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史書，以敘事為首要。至於寫出歷史人物的功過，記下歷史人物的善惡；有文采而又不流於艷麗，質樸而又不是粗野，使人體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懷想其中的聖德言淪．再三捧讀而不知疲倦，讀之百遍而不覺厭煩，自然如果作者不是聖人，誰能做到這壹點呢？
古代聖人的述作，上起自《堯典》，下至於《春秋》，這些或是運用文辭，排列史事的著作；或有溝通古今，了解往事的含義。子夏說：“《尚書》議論史事，光明正大，如同日月壹般。”揚雄說過：“說事情，沒有像《尚書》那樣清晰的；說道理，沒有像《春秋》那樣透徹的。”
這就說明，《尚書》含義曲折深奧，在訓浩中體現深刻的含義；《春秋》把隱含的大義闡明出來，用委婉的語言寫成文章。
雖然它們方法不壹，但是各得其美，確實應當用來作為千秋萬代的典範和楷模，是著述中的領袖，後代人的龜鏡。後來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接著聖人而寫，則是僅次於它們的著作。所以世上的學者都是先說《五經》，接著說《三史》，經和史的名目，從這裏就分出來了。
我曾經試圖說過：經好比太陽，史好比星辰。明亮的太陽光芒閃耀，星辰就會失去光芒；太陽下山，星辰就會明亮燦爛。
所以，《史記》、《漢書》的文字，對於《尚書》、《春秋》時代的敘述，語言淺俗，涉及到瑣碎枝節之事，如同翅膀下垂的鳥，不能高飛；好比音調不諧的禽，吹不成聲。只有到了戰國以後，離開聖人的時代越來越遠，才能露出鋒芒，顯得出色有生氣。
由此可見，人的才能有差別，相差很遠，要比較他們的優劣，不可同日而語。自從漢代以來，將近千年，著史者相繼而出，不止壹家。
要在其中找出好的，大概寥寥無幾吧。司馬遷、班固著書，已經是敗壞五經傳統的罪人，而晉、宋以來出籠的史書，更連《三史》都不如了。就好像王業、霸業那樣壹個純美，壹個駁雜，相差懸殊。人才難得，到了什麽程度！
然而人們的著述，雖然出於同壹人之手，其中也有好壞不均，精粗不等的情況。如《史記》中的《蘇秦》、《張儀》、《蔡澤》等傳，是其中的好的；而像《三皇本紀》、《五帝本紀》和《日者》、《太倉公》、《龜策》等列傳，確實就沒有可取之處了。
還有《漢書》的帝紀、以及《陳勝》、《項羽》等列傳，是其中最為嚴重的。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傳，又哪裏值得壹談了或許是因為繪畫壹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帝王所在的京都壹定要有山水的襯托才顯得壯觀。
所以語言如果不美，歷史著作也拙劣；事跡如果美好，歷史著作也工致。如果壹個時代沒有異常的傳聞或奇異的事情發生，沒有英雄豪傑出現，沒有賢人產生，事情瑣屑，人物平庸，不出常理的範圍，卻要求著史的人顯示出歷史著作的公正、真實，表現出作者的隱微婉曲的著史才能，大概也是困難的吧。
所以揚雄說過：虞夏之書淵深博大，商代之書廣闊遼遠，周代之書嚴肅不茍，周代以下就雕敝萎靡了。我們看左丘明記事，當齊桓公、晉文公相繼稱霸，晉、楚交替為諸侯盟主的時候，就能夠修飾詞句，形成典雅的文風。
到了周王室極端衰微，史事更加雜亂無章，《春秋》中的精妙的言詞，就幾乎絕跡了。我們再看司馬遷的敘事，周代以前，記事不完備，文字粗疏，不成體統。而從秦漢以下，則條理清晰，光彩煥發，很值得稱道。
至於像荀悅的《漢紀》，才華只表現在西漢十帝，陳壽的《三國誌?魏誌》，佳處僅在於前面三祖。依此類推，其它的也都與此相似。能識得寶貝的人很少，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近來有裴子野編寫《宋略》，王韻撰著《齊誌》。
這兩家都長於敘事，不遜於古人。但世人說起來，都人雲亦雲地稱贊裴子野，低毀王韻。因為江南的風尚文雅，所以裴子野的文筆工致；中原的事跡蕪雜，所以王韻的言詞常顯得粗鄙，而且裴幾原追求對言詞的修飾，王君愚註重對事情的真實記錄，這就造成了對他們的贊美與厭惡的不同。
