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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信》:精神枷鎖,讓罪犯家屬成為“無罪之囚”

《信》被讀者稱為“很不東野圭吾的小說”。沒有復雜燒腦的推理,沒有嚴絲合縫的邏輯,有的只是直抵心靈的人性。

故事起源於壹樁盜竊殺人案。失去雙親的兄弟二人相依為命,哥哥剛誌為了給弟弟直貴湊夠上大學的學費,誤入歧途地選擇入戶盜竊。被害人緒方老太太是個慈祥善良的老太太,剛誌在給她兒子搬家時,無意間知道了老太太的情況。當他實在無力賺到弟弟的學費走投無路時,老太太家成為剛誌偷盜的目標。剛誌偷到錢後,為了返回拿到印象中弟弟最愛吃的板栗,被主人老太太發現。當老太太打電話報警時,驚慌中,他鋌而走險失手殺死了對方。結果,哥哥剛誌被捕入獄。

壹封封寄自高墻之內的家信,寄托了哥哥對弟弟的無盡牽掛,同時也給弟弟帶來了無盡的噩運。弟弟不堪忍受歧視,與哥哥斷絕了關系。

壹、善與惡,壹念之間

王陽明說:“人之善惡,只在壹念之間。 ”簡單壹念,往往會讓凡人變成英雄,也會從天堂掉入地獄。

故事中的哥哥剛誌,本是壹個善良有愛的人,他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相依為命的弟弟,為了讓弟弟上大學,為了給弟弟創造更好的生活。甚至,在他入戶盜竊的那壹刻,他也未想傷害任何人,只想湊齊弟弟的學費。然而,沖動是魔鬼,就是這短暫的壹念之間,卻可以決定壹個人甚至壹群人的命運。看壹下那些犯過錯人的懺悔吧,沒有壹個人不懊悔自己的沖動,都在後悔當初如果能夠冷靜壹秒鐘的話,也不至於造成嚴重的後果。

現實中,因為壹時沖動而犯罪的案例不勝枚舉。2020年高考前壹天,貴州公交車載著36人沖進水庫,造成21人遇難,15人受傷。作案者張某,生前固定收入,有女友,有兒子,有同事和朋友,他們對他的評價是待人接物都很好。然而,由於他原單位分配的公房拆遷,自己申請的公租房沒有獲批,在感情上也有些失意,壹時想不開,竟然做出如此傷天害理之事。

當年劉備立遺詔時,曾說到善與惡的相互轉化:“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棄惡揚善,需要從壹而終的理智與克制。

二、罪與罰,壹生代價

《信》的核心就是聚焦了這樣壹個引人深思的話題:究竟犯罪人的家屬,應不應該陪同犯罪人壹起背負起贖罪的精神枷鎖?

剛直入獄初,直貴帶有的是壹種愧疚的心情,因為哥哥是為了給自己籌集學費才走上了犯罪。所以他主動出席了哥哥的審判現場,向法官辯訴,這才使得原本應當判處死刑的直貴只被判處了15年有期徒刑。然而,哥哥的罪行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給他帶來了壹系列麻煩。

原本成績優異、前途光明的弟弟直貴,因為哥哥突如其來的犯罪,不得不背負“殺人犯弟弟”的精神債務,被社會歧視:親密的同學日漸疏遠;校長希望他退學;公寓管理者讓他盡快搬走;找兼職工作屢屢被拒;樂隊成員排斥;女朋友知道真相後與他分手。無辜的直貴也因此失去了他的全部:學業、求職、戀愛、生活、夢想。

後來,直貴結婚生子,他也曾想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壹點點讓周圍的人們接受他,慢慢恢復與社會的相容性,但事情不僅沒有按他預期的方向發展,連他的妻子和女兒也不能幸免。在遭受諸多歧視與偏見後,直貴真正意識到,原來自己的身份並不是壹個剛失去哥哥的可憐人,而是殺人犯的弟弟。他不理解,犯罪的是哥哥,為什麽歧視的是他?

當平野社長平靜地對他說:“ 歧視是理所當然的……我們需要對妳區別對待,這也是為了讓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親屬也會痛苦。 ”他突然明白,原來“自己現在的苦難,正是對剛誌所犯罪行作出懲罰的壹部分。

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講述了相似的故事。全劇從壹個無差別殺人案開始,少年李小明在電影院開槍射擊,造成9死21傷,引發了多個受害者家庭的後續悲劇。

殺人案之後,兇手的家屬受到社會各方的歧視,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為了償還賠款,父母賣掉了房子,躲回了附近無人居住的老宅。父親的人生徹底荒廢,酗酒度日,母親出門擺攤也從來不敢取下口罩。唯壹的妹妹在家裏躺了兩年之後,被母親拉去改名字重新開始生活,卻也時時刻刻接受現實的暴擊和良心的譴責。壹起突如其來的案件,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給他們帶來了壹連串的無妄之災。

人與他人有各種社會性的聯系,比如愛情、友情、親情。選擇犯罪,就是選擇切斷這些社會聯系。犯罪者往往意識不到,他們犯罪的時候也切斷了家人的社會聯系。從此,家人將無法順利融入群體之中。

《法證先鋒》中,有壹句臺詞是:“無論壹個罪犯背後有怎樣的故事,這個故事只可以幫我們了解他的行為,而不是諒解他的罪行。”

區別對待犯罪者家屬,是為了讓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犯了罪,親屬也會痛苦。這,也是壹種懲罰。對於這種懲罰,是否公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正如東野圭吾坦言:“自己的作品對人性沒有準確的定義,沒有絕對的黑白,而我站在連接黑白的灰色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