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技術讓主體攫取金錢和權力成為可能。金錢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動力，也是協調個人和整個社會關系的重要媒介。金錢成了社會壓倒壹切的東西，遮蔽了人的思想和情感，成為人的主宰。金錢和權力是密不可分的兩面，對金錢的追求必然籠罩在壹層“合法的外衣”之下，而獲得“權力”就意味著妳可以披上這層“合法的外衣”。在現代社會，以技術為手段獲取金錢和權力的過程，使得理性、金錢和權力相互滲透、相互勾結，必然導致強勢主體和弱勢客體無法和平相處。壹切活動都變成了金錢和權力的關系。小說中格裏諾·葉與格裏瑪·巴爾蒂尼的關系就是這種以技術為手段、以理性為紐帶、以金錢和權力為主導的主客體關系的具體體現。蘇埃斯金德巧妙地運用文學語言，將他筆下的人物置於這個由金錢和權力交織而成的理性“軟網”中，使他們被深深束縛，動彈不得。
格裏諾葉用魔法香水的“氣味”為自己創造了“神”的身份，這裏的“氣味”演變成了格裏諾葉對人類的控制。蘇埃斯金德以“氣味”的演繹描繪了壹幅現代主義的狂歡畫卷:啟蒙理性殺死了上帝，推翻了古典時期的各種道德規範，卻沒有相應地確立自己的信仰和道德規範，導致精神道德的發展遠遠落後於工具理性，“無神的自我”在權力欲望和原始本能欲望的支配下道德淪喪，精神空虛，行為醜惡。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經被排擠和打壓的異端格林諾耶，在狂歡中成了人們崇拜的“神”。這種怪異“創造了壹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撼動世俗道德原則的魔力”，強化了作者對道德危機的擔憂。
格裏諾存在的理由是試圖控制別人，“讓別人愛他”，但當他的夢想實現時，他並沒有感到幸福和滿足。他發現自己“討厭”醜陋的世界，希望得到人們對他的對等“討厭”，哪怕只得到壹個人這種真實的情感回應。然而，“他的希望破滅了。”因此，格裏諾對這個畸形、偽裝、虛假的社會徹底絕望了。他“用世界上最高級的香水做了壹個面膜”，盡管他可以用這瓶香水成為“全能香神”；但是，“在這個面具之下，他沒有臉，完全沒有氣味”，作為他“存在”證明的“氣味”依然不存在，他依然不存在。“他從來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他不在乎這個世界，不在乎他自己，也不在乎他的香水”。幻滅的絕望導致他最終選擇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重新使用那瓶神奇的香水，讓“壹群流氓、小偷、殺人犯、刀客、妓女、逃兵和絕望的年輕人”徹底分享自己，選擇自我消解的道路。
作為壹個殘忍的兇手，他自己的悲劇結局並不令人同情，但他從被壓制到反抗到操縱眾生再到自我毀滅的人生經歷，卻讓人想起阿爾多·羅西的名言:“被擾亂的個人命運，往往在集體命運中悲傷而艱難地參與。”這意味著，在這個失落的世界裏，個體行為的表達要麽是壓迫性的，要麽是虛幻的，因此註定了個體自我拋棄或自我消解的悲劇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說，格裏諾·葉不僅是理性的受害者和犧牲品，也是理性工具的實踐者。他的壹生，可以說是壹部理性被推向極致的現代悲劇。蘇斯金德用格裏諾的悲劇為理性的過度發展敲響了警鐘。
Sueskind創作香水的目的毋庸置疑，很多評論家認為他有借古喻今的意圖。作家是活在當下的現代人，他和他的讀者回復十八、十九世紀的傳統經典毫無意義。壹方面，過去這些年傳統經典太多，似乎不需要壹個現代人介入；另壹方面，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既然生活在當代，當然要把當代人的思維融入文學史的創作中。作者將香水的敘事背景設定在18世紀的法國。也許只有在那個時代，那個國家才有如此繁榮的手工業文明，才有那個文明時代誕生的精英。但是，當所有物化的外層都被剝離，只有探究的目光投射到整個社會的精細層面時，我們會強烈地感覺到，作者筆下的格裏諾葉，很可能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它的缺陷，正是這個世界的缺陷。在小說中，格裏諾·葉這個人物是如此的怪異，以至於他不具備其他普通人所具備的“內疚、懷疑、自責”的特質。因為對世界的感覺完全靠嗅覺，他既沒有與人正常的交流，也沒有對他人的認同。壹方面，他幼稚；另壹方面，他深愛著黑暗。他身上有太多的矛盾。他是殺人犯，也是藝術家。他像個孩子又像個老人。他是“動物”，同時又不吃人間煙火。
在蘇埃斯金德的作品中，格裏諾是壹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壹出生就被母親丟在臭魚攤旁的爛魚腸垃圾堆裏，但他沒有死:托兒所的其他孩子多次試圖殺死他，但他每次都活了下來。他在格裏馬得了炭疽熱，在巴爾迪尼得了梅毒疤痕突變，還有晚期化膿性麻疹，兩者都瀕臨死亡，但他奇跡般地開口說話了。他生來就有先天缺陷，又醜又兇。因為醜陋和厭惡，他有強烈的報復心理。他沒有嗅覺，畢竟這是個很大的缺陷。但他有壹種特殊的功能，可以和壹個被賦予音樂的神童相提並論。他的嗅覺非常靈敏，從六歲開始就能通過嗅覺識別世界上的壹切。他收集了十萬種氣味。他殺死年輕女孩，提取她們的香味，制成迷人的香水供自己使用。小小的壹滴這樣的香水，居然讓格拉斯刑場上的數萬觀眾(包括劊子手)都把他當成了救世主。但壹滴香水也殺死了討厭人類，夢想在氣味王國被人類主宰的格裏諾。