假如讓左丘明重出，司馬遷轉世，記錄北齊壹代言行史事，恐怕也要輟筆難寫，無從發揮他們的佳言妙論了。所以怎麽能以後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對他們的得失壹概而論呢？敘事的體例，種類很多，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詳細論列的。
這裏再把它分門別類，定為三篇，論列於下。（以上是敘事篇的序。）好的國史，主要體現在敘事完美上，而敘事完美，又以簡要為主，簡要的意義大啊。
壹壹觀察自古以來可作為著史者的規範的書，《尚書》作為開端，所記載的追求事實減省；《春秋》轉變了體例，所記載的註重文字精省。這大概是由於時代風尚厚薄不同，前後風格相異。然而文字簡約而史事豐富則是它們***同的，這才是特別好的歷史著作。
從兩漢開始，直到三國，國史的文字，變得越來越多而且雜。到了晉代以後，在這條路上走得越來越遠。如果要尋找多余的句子，摘取多余的詞語，那麽壹行之中，必定有幾個字是被錯誤地加上去的；壹篇之內，必定有兒行是浪費筆墨的。
成群的蚊子的聲音會形成雷聲振耳，眾多的輕物的重量也會壓斷車軸。何況章句不加節省，言詞沒有限制，即使能裝載幾大車，又有什麽值得稱道的呢？
敘事的體裁，可以分別為四種：有直接記錄人物的才能品行的；有只記錄人物的事跡的；有根據言語可以了解的；有借助論贊而自然清楚的。如《古文尚書》，稱述帝堯的德行，用“允恭克讓”來表示；《春秋左傳》講述子太叔的形狀，用“美秀而文”來表述。
像這樣的記載，再沒有其它的說法了．就是所謂的直接記錄才能品行。又如《左傳》記載申生被驪姬陷害，上吊而死；班固《漢書》記敘紀信被項羽圍困，代替漢高祖而死。這些就不說他們節操如何，但人物的忠孝自然顯示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只記錄事跡。
又如《尚書》記載周武王歷數商封王的罪狀，在誓詞中說：“燒烤忠良，剖挖孕婦。”《左傳》記載隨會淪述楚國，所說的話是：“革格藍縷，以啟山林。”這就是才能品行，全都沒有談到，但在人物語言中涉及到了，事跡也就顯示出來，所謂根據語言可以了解的。
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說：“蘇建曾經責怪大將軍不推薦賢人，不以禮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尾，班固贊語說：“吳王裝病不朝見天子，文帝賜給他幾杖。”這些都是本紀和列傳中都不作記載，而史臣發表議論時另外說出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借助論贊而自然清楚的。
如此說來，才行、事跡、言語、論贊，所有這四個方面，都不相互依據。如果四個方面都要寫出來，那麽所費的筆墨將特別多（近來史書在紀傳中要敘述人居喪時哀傷過度，就先說他“豆比純孝”；要敘述人整夜讀書，就先說他“篤誌好學”。
要敘述人作戰時奮不顧身，就先說他“武藝絕倫”；要敘述人下筆成篇，就先說他“文章敏速”。這樣就是既敘述他的才行，又寫明他的事跡了。如《谷粱傳》中說：“驪姬在酒裏和肉裏下毒。晉獻公田獵歸來，驪姬說：‘太子已經祭祀過了，所以拿祭祀的酒肉來為您祝福。’
獻公將要食用的時候，驪姬跪著說：‘食品是從外面來的，不能不試壹試。’把酒倒在地上，地面鼓起壹個大包；把肉給狗吃，狗倒地而死。驪姬下堂哭呼道：‘天啊！天啊！
國家是妳的國家，妳何必在乎晚壹點為君主啊！"，還有《禮記》上說：“宋國陽門的介夫死了，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晉國派來偵探宋國的人回去報告晉侯說：‘陽門的介夫死了，子罕哭得非常悲痛。老百姓心情舒暢。恐怕不能攻打。”
這就是既書寫了事跡，又記載了言語。還有近來的各種史書，壹個人的事跡，好壞都已在紀傳中詳細記載了，後面又用論贊重復敘述前面的事。這就是才行、事跡已在紀傳裏寫了，論贊又加以記載）。
但是自古以來的經史，大多有這樣的毛病（(（公羊傳》、《谷粱傳》、《禮記》、《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直到皇家所修撰的《五代史》都有）。能夠避免的，大概只有十分之壹二（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韻沒有這樣的毛病）。
