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官司發生在上海。先從1927年他和許廣平定居上海說起。魯迅初到上海，既興奮又不安。“興奮”自然是多年夢想成真。他和許廣平終於住在壹起了。而“不安”是因為魯迅不知道上海這座城市會如何看待他和許廣平的結合？
但魯迅很快發現沒必要擔心，因為上海市民對魯迅的私生活似乎興趣不大，上海的新聞媒體也沒有抓住魯迅和許廣平同居的事實。魯迅第壹次和許廣平談戀愛的時候就知道，如果在北京把他的師生關系公之於眾，他肯定會承受巨大的社會和家庭壓力。於是他們約定魯迅先去廈門大學教書，許廣平回廣東老家，壹年後在廣州見面。事實上，魯迅到廣州不到壹年。不料，到廣州不久，魯迅就與中山大學顧頡剛等人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魯迅不得不辭職。既然北京回不去了，對杭州這個“天堂”的魯迅也沒什麽好印象，所以其他地方的魯迅更加看不上，最後只好帶著許廣平去了上海。上海雖然有白色恐怖，但是住在租界還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繁榮的文化市場和成熟的讀者群。當時上海有幾百家報刊雜誌，占全國出版業的近九成，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二十多家報刊雜誌，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說了。上海還有大量從事專業寫作，靠稿費為生的文人群體。很多都是魯迅的朋友或者老鄉，所以魯迅能很快熟悉上海的文化氛圍，更不用說沒有地方發表點什麽了。
當然，在上海生活並不容易。與北京相比，上海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而且魯迅到了上海之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很快就決定不在高校教書了，這意味著他失去了穩定的收入。對於剛剛成家的魯迅來說，完全靠寫作來維持生活，真的很有壓力，所以魯迅給朋友們寫了這樣的感慨：“可是，他沒有辦法，只好去弄文學書。本拿到版稅的時候很著急，但是沒有別的辦法。現在是殺人的時候了。想吃壹頓平穩的飯是極其困難的。”明白了這壹點，妳也就明白魯迅為什麽要和拖欠版稅的出版社打官司了。
為什麽出版社欠魯迅版稅？本來魯迅的作品基本都交給北新書店出版。老板叫李曉峰，在北京大學教書時是魯迅的學生，與魯迅關系很好。李曉峰不是普通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加入著名新潮社，負責出版《新潮》。此後，他壹直與魯迅保持著聯系。1925年，李曉峰在北京創辦了北新書店，後來它搬到了上海。魯迅對北新出版公司極為支持，幾乎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交給了北新出版公司。據統計，由北新出版社出版或發行，魯迅翻譯編輯的圖書有39種。再版最多的14部新文學作品中，魯迅占了6部，其中《吶喊》再版22部。到第14次的時候，拷貝數已經達到了43000份，這在當時是很驚人的。當然，李曉峰也很慷慨，給了魯迅高達25%的版稅，而當時其他出版社給的版稅壹般是12%。相比之下，今天，普通作者只能獲得8%的版稅，只有少數暢銷書作者能獲得10%以上的版稅。魯迅自然知道北新書局和李曉峰給他的特殊待遇，所以他說：“我以為我和北新不是勢利眼的朋友.所以直到去年，我再也不會把我的創作給任何人，除了未名社，壹個老學生，忍不住”。
魯迅到上海之前，與北新出版社關系很好，但稿費問題沒有明確交代。魯迅可能不好意思問，而且魯迅在廈門和廣州當教授的時候，收入很高，分別是400和500大洋，所以對稿費不太在意。李曉峰大概覺得魯迅是老師，處理起來有些隨意。比如，李曉峰有時聽說魯迅缺錢，馬上送幾百元，但魯迅該拿多少不算。魯迅在上海成家的時候，租房子、買家具、維持日常生活都要花錢，但魯迅當時並沒有多少積蓄。此外，魯迅每月給母親和在北京的原配妻子朱安寄生活費。最後，還有壹個現實問題，就是在魯迅準備打官司之前，許廣平已經懷孕，魯迅要為孩子的出生做財務準備。1928年魯迅每月稿費收入不足200元，顯然遠遠不夠。這是魯迅下定決心與出版商打官司的直接原因。
