個普通人的認真的、勤奮的壹生。歷史正是由這些人寫成的。
小弟白面長身，美豐儀；喜文藝，嫻詩詞；且工書法篆刻。父親在挽聯中說他是“全才罕遇”，實非誇張。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這壹輩子，也沒有得以充分地發揮和施展。他病危彌留的時間很長，他那顆丹心，那顆讓祖國飛起來的丹心，頑強地跳動，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這樣壯誌未酬的人，不只他壹個啊！
我哭小弟，哭他在劇痛中還拿著那本航空資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腎遊走”；我也哭蔣築英抱病奔波，客殤成都；我也哭羅健夫不肯壹個人坐壹輛汽車！我還要哭那些沒有見諸報章的過早離去的我的同輩人。他們幾經雪欺霜凍，好不容易奮鬥著張開幾片花瓣，尚未盛開，就驟然雕謝。我哭我們這遲開而早謝的壹代人！
已經是遲開了，讓這些遲開的花朵盡可能延長他們的光彩吧。
這些天，讀到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也讀到了《痛惜之余的願望》，稍得安慰。我盼“願望”能成為事實。我想需要“痛惜”的事應該是越來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宗璞
宗璞（1928—）女，原名馮鐘璞，筆名有任小哲、豐非等,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退體於中國社會科學業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自幼生長於清華園，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精粹，學養深厚，氣韻獨特。她的小說，刻意求新，語言明麗而含蓄，流暢而有余韻，頗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長，雋永如水。
1928年7月生於北京。十歲時隨家庭南遷到昆明，上過南菁小學和西南聯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後轉人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曾在中國文聯、文藝報等單位工作。1960年調《世界文學》編輯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紅豆》《桃園女兒嫁窩谷》《不沈的湖》《後門》《知音》等，《紅豆》曾受到不應有的批判。“文革”後，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中篇小說《三生石》，獲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說散文選》。後來又抱病奮力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其第壹部《南渡記》已於1987年問世，獲得了好評。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成名作為1957年的短篇小說《紅豆》。新時期她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三生石》(獲第 壹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童話《總 鰭魚的故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蝸居》、《我是誰》等。1988年出版第壹部長篇小說《南渡記》，1996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來又抱病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
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園情結(侯宇燕)
宗璞走過的是怎樣的壹條人生之路呢?翻開作家的履歷，撲面而來的是壹股與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韻味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書香之氣。宗璞的經歷，與大多數作家不同。她不像師陀、田濤等老壹輩作家，是從中國的底層社會壹步步艱難地爬到了知識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謝冰瑩，從舊的地主家庭中遊離出來，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說的壹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時期湧現出的壹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時代就離開書本，離開家人，在貧窮、愚昧與困惑中探索人生的價值。甚至生長於“文革”之後的壹代年輕人，也很少有像她這樣得天獨厚的學養根基。她是壹株冰清玉潔的蘭花，有幸在遠離貧困與骯臟的凈土中發芽，成長，就象夏洛蒂所言，擁有壹個“沒有汙點的，飲之不盡，令人神清氣爽的清泉”般的純凈記憶。她的生活環境，基本上限於高等學府和高等學術研究機構，由於自小在和諧淳厚文雅的學術氣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壹生的做人與做文準則。她確實擁有壹個令人羨慕的童年時代。這大概就是為什麽宗璞的作品中總有壹種別人學不來的大家之氣，沖和之態，甚至壹種率真潔白的“學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學校園中，教授的生活條件是極其優越的，絕無今日“腦體倒掛”之虞。生活的舒裕與地位的高貴，使得鉆研學業的教授們能比較專心於書本的研究(當然抗戰開始後又有了不同)，他們的子弟也能在壹個相對單純、明凈的天地中獲得比同齡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養。當然從另壹方面來說，這也使得他們過分地單純，書卷氣過於濃厚，在今後的人生歷程中則免不了要經受更多的磨難與挫折。我手頭正好有壹本1990年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不妨拿來，隨便擷取幾段，為宗璞筆下的清遠世界作壹個更詳盡的註腳。宗璞的同輩人，著名文史專家虞振鏞的女兒，西南聯大1943年學生虞佩曹在《水木清華——童年的回憶》中曾飽含深情地描寫了清華校園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靜與清雅，以及清華人文景觀的優越與獨特。她說“那時清華只有附小(即馮友蘭提到的宗璞就讀的成誌小學)及附設的幼稚園。馬約翰是我們的校長。……後來由蔡順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學生。”在這樣條件下成長的孩子，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而當時孩子們生活的環境又是怎樣的呢?“水木清華的工字廳……裏面典雅、陰涼，有壹股楠木香味，單身教授吳宓、葉企孫先生曾在裏面有過住所。”“我們住的南院是壹個四周由房屋圍繞著的大院……西式住宅壹號是趙元任先生家……”。這種耳濡目染的文化氣韻，在壹點壹滴中已深深地滲入了孩子們的靈魂之中。宗璞《南渡記》中所寫的方壺小院，不就是這種充滿清遠文化氣息的精英薈萃之地嗎?法國現代派女作家納塔麗·薩馬特說：“文學所描寫的，永遠只能是某種看不見的，每個作家所向往的——他獨自壹人感覺的現實。”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虛構，然而意境卻總是忠誠地反映出壹個具有敏感稟賦的作者童年時對周圍景物的特殊感覺以及這種感受對其終生造成的影響。宗璞在壹系列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壹縷輕煙，又好似壹絲馨香，著意體會時捉摸不出，只有親身體會過這種生活的人，才能從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寫中領略到作家實際極其濃厚的感情，那種對童年精神生活的無限追憶與留戀。這種非過來人不能寫出亦不能讀出的愛，正是宗璞“校園情結”的真諦所在。
(《這方園地中的馮家山水》，《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
宗璞的書房（名人書齋）
永遠的大家閨秀。凡是見過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會這樣覺得，無論初識還是熟知。
4月6日下午，記者來到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院三松堂。如想象中，房間高闊，雖無奢華，卻更古雅。
77歲的女作家壹頭華發益顯慈心睿智，壹身便裝不掩滿腹詩書。記者隨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細走廊，墻邊書櫥中裝滿各類書籍。書房不大，北面書櫃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寫的書；西面放電腦桌；南窗微微開著，可見窗外的丁香已綠，寫字臺上的傳真機，不時響起；東面墻上掛著先父國學大師馮友蘭先生為愛女錄寫的對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壹船。
宗璞老師落坐在電腦桌旁平時寫作的轉椅上。“雖然現在身體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靜地說。原來老人幾次手術後視力下降，每天上午寫作都是口述，要靠別人幫忙打字，現在幫忙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壹位四年級女生。
記者得知，宗璞老師正在抓緊《野葫蘆引》4部長篇小說中的第三部《西征記》的寫作，前兩部《南渡記》《東藏記》已分別於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蘆引》是寫抗日戰爭期間北校南遷全過程中前輩學人的風貌，尤其是寫在民族危亡的大關節上知識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歷史真實地留下來。”女作家平靜的語調透出壹種堅定。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年04月0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