還有，敘事的省略，可以分為兩類：壹叫省句，二叫省字。如《左傳》記載宋國華禍來魯國會盟，說他的先輩得罪宋國，愚鈍的人認為他很聰敏。愚鈍的人稱贊聰敏（魯人，意思是鈍人。《禮記》中已有註解），那麽也就明白是賢達之人所嗤笑的了，這就是省句。
《春秋經》說：“隕石於宋五。”表明聽到天上掉下東西的聲音，看到掉下來的是石頭，數壹下是五塊。加壹個字太詳細，減壹個字太簡略，在詳略之中找壹個最恰當的點，簡要但是合理，這就叫省字。與此相反的，如《公羊傳》說鄭克獨眼，季孫行父禿頭，孫良夫跋足。
齊國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禿頭的迎接禿頭的，獨眼的迎接獨眼的。大概應該刪除“跋足的”以下的字，只說“分別用同類的人迎接”。如果事情都要重新敘述，就特別多費文字，這就叫煩句了。《漢書?張昌傳》說：“年老口中無齒。”
大概在這壹句之內，去掉“年”字和“口中”也就可以了。這樣的六個字的壹句話中，就有三個字是妄加的，這就叫煩字了。如此說來，省句容易，省字較難，能深切地認識到這壹點，才可以談論著史。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文字都是重復的，那麽史書的繁瑣雜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釣大魚的人，垂下千條釣絲，得到魚的只是在於壹荃；捕高鳥的人，張開萬張羅網，得到鳥的只在於壹個網眼。敘事的人，有時徒然地擴充閑散的言詞，廣泛地增加無關的說法，如果取出其中的關鍵之處，不過壹言壹句罷了。
如果能與打獵捕魚的人壹樣，捕到魚鳥後就收起所有的釣絲網羅，所留下來的，只有壹簽壹眼而已，刀下麽或許可以做到多出來的老皮厚繭全都去掉，灰塵汙垢完全清除。花落了而果實在，渣去了而汁水在。唉！能夠精簡了再精簡，是玄妙而又玄妙的。
輪扁沒辦法說出用斧子的巧妙之處，伊摯沒辦法說出湯鍋中滋味的變化無窮啊藝（以上說的是簡要。）對字詞進行修飾就成為文辭，對文辭進行編排就成為文句。句子累積起來就有了章節，章節累積起來就有了篇目。篇目壹旦劃分，壹家之言也就完成了。
古代使者出使別國，以詞令為根本；大夫在外交場合的應對，以文辭為主。何況要把它們排列為章句，刊刻成書籍，怎麽能不盡力雕琢，以傳給讀者呢？自從聖賢開始述作，就被叫作經典，句句如同《韶》、《夏》之樂，字字好比琳瑯美玉，清清爽爽的語言，美妙而又豐盛。
譬如在大海中遨遊的人，空自驚異它的浩瀚遼闊；登臨泰山的人，只能感嘆它的高大險峻。如果要摘取其中最為突出的，卻不知從何摘起。但是章句中的言詞，有明顯的，有隱晦的。明顯的，詞句繁多，道理己經在文章中說盡；隱晦的，字句簡約，事情更在字句之外。
如此，隱晦的與明顯的，它們的優劣不同，能夠明顯地看出來了。能夠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舉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壹個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幾句話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沒有遺漏，這些都是運用隱晦的方法。
古代的文章，務必去掉浮泛之詞。《虞書》說：“堯死了，百姓如喪考蟬。”《夏書》說：“啟呱呱地哭泣，我不能撫育他。”《周書》說：“前線士卒倒戈”,“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來”。《虞書》說：“懲罰了四個人而天下都服。”
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其實內容豐富完整。所以起初讀它的人懷疑它簡易，而寫起來才發現它的困難。當然不是用“雕蟲小技”所能指責的。
其後左丘明得到《春秋經》的傳授，以孔夫子為楷模。《春秋經》以幾個字包含的意義，而《左氏傳》以壹句話表達清楚，雖然在文字的繁簡上有所不同，但在明顯或隱晦的處理上完全壹致。
所以如提綱掣領地講述國家的風俗，就有說士會執政，晉國的盜賊逃奔到秦國；邢國人遷移後如同歸家，衛國人忘了亡國的痛苦。
