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
魯迅也有個綽號叫長庚，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綽號叫祁鳴。
左邊是周作人，右邊是魯迅。
金星，作為“晨星”，是“祁鳴”，作為“晚星”，是“長庚”。《詩經》中有“東方有覺悟，西方有長庚”的說法，人們用“覺悟”、“長庚”來表示兄弟之間的不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名聲不好。壹切都是註定的，周氏兄弟也已經失和。他們從1923之後就沒見過面了。
魯迅的外號叫“貓頭鷹”，但他本人對這個外號並不生氣，反而有點喜歡，自稱“貓頭鷹”。他本人，像壹只貓頭鷹，在無數個夜晚裏，靜靜地註視著這片土地的黑暗，寫文章與黑暗作鬥爭，抨擊中國那些無知麻木的人，試圖喚醒中國那些明明痛苦卻裝作不知道的人，試圖拯救中國人的靈魂。
魯迅對世界、對中國的前途是悲觀的，這與他早年的經歷有很大關系。
魯迅對家鄉紹興又愛又恨。魯迅出生在壹個大家庭，他被認為是壹個大家庭的少爺。年輕時，他過著優越的生活，快樂無憂。童年可以算是他壹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家裏的後花園是他的秘密樂園。在《從百草園到三潭印月》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魯迅充滿歡笑的童年。這讓他如何放棄自己的家鄉。
白草花園
三維兀術
但在魯迅13歲的時候，他的祖父被捕入獄，這個大家庭開始走下坡路。
祖父被囚禁兩年後，魯迅的父親病重不久去世，對魯迅的精神有壹定的刺激。
家族運勢衰落後，其他人的面孔也發生了變化，就像《吶喊》中的序言“有沒有人從小康家庭陷入貧困？我以為在這條路上，我大概能看清這個世界的真面目”。
也許是因為童年時接觸過的黑暗，讓他對未來總是抱著壹種消極的態度。但是，正因為他在暗處，所以他才能壹針見血，攻擊人性惡的壹面。
1898年，魯迅決定離開家鄉，第壹站是南京。
他先去了江南水師學堂，去了之後很失望。他發現雖然是“新學校”，但處處透露著“舊”。
江南水師學堂
之後轉學到陸軍礦道學校，在那裏第壹次接觸到西方自然科學。除了讀書，他還讀了很多書，其中對魯迅影響最大的是嚴復的《天演論》。
1902年，魯迅去日本留學。只有當他在日本學習時，他才發現人們應該怎樣生活。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日本越來越看不起中國。
正如藤野先生所說，“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如果分數在60分以上，那就不是他們自己的”。
他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
更讓他感到難過的是，當壹個中國人被處決時，他看到壹群中國人大聲歡呼。
這種掌聲對他來說特別刺耳。
這壹刻，他明白了“學醫救不了中國人”，他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
他決定“棄醫從文”。
他想要壹支筆來喚醒中國麻木的人們。
魯迅壹生有過兩個女人。
1906年從日本回國，與朱安結婚。
朱安
第1次見面的兩個人結婚了。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沒有愛情”，他對中國的包辦婚姻和中國的封建禮教非常反感。
但他還是順從地在朱安結了婚，這和他母親有關，或者因為他認為這是母親的恩賜。
魯迅的生母魯瑞。
出於孝心，魯迅娶了壹個奇怪的女人，但他們之間沒有愛情。
他們像陌生人壹樣相處。至於他們為什麽不和朱安離婚，除了母親的原因，還有壹個原因，就是為了朱安的考慮。
在當時，離婚女性會受到壹定的輿論壓力，而朱安作為壹個深受中國封建思想影響的人，肯定無法承受如此大的壓力。
魯迅的另壹個女人是他自己選擇的。
許廣平是魯迅的學生。他們的第壹次通信，源於壹個學生對未來的迷茫，魯迅也回信了。
在對待自己的學生時，他並不像魯迅先生筆下那樣不近人情。他溫文爾雅，和藹可親。
師生之間從此書信往來頻繁，思想上如此契合，關系也越來越密切。
對於兩個人的關系，魯迅不敢前進，他不敢愛。
面對魯迅，許廣平用魯迅在課堂上說過的壹句話進行了報復。
上帝可能不這麽認為。
這個故事是壹對年齡不同的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正是因為年齡的原因，他們才沒有結婚。
女人嫁給了別人，男人遇到了另壹個女人。
但是最後，他們四個都不開心。
在故事的結尾，男人突然意識到“上帝可能不這麽想”。