當初魯迅在北京的時候，北新出版公司付給魯迅的版稅壹年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因為魯迅當時作品不多，所以這些數字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但1926年至1927年魯迅在廈門、廣州時，收到的版稅大大減少。1927年，只有470元。魯迅到上海後，交給北新出版社出版的書有九本，都很暢銷。按說應該有不少版稅。魯迅為北新出版社主編兩本雜誌，應該有固定的編輯費。魯迅也為北新出版社翻譯過作品，也應該有版稅收入。但恰恰相反，從魯迅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此時北新給魯迅的稿費每個月只有壹兩百元，有時還會拖欠。魯迅對此當然不滿意。當時正好有人寫了壹篇攻擊魯迅愛財的文章，說“魯迅發財了，在北新每年有幾萬版稅！”這提醒了魯迅。據魯迅日記記載，1929年7月至8月，魯迅壹方面秘密調查北新所欠款情況，另壹方面要求委托人聘請律師了解相關法律知識。根據《魯迅日記》中的賬目統計和魯迅的好朋友郁達夫的說法，北新書店的欠款金額在2萬元左右。按照實際購買力，這差不多等於現在的兩百萬元。事後看來，魯迅索要的錢，占魯迅全部稿費總收入的40%或者說是他壹生總收入的近五分之壹。所以，魯迅與李曉峰的這場爭論，對魯迅來說，不僅僅是壹件小事；此外，在c語言的歷史中
但魯迅壹開始並不想和北新書店打版稅官司。他覺得李曉峰人品不錯，希望他能主動歸還。其次，反正他們是師生關系。作為老師，妳總是不願意把學生告上法庭。第三，魯迅更擔心壹旦雙方對簿公堂，不僅師生關系可能破裂，自己的形象也會受到影響。外界肯定會認為魯迅是個財迷，重錢輕友。最後，魯迅對官司實在不熟，更怕麻煩。比如他在1929年3月給朋友的信中說：“我認為最好不要叫我和北新談判錢的問題。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交易，但現在我突然出現，造成的麻煩比預想的要多。”
盡管魯迅壹直寫信索要版稅，李曉峰卻不能及時回信。請看魯迅的相關信件：“鞏俐孝豐似乎很忙，信件消失的情況並不少見。北方的新懶，和上海新書店的崛起，按照田言的公治，應該是顛倒的
"李曉峰是他的學生，他竟然稱之為“鞏俐小風”，他的不滿溢於言表。而且傳聞北新不僅拖欠魯迅的版稅，還拖欠很多作者的版稅。有的作者甚至寫信催促，北新連回信都沒有。後來謠言越來越多，甚至說北新把作者的版稅挪作他用。這些傳到魯迅那裏，加深了他對李曉峰的不滿。這壹點在魯迅寫給朋友的信中也有所體現：“曉峰久未相見，甚少回信，我盡量不給他寫信。華北新經濟似乎很尷尬。有人說他們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開紗廠了。”。再比如魯迅對北新的抱怨：“北新出版社窮極了。這個月我不會付任何版稅。我會寫信詢問，但我不會回答。這種生意我打不過。真不知道自己身上長滿痱子是什麽感覺，嫁給別人，當官開廠。”請註意魯迅信中的壹句話：“這種來往是不能爭的”，說明魯迅此時已經有了與李曉峰徹底清算的想法。
到1929年8月，魯迅的不滿更加嚴重。他已經這樣抱怨過了：“北新最近很麻木。我付的稿費壹直拖欠了很久，寫信問壹下就再也不會發生了。投稿人大多比較窮，經常直接來找我，或者投訴，讓我苦不堪言。很多生命都是在無償的辛苦勞動中度過的，何必呢？”魯迅不僅抱怨北新拖欠版稅，還懷疑北新書店“學壞了”，可見魯迅對北新的態度發生了質的變化。果然，4天後，8月11日，魯迅向李曉峰發出了最後通牒。在那天給李曉峰的信中，魯迅對李曉峰遲遲不回信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原信如下：