如詳盡細致地講述人事，就有讓女人勸南宮長萬飲酒，然後用犀牛皮把他裹起來，等到了宋國，手腳都已露出來了；拉著廟宇的椽子，震動了屋梁；軍隊裏的人大多很冷，楚王巡視並撫慰了三軍，三軍的戰士都如同穿上了絲棉。
這些都是語言雖然淺近而意義卻很深遠，雖然話語已經結束而含義卻仍未盡。讓讀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內在的，撫摸毛皮而能辯分骨頭，在文句中看到壹件事，能夠在文字外舉壹反三。隱晦的意義，不是很大的嗎？
到了司馬遷、班固的兩種史書中，雖然和《五經》相比已經遜色很多，但若尋找其中的長處，也還時常遇到這壹類的語言。如漢高祖聽說蕭何走了，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漢兵打了敗仗，唯河流水為之停止；董仲舒乘馬，三年了還不知道雄雌；翟公的門口，可以張網捕雀，等等，就是這樣的例子。
從此以後，著史的原則日益衰微，字句蕪雜累贅的作者，不斷湧現。在他們的筆下，壹般不用單字成詞，句子都要成雙，長短要相等，奇偶要相配。所以本來壹字能概括的，也要湊足為雙字；應該用三句成文的，壹定要分成四句。散漫重疊，不知剪裁。
所以王處道被裴世期指責（《魏書?鄧哀王傳》說“容貌姿美”。裴松之說：“壹個貌字分為三個字，也是敘事類的壹個毛病”）。
溫子升受王君憊譏笑（王助《齊誌》說：“當時輿論遺憾邢子才不能負責撰修北魏國史，失意惆悵的溫子升也和他壹樣，因而編撰《永安記》，全都是枝蔓之詞），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著史者的文字雖然簡略，而事理卻都很重要，所以能夠做到疏略卻沒有遺漏，儉省但沒有空缺，就像用奇兵的人，以壹當百，能夠收到戰勝敵人的功效。
如果沒有突出的才能，思維又不敏捷，就會花費很多的詞句，敘事才能周詳，就像賣鐵錢的人，以二當壹，才能符合買賣交易的價錢。如此說來，《史記》、《漢書》以前，是那樣的簡潔扼要；《國》、《晉》以下（(（國》是說《三國誌》，《晉》是說《晉書》），是這樣的繁雜瑣碎。
如果要確定它們的美醜，甄別它們的好壞，讀古代史書，弄明白了它的章句，都可以反復誦讀咀嚼；看近代史書，喜歡它的字詞，只需要知道敘事的意思就完了。這樣，壹貴壹賤，不需說明就已經清楚，也用不著進行討論，其中的道理已經自己出來了。（以上是隱晦。）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後，比興由此產生。用鳥獸來比喻賢愚，用草木來比喻男女，詩人墨客，已經說得很完全了。到了中古，體例稍有變化，有的比人壹定用過去同類人物，有的說事情壹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
當漢代帝王君臨天下，國君其實稱為皇帝，事理和商周時代稱“王”不同；皇帝之子封為王，名稱也不是商周時代的魯、衛之類。可是作者卻還稱中央朝廷為王室，稱朝廷大臣為王臣。分封王侯要加上穩固如磐石之類的話，任命諸侯國君要申明黃河如帶之類的誓言。
而史臣編入史書，也如同那些文章，假借古代詞句，翻改今天的語言。濫用修飾，就從這裏開始了。到了近代，風氣更見其盛，以至於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說到逆臣就呼為“問鼎”，說到巨寇就稱作“長鯨”。國家初建之時，都說是“草昧”；帝王發跡之時，必稱作“龍飛”。
這些都是帶著些諷諭的味道，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詞，與子遊、子夏不能加以修飾的《春秋》的字寓褒貶的原則，以及南史、董狐的記錄史事不加隱晦的原則不同。
如魏收的《魏書》和吳均的《齊春秋》，或是籠括壹世，或是包羅壹家，當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動的作為準則的言詞，宏揚最為公正的正直說法。可是魏收稱南朝劉宋政權向元魏進貢，卻叫做“來獻百牢”；吳均記敘皇帝元旦接受朝見，定要說“朝會萬國”。
用古代吳國向魯國征收賦稅和大禹在塗山統計諸侯的典故，拿古代的往事，作為今天的說法。放在文章裏還可以，用在史書裏就不行了。
