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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靜[2001-7-6 9:31:23]
壹個
唐朝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非常強大，在宗教上也發展迅速。虔誠的僧人漂洋過海弘揚佛教，他們大無畏的奮鬥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唐朝通往印度的路線分為陸路和海路。從長安經甘肅、新疆、中亞到北印度的西行路線，是漢代以來最重要的交通路線。另壹個是唐初經由西藏、尼泊爾通往印度的中印藏路的開通。海路是從廣州和交趾(越南河內附近)經南海到印度。隨著唐代南方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海上貿易的繁榮，自高宗以來，大多數去印度求學的高僧都依附在海上的船只上。“佛道是長遠的，苦盡甘來，劫才可得。”(註:《宋高僧傳》，卷11，247頁，中華書局，1987。到了唐代，虔誠的信徒們冒著重重困難，分批前往烏天竺朝拜聖地，足跡遍布印度、尼泊爾、斯裏蘭卡、馬來西亞、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據《大唐西域求法》壹書記載，當時由海路赴印的僧人有數十人，包括並州常@ ①及其弟子，益州明遠、義郎、、、會寧、洛陽檀潤、、智弘、荊州檀光、道林、慧明、五行、法真、成武。公元671年(高宗鹹亨二年)，易經和弟子邢珊乘坐波斯船從廣州南下，遊歷了30多個國家。他們於公元695年(鄭聖元年)回到唐朝。易經在斯裏蘭卡(今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南)期間，其他僧人如顧臻、懷耶、道弘、法朗等從廣州乘船到斯裏蘭卡，幫助易經翻譯經書。易經回國後，惠日羨慕易經西行的壯舉，乘船去印度拜見梵天。唐朝的時候，有和尚飄洋過海到日本傳法。法門高僧鑒真因日本高僧榮睿等人的懇求，漂洋過海到日本弘法，受到日本朝野的熱烈歡迎。
與此同時，唐代佛教的興盛吸引了亞洲各國的僧人，朝鮮、日本、斯裏蘭卡等國的僧人從海上來的絡繹不絕。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僧侶活躍在唐朝的土地上。永輝六年(655年)，中天竺的薩馬那那提帶著500多莢、1500多卷佛經抵達長安，奉命在吉昂吉譯經。開元七年，南印度高僧金剛智及其弟子經海路抵達廣州，被迎至長安弘傳瑜伽密宗。還有北印度薩滿的智慧(像梵天的名字)。聽說中國五臺山有個文殊菩薩，就用錫指了指東邊。當我在廣州附近時，船被大風吹了回來。他重修巨輪，終於在建中二年(公元781)抵達番禺。唐都長安的寺院裏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高僧。入唐的日本佛教高僧任遠在京結識了天竺、日本、新羅、獅子(今斯裏蘭卡)等國的高僧(註:《大唐芙蓉記》第三卷第1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唐朝很多城市和宗教聖地都有外來僧人居住，還有很多以國為名的寺廟，如新羅寺、天竺寺等。
杭州的天柱寺是世界著名的寺廟。
隋唐時期，中國與鄰國朝鮮和日本的關系非常密切。唐朝有大量兩國僧人前來求學，其中大部分來自朝鮮。據嚴耕望《唐朝在新羅的學生和弟子》(引自嚴耕望《唐史研究叢書》)壹文統計，新羅有法定人數可考的唐僧達130余人，實際人數遠大於這個數字。在唐代的小說、筆記、詩歌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關於新羅高僧和高麗高僧的記載，“高麗高僧”甚至被用作諷喻。在唐代官場，左太稱右太為“韓僧”。“都說隋、漢僧開得快，卻不願嘆息，飲食受@ ③影響。笑在手心，他在北京有什麽好彈劾的，工資也壹樣。”(註:《太平廣記》(卷254)，文章《關於臺灣帝國史》，第1973頁，中華書局，年份1961。)新羅高僧多由海路來唐，棄船登岸於揚州、鄧州、滁州等地，這壹帶聚集了不少新羅高僧。九華山發展成為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與這些新羅僧人關系密切。新羅太子金到池陽九子山(今安徽九華山)修行苦行，被當地百姓尊為藏菩薩，並為他建了壹座寺廟。“新羅僧人聞知，率是渡海相求，弟子甚多。”(註:《宋高僧傳》卷二十，第516頁，中華書局1987。)九華山逐漸發展成為壹個主要的宗教聖地。
日本土古王朝時期，攝政王聖德太子大力提倡佛教。608年，派遣高翔等四僧，如Mí n @ ④、慶安、銀輝、光啟等，前往求法。後來淩雲和慧雲來學佛。隋唐時期，日本僧人來中國的絡繹不絕，包括傅亮、直藏、道慈、道昭、同治、直達、宣f·m·?ng @⑤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八大流派”——最清、空海、圓仁、圓寶、長嘯、圓遊、智慧和宗瑞。他們尋求大量經書和文物回國，為日本古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