上壹封我要求支付《奔流》的信是在上個月底，過了兩個星期，我還是壹個字都沒收到。這是北新的另壹項重要任務，它已經不在這些出版物中了。雖然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的話壹定要停編，因為即使我是員工，仆人，仆人，我早就應該收拾好我的書了。現在第四版已經編好了，然後就不編了，或者停，或者別人接手，隨妳便。
魯迅終其壹生，壹直重視經濟收入，努力爭取經濟獨立。當時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工資每月200大洋，在當時屬於中產階級，因為當時北京市民每月二三十元就能維持小康水平。但北洋政府經常拖欠工資，魯迅實際拿到的遠比這個數額少。長子魯迅負責養家糊口，每月寄壹半工資到紹興老家，承擔周作人留學日本的費用。後來魯迅的母親、妻子、周作人、周兄弟都來了北京，魯迅的擔子更重了。據同樣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說，他們的收入維持這個大家庭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壹方面，收入往往不能及時到位；另壹方面，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財務，揮霍無度，入不敷出。在魯迅這壹時期的日記中，經常有他向朋友借錢的記錄。而且這個時候的魯迅，雖然發表了很多白話小說，稿費收入很少。魯迅到上海後，稿費才成為主要收入來源。現在他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稅，他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來收回他們。
在魯迅聘請好律師的那壹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他終於收到了李曉峰的回信，其中包括給魯迅的50元版稅和50元編輯費，這更加堅定了他打官司的決心。因為不僅版稅50元，剪輯費也壹直是100元，李曉峰沒有任何解釋就減到50元，魯迅壹氣之下把錢退了回去。而且北新出版社為了賺錢，不僅把出版重點轉移到教科書和兒童讀物上，甚至在魯迅主編的《語絲》雜誌上刊登低俗的性病廣告，讓魯迅不堪其擾。晚上，他寫信給李曉峰，要求停止編輯雜誌以示抗議。信中明顯流露出魯迅的憤怒：“雇員和仆從雖壹再發問卻未能回答，早該收拾了。”
當時上海有壹家四口。家庭月收入100元到200元被視為中產階級，月收入60-50屬於壹般市民階層，而收入不足30元的為貧困階層。魯迅的小家庭很快就要三口人了，還要壹個保姆。孩子的出生和撫養，以及他在北京的母親和前妻朱安的生活費等。都是沈重的經濟負擔。魯迅壹直熱心幫助青年，買書，定期資助“左聯”和壹些文學社團，這是壹筆不小的開支。所以魯迅必須保證自己的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才能獲得壹個相對平和的生活環境。然而，1928年，魯迅在上海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90多元。當然，他剛到上海時也沒有更多的作品，但主要原因是北新出版社扣版稅。
那麽，李曉峰如何解釋拖欠版稅？首先，李曉峰感謝魯迅對他的培養和信任。他說：魯迅是我的老師，永遠是我的老師，就像老師的後院：壹棵是棗樹，壹棵也是棗樹。新出版社的成立和成功離不開老師們的支持。其次，李曉峰承認拖欠魯迅稿費：“當時老師的書賣得很好，稿費還不止，已經作為書店出更多新書了。”至於為什麽拖欠，李曉峰解釋說，北新出版公司在被北京軍閥查封時損失很大。搬到上海後，它不得不挪用部分作者版稅進行投資。然而，就在魯迅索要版稅的這段時間，北新出版公司發布了壹則廣告，聲稱他們：“在短短的四年半時間裏，以幾千塊錢的小本，今天出版了三百五十多本，售出三百萬冊，發行處三百多個，盈余近十萬元。”如果這個廣告是真的，那麽北新出版社應該獲利頗豐。當時盛傳靠出版魯迅作品發了財，甚至說李