也有以同類型的古代人物作為比方的，如王隱《晉書》說諸葛亮向司馬豁挑戰，指望獲得“曹咎之利”；崔鴻《十六國春秋》說慕容沖被符堅寵幸，因為“有龍陽之姿”，這些事古今相符，說得很正確。
而盧思道說邢劫死了兒子不痛哭，是自從東門吳以來所沒有的；李百藥說王琳深得人心，即使是李將軍那樣的對下屬和藹可親，善於誘導，也不過如此了。這就是虛妄地引用古事，以庸俗的音調湊成曲子，牽強地炫耀學識，如果認真辨析，這就不恰當的了。
古人的《禮記?檀弓》，長於記載事物的開始。不拘泥於前人成例，首先開創新的標準，前代史書所記載，為後來史書所采用。所以漢初設立士卒從軍死了為譽的制度，被司馬遷寫下；魯國人開始在喪禮中結雯，被左丘明記錄。
浮橋可建，杜元凱在毛《詩》中得到驗證；男子有籌，劉伯文遠遠地征引《禮記?內則》，就都是這種情況。查裴景仁《秦記》，說符堅正在吃飯，“撫盤而罵”；王韻《齊誌》講受洛幹感恩，“脫帽而謝”。
到了崔彥鶯編撰新的十六國史，李重規刪改舊的北齊史，就把“撫盤”改成耘推案’,，把“脫帽”變為“免冠”。
而近代以來統統不用食案吃飯，胡人風俗頭上不戴冠冕，就因為認為裴、王的語言與古書中的不同，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詞。這讓學習的人如何去考察壹代風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間的差異呢。還有，自從混雜不純的種族稱帝建國，遍布中原大地，風俗和華夏民族不同，語言大多醜陋鄙俗。
如“翼鍵”是昭成帝的名諱，“黑獺”是周文帝的本名，而魏伯起改成別的稱呼，令狐德巢缺而不記。大概龍降、蒯嘖，要算是用字醜陋的；重耳、黑臀，要算是取名鄙俗的，這些古代的名字編列在《三史》中，流傳在《五經》裏，沒有聽說後來人對它們有所議論，另外加以修改。
況且齊丘的牛犢，明白記載在淑語中（杜臺卿《齊記》記載俄語說：“頭牛進了西山谷，迎接牛犢上齊丘”）。河邊的狗子，記錄在民謠裏（王助《齊誌》記載民謠說：“灌灌頭團團，河中狗子破妳園”）。明朗如同日月，難以掩蓋遮藏，這些都不寫出，怎麽告訴後人。
也有姓氏本為復姓，都省略成單字。或是去掉“萬紐”只留下“於”字，或是只存“狄”字而去掉“庫”字。遍查自古以來，難以聽說有這樣的事例。
過去孔夫子說過：“文飾勝過了質樸就像史。”由此可知，從事史書的撰述，必須借助於文辭。自《五經》以後，到三史之前，運用文辭敘事，是值得壹談的。
而如今的著述，則與此不同。這些書中的文字，有的不切實際地加以修飾，十分隨便地進行刻劃描繪；有的文體如同賦頌，用詞類似徘優。文學不像文學，歷史不像歷史。就像烏孫王營造宮室，夾雜著漢族式樣，結果好比雕刻天鵝不成功，反而像野鴨了。（以上說的是妄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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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簡介：
《史通》是中國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唐朝的劉知幾。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纂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史通》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
由於《史通》總結唐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擁有極高史學地位，對後世影響深遠。此書的編著時間始於唐代武後長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成書，花了九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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