格裏諾在他短暫的壹生中沒有欲望。他唯壹的追求就是掌握香水生產的技術，讓自己成為香水之王。依靠他獨特的嗅覺，他努力工作，終於得到了他想要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他的特殊職能只能由資本家使用。他沒有富起來，但是富起來的是資本家。小說《香水》通過格裏諾為格裏瑪、巴爾迪尼和阿爾努的寡婦們工作，反映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極端殘酷。格林諾壹生孤獨寂寞。他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努力生存，這恰恰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競爭關系。
他對人性的墮落充滿了深深的絕望。小說中，巴黎是壹座臭氣熏天的城市——汙穢、惡心、無聊，世界臭氣熏天——人們隱藏著自己的謊言，主人貪婪、無恥、愚蠢。所以，格裏諾不得不離開巴黎卻又不得不返回(死在)巴黎；只能讓主人在格裏諾臨死前幾次露出醜態，然後不得好死，只能讓叱咤風雲的虛偽家夥們自相矛盾。在小說的結尾，他安排大家壹起分享格裏諾的食物，但這樣的殘忍恰好以極具諷刺意味的愛的名義被容忍。小說的主人公格裏諾缺乏基本的道德觀念。他幾乎沒有欲望，無論是物欲還是色欲都與他無關。這壹點脫離了東西方小說家通常表現出的對性與愛的病態強調，而是表現了主人公格裏諾·葉對香水的迷戀與瘋狂，為小說和題材開創了壹條獨特的道路。縱觀東西方文學史，愛情似乎是壹個永恒的主題，沒有愛情就沒有經典。但我們必須看到，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以前的世界了。與18、19世紀相比，我們現在面對的世界變得更加個體化、更加碎片化、更加微妙、更加敏感，壹切都變得更加復雜。所以，不能以讀18、19世紀文學名著的感覺來要求今天的小說。大眾和小說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了，純真的愛情和在困倦中被感動被召喚的甜蜜感早已被漫長的歲月驅散。人類成長了很多，內心也大受啟迪。他們都顯得那麽成熟世故，對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充滿了懷疑和肩膀。文學本身必須更有個性，更強大，更睿智。
“香水”這個話題恰恰是這部作品本身最精彩的部分。正如壹位讀者評論的，“這是壹部令人目不暇接的小說。它從壹開始就牽扯了妳的註意力，帶領妳進入壹場感官的盛宴，幾乎忘記了善與惡、香與臭、美與醜的區別。作者發揮了天才般的幻想和幽默，把人類的惡和香水的美寫得極其復雜和極端。這是壹個‘用鼻子聞的恐怖故事’，混合了邪惡、狡猾、血腥、腐臭和香氣，以及壹種隨時可能爆發的深層次欲望...這種狂歡式的敘事，既不可思議，又有跡可循，讓人著迷。”
《香水》的成功還得益於作者對語言的出色駕馭。在正常的語言學習中，德語會被認為是壹種僵化的語言，即無論從語音、語調還是語言結構上來說，都是嚴謹的，甚至是呆板的。用這樣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非常適合寫香水，雖然缺少法語詞匯的浪漫優雅和英語詞匯的豐富多樣。香水很詭異也很真實。作者把他的幽默和他的語言結合在壹起，充滿了節奏感，用詞準確優美，語氣誘人。壹點都不顯得突兀。尤其是作者對即將退出小說敘事的人物的回憶，比如Garralph夫人和香水制造商baldini，總是讓人忍俊不禁。並感嘆作者是不是地獄無常，像頑童壹樣喜歡捉弄命運。由此，賴克·拉尼茨指出，尤斯金的作品有三個明顯的特點:“蘇斯金的幽默，他在語言上的喜悅幾乎和幸災樂禍壹樣，他對被歧視者和先天不足者沒有感情上的偏愛，這使人想起契訶夫的偏愛。”
小說通常離不開男女之間的愛情。《香水》沒有描寫這種愛情，而是寫了主人公葛女儀對氣味和香味的熱愛，從而在題材上另辟蹊徑。這是壹個創新。正因為題材新穎，作家才像寫歷史書壹樣對待題材，從而給人以真實感。在創作手法上，《香水》並不像現代主義小說那樣標新立異。《香水》的成功絕不是傳統技法的文學復興，而是傳統技法表現力的又壹次展示。這部小說的壹個重要藝術意義是創作手法的創新。對於天才怪胎格裏諾·葉，雖然作家以鞭笞為主，使用了大量的諷刺文字，但字裏行間，他也流露出無意識的同情。然而，Sueskind對次要人物的描繪沒有留下這種同情的痕跡。在他的作品中，劊子手帕彭是兇神惡煞，其他幾個與格雷諾耶有關的次要人物或多或少和霍夫曼塑造的人物壹樣陰森。因為編劇可能不喜歡這些角色，所以大部分都不會有好下場。
《香水》寫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現代小說正步入壹個過於概念化、晦澀難懂的死胡同。《香水》經典的文筆，生動抓人的情節，成為西方小說界的壹針解毒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