許廣平借這句話告訴魯迅她的態度。
童年是魯迅最快樂的時光，和許廣平在上海的日子也是魯迅心中最柔軟的時光。
因為種種考慮，魯迅沒有和朱安離婚，所以三人保持著畸形的婚姻關系。
臨終時，朱安這樣評價魯迅:“周先生對我並不壞，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麽爭吵……”
這種包辦婚姻也是魯迅痛恨封建禮教的原因之壹。
他討厭“仁義道德”，因為在他看來，整本書就是“吃人”。
在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他批評“這段歷史沒有年代，每壹頁都寫著‘仁義道德’這幾個字。反正我也睡不著。半夜我仔細讀了壹遍，才透過縫隙看到字。書上寫滿了‘吃人’二字！”
魯迅批判的不僅是那些封建禮教，還有吃人的禮教。他也恨自己是壹個吃人的人。
魯迅的悲觀思想也可以在這裏得到體現。
他不禁想，在幾代人的榜樣下，真的有沒吃過人的孩子嗎？
他自問:“沒吃過人家的孩子，還是有？”
另外，魯迅對未來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他的悲觀主義。
當陳獨秀等人呼喚未來時，魯迅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持否定態度，但魯迅的悲觀是他相信希望。
在《吶喊》的序言中，他曾說，“然而，說到希望，它是不能被抹去的，因為希望在於未來，不能被我的必然所證明。”
魯迅的悲觀，可能是因為他看夠了黑暗，看夠了大多數無知的中國人身上透露出來的麻木。
魯迅先生曾在《燈下隨筆》中說，中國有兩個時代:“壹個是他當奴隸的時代，壹個是他要當奴隸的時代。”。
魯迅先生的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當時中國人民受壓迫的特點，阿q就是典型。
阿q經常找人打架，打輸了就安慰自己“兒子終於打中我了”。
阿q會欺負小尼姑，在弱者身上找到自信，就像大部分本性惡劣的人壹樣，“弱者憤怒，卻把刀鋒劃向弱者。”
阿q被壓迫的時候是憤怒的，但這種憤怒似乎不足以讓他反抗，然後自我安慰後就屈服了，就像千千被絕對壓迫後麻痹自己的中國人壹樣。
魯迅不知道如何喚醒這群自欺欺人的中國人。
阿q的人生就像壹個笑話。我不知道為什麽會被抓。我被抓後，遇到人就想跪下。我死的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麽會死。臨死前，我安慰自己。也許人們應該被斬首。
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這樣的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壹生。
無數革命戰士為中國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醫學上的中國人卻在饅頭裏蘸血，因為他們認為饅頭能治病。
魯迅痛恨他們的麻木不仁。
但他更痛恨中國的封建禮教。
《祝福》中的中國女人祥林嫂被封建壓迫逼死，《孔乙己》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被封建禮教毒害。
可悲的是，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並非虛構，他們來自中國無數人的縮影。
也許他不喜歡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以至於魯迅對梅蘭芳不屑壹顧。
魯迅先生曾多次侮辱梅蘭芳，說“中國最偉大的藝術是男扮女裝”。
當然也可能純粹是個人喜好。
不管什麽原因，兩個有民族大義的人關系都不好。
梅蘭芳也沒有參加魯迅的葬禮。
1936年，魯迅先生病逝，他的死震驚了中國無數人。
送葬隊伍中，人群唱起了冼星海即興創作的《安息之歌》。
壹面印有“國魂”的旗幟緩緩覆蓋在靈柩上，人們也送走了這位“民族脊梁”。
魯迅曾經說過，毀滅有兩種，壹種是“海盜式的毀滅”，壹種是“創新式的毀滅”，而魯迅無疑是後者。
他走在黑暗中，與黑暗抗爭，試圖贏得光明。
就像他說的，“如果之後沒有火炬之火，我將是唯壹的光。”他以文字為光，照亮了中華民族的道路。
偉人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讓我既佩服又無奈的是，魯迅先生嘲諷的東西，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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