李曉峰解釋說，因為北新出版社專門出版新文學書籍，效益不好，廣告當然會誇大其詞。至於把出版重心轉移到兒童讀物和教科書上，是為了增加收入。他也知道這會引起魯迅的不滿：“從此以後，由於出版方向的改變和版稅訴訟，教師對北新的偏愛轉向了疏遠。”最後，李曉峰說還有另壹個具體原因。當時青年作家魏素媛住院急需用錢，未經同意挪用了魯迅的版稅。說起來，魏素媛也是魯迅的學生，大概李曉峰覺得先挪用壹下也沒什麽。不過，無論如何，李曉峰應該提前跟魯迅打個招呼，對吧？那時他們倆都在上海。他們通常壹起吃飯，寫更多的信。即使李曉峰忙得見不到魯迅，寫信或派人向魯迅說明情況也總是可以的。至於李曉峰為什麽幾次不回復魯迅催要版稅的信件，大概是覺得既然壹時達不到魯迅的要求，幹脆就不理會了。或者他是不是在隱瞞什麽，很難猜測。
說到版權保護，在我國歷史上壹直被忽視。中國第壹部著作權法是《大清著作權律》，由晚晴政府於1910年頒布，比世界上第壹部著作權法英國的《安娜法案》晚了200年。不僅內容極其簡單，而且沒有真正落實。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頒布《著作權法》，對私自重印、出版他人作品或假冒他人名義的出版者處以50元至500元罰款，有了壹定的版權保護意識。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著作權法》，其中第23條明確規定：“著作權登記後，著作權人可以就他人抄襲、復制或者以其他方法侵害其利益提起訴訟。”請魯迅的律師因為這第23條起訴李曉峰。只要李曉峰承認拖欠魯迅的版稅，魯迅就會勝訴。魯迅與律師商議後，決定於1929年8月25日正式起訴。
得知魯迅要把自己送上法庭，李曉峰既驚訝又緊張。他很驚訝魯迅會不顧自己的老師身份，和自己的學生打官司。他很緊張，因為他很清楚，拖欠魯迅版稅的事情如果被媒體公之於眾，對北新書店是非常不利的。當時北新拖欠了很多人的會費。如果魯迅贏了這場官司，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北新肯定會不知所措。李曉峰急忙寫信給魯迅要求和解，並隨信附上壹份版稅。結果不僅錢被魯迅退回，連面議的要求都被拒絕了。無奈之下，李曉峰不得不沖到門口，請求和解。但魯迅的態度很明確，就是八個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在我當老師之前，我給妳寫過幾次信，但妳都沒有回信。現在我不得不去法庭承認我的錯誤。太晚了！請看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的表述：“老板今天來看我，不過是平常事。因為我的箭已經射出去了”。更有意思的是，魯迅在信中還調侃自己：“最近打官司，真是落後的表現。”魯迅本來被攻擊為時代的落伍者，現在自稱“落後於時代”，心情卻明顯輕松愉快。
眼看事情無法收拾，李曉峰只好向魯迅的同鄉郁達夫求助。他知道，在魯迅的朋友圈裏，如果還有誰，魯迅是可以聽的，那就是郁達夫。郁達夫當時回到了杭州，並在李曉峰的要求下趕回了上海。但魯迅堅持要在法庭上見他，於是兩次寫信拒絕郁達夫的調解。直到郁達夫來拜訪，說私下解決對大家都好，李曉峰多次表示願意立即歸還拖欠的版稅。最後，律師也認為可以先調解，調解不成再打官司。於是魯迅答應先嘗試庭外調解。
雙方商定私下調解的時間為1929年8月25日下午，地點在魯迅邀請的律師事務所。除了魯迅、李曉峰和協調人郁達夫之外，雙方的壹些親友也是見證人。事實上，整個談判過程很順利，因為李曉峰承認自己確實欠魯迅版稅，數額和魯迅自己算的差不多，並承諾盡快歸還。於是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內容有三：壹、北新欠魯迅18000多元版稅，10個月付清，但實際是20個月後才付清；之後，北新每月付給魯迅版稅400元；第二，北新出版社持有的舊版魯迅作品被魯迅收回，也就是說北新出版社未經魯迅同意，不能出版魯迅以前的所有作品。第三，如果以後北新再出版魯迅的新書，每壹卷都要貼上魯迅提供的郵票。這樣，魯迅就可以掌握書店的實際印數，作為收取版稅的依據。總之，由於李曉峰滿足了魯迅的壹切要求，魯迅最後同意撤訴，他在信中也頗為滿意：“小楓說今年要付給我壹萬元左右，這是真的，但所謂‘壹切照我的話去做’是可笑的，因為我要求的是還我的版稅，然後在書上蓋兩個章，這其實是必須的。”當然，在具體的處理上，魯迅還是大度的。比如他只要求書店支付拖欠的版稅，沒有提出任何精神賠償，也沒有索要拖欠的利息。而且，在李曉峰表示壹次付清確實有困難後，他也答應分期付款。
對於這次魯迅與北新的版稅之爭，上海乃至其他地方的文化出版界都很關註。壹是因為魯迅的身份和名氣，二是當時很多職業作家經常拖欠版稅。這些人雖然拿不到魯迅那樣的高額版稅，但如果有連續出版的作品，那麽至少在上海是沒有問題的。比如魯迅最得意的兩個學生，蕭紅和蕭軍，初到上海時幾乎身無分文。但在魯迅的推薦下出版小說後，他們很快在經濟上站穩了腳跟。所以這些作家當然特別關註魯迅在這方面的壹舉壹動，魯迅最後的勝利也確實有利於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比如《左聯五烈士》中的柔石，其代表作中篇小說《二月》由春潮書店出版，為他賺取的版稅高達20%。後來，北新出版公司還拖欠了劉亞子老師的版稅。柳亞子之前有魯迅案，當然是自找的。最後，北新還賠償了拖欠的版稅。
版稅之爭雖然以和解告終，但這期間魯迅和林語堂大吵了壹架。原來，在協商後的第三天，李曉峰邀請魯迅和調解人郁達夫***進晚餐。作為對魯迅的道歉，他為了避免尷尬，邀請了林語堂夫婦陪同。卻發現飯桌上突然提到了張友松。這個張友松是李曉峰北大的同學。他想成立壹家出版社。他幾次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魯迅也花了很多精力幫他整理書店。由於缺乏經驗，張友松的書店很快就倒閉了。當時有人認為魯迅與李曉峰的矛盾可能與張友松的惡作劇有關，魯迅對此當然是非常忌諱的。所以，當有人提到張友松可能會興風作浪，林語堂表示同意時，魯迅以為林語堂是在嘲諷他交友不慎，過於看重金錢，立即站起來大聲說：“我要作個聲明！我要聲明！唐，妳在說什麽？我跟北新的官司跟張友松沒關系！”林語堂也站起來辯解，“是妳神經過敏。我不是那個意思！”兩個人誰也不讓誰，竟然吵了起來。郁達夫見形勢不妙，把林語堂拖出酒席，大家含淚分手。其實除了當時兩人很可能都喝醉了之外，他們吵架的深層次原因還是觀念不同。尤其是兩人都到了上海之後，林語堂開始提倡“幽默”的雜文，主張通過閑適的寫作來間接、曲折地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魯迅認為在反動派的屠刀下是沒有真正的幽默的。還有壹個原因是，林語堂認為魯迅在與北新書店的版稅糾紛中過於看重金錢，甚至與學生大打出手。他有點看不起魯迅這樣做。正巧酒席上兩人意見不合，壹場爭吵在所難免。
況且經過這件事，魯迅的書基本上交給了北新出版，而他和李曉峰的關系卻不再像以前那麽融洽，更多的是客氣和禮貌，說起來很遺憾。就李曉峰本人而言，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他壹直從事出版工作，為中國出版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因為這件事被指“剝削魯迅”，成了右派，但他壹直保持沈默，從不為自己辯護。他於1971年9月在上海去世。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魯迅認為知識分子要“獨立”，就必須在經濟上自立。這場紛爭表明魯迅那壹代文人已經走出了“羞於談錢”的道德尷尬，魯迅對個人權益的維護顯示了他的經濟眼光。在既沒有祖傳家業，又沒有仕途保障之後，知識分子必須扔掉虛假清高的面具，做壹個光明正大，靠個人才華賺錢的現代文人。正如他所說，“錢，用優雅的話來說，就是經濟，而且是最重要的東西。自由是用錢買不到的，但可以用錢來賣。”其次，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覺醒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魯迅是他們的代表。今天我們談論魯迅，如果不談善於維護自己版權的魯迅，就不是壹個完整的魯迅，也不是壹個真正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