唐代尋傳佛教的熱潮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與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密切相關。
首先，它與佛教在中國和亞洲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印度佛教在7、8世紀達到頂峰，在南亞和東南亞廣泛傳播，信徒越來越多。在中國，佛教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寺廟多，僧尼多，佛教在各行各業廣泛傳播。然而，佛教的發展面臨著壹定的困難。壹方面，由於翻譯問題，魏晉以來引進的許多佛經含義混亂，漏洞百出，在佛教界造成了壹定的混亂。另壹方面，壹些薩滿無視戒律，醜聞纏身。為了傳播佛法，薩滿玄奘在貞觀年間慷慨西行，到佛國求“真經”。其他薩滿也紛紛效仿，西行求教。唐初，中國各教派逐漸形成並向周邊國家傳播，對朝鮮、日本等國的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僧人。
其次，唐代的政治軍事實力和經濟文化繁榮為僧人的宗教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極為有利的社會環境。唐朝的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繁榮的帝國之壹，與亞洲各國的外交往來頻繁。朝鮮和府南(今湄公河三角洲)都是它的屬國，它的勢力範圍遠至中亞，整個亞洲地區都受它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正如易經所說，“壹個雞貴象尊的國家，是壹個充滿苦難的國家。玉齡故裏金林，投城。”(註:《南海歸國傳》，卷1，第22頁，中華書局1995。玄奘從印度歸來後，上表說“聞疾風者，建天池而不遠；龍船騎士在江浪中涉水並不難。陛下自持幹符，四海皆清，德隆九區，仁北八區，春範艷京南，勝威鎮青脊。所以，酋長易蓉，每當看到雲翔之鳥從東方飛來，他都猶豫要不要送它到鄉下去，他都向它鞠躬致敬。其實玄奘是圓的方的，他也是家長。他既然倚仗天威，到那裏也不難。”(註:《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6卷，第126頁，中華書局1983。)
再者，亞洲海上貿易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唐代，為佛法在海上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唐初，海上運輸已有壹定規模，開元時期更為發達。中國南部沿海的泉州、杭州、廣州、揚州等外貿城市發展迅速，揚州已超過洛陽、長安，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商業城市。與周邊國家的海上貿易規模逐漸超過陸上絲綢之路，中外交通運輸空前發達。亞洲國家的香料、藥材、辣椒源源不斷地通過海路進口，而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出口到很多國家，尤其是瓷器，在海外開拓了廣闊的市場。現代考古學家已經在日本、朝鮮、印度、尼泊爾、馬來西亞、伊朗、伊拉克和非洲的許多地方挖掘出唐代生產的瓷器。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經濟交流空前繁榮。揚州、廣州居住著大量的波斯商人，其他城市有波斯人、大食人經商，南海船、波斯船、獅子船、交趾船、昆侖船、西域船、日本船等多國船只在沿海城市停留。公元748年，唐朝的大和尚鑒真第五次帶著他的弟子去日本。結果在壹場暴風雨中被漂流到海南島，又回到了北方的廣州。他看到附近的河裏停滿了婆羅門、波斯、昆侖等國的船只，不計其數(註:唐朝大和尚東渡記，第74頁，中華書局1979。)。商業和海上貿易的繁榮，造船和航海的進步，為各國僧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三
求法僧不畏艱難險阻，不遠萬裏傳播佛法，為亞洲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求法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唐代佛教的發展和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中國和梵蒂岡的僧侶從印度帶回了大量經典，並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翻譯活動，為唐代各教派的建立和佛教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易經是中國佛教史上有影響的人物。他在印度留學多年，帶回近400本梵文書籍回國，並組織翻譯活動。他與晉代法顯、唐代玄奘並稱為三大求法僧，成就斐然。慧日是另壹位著名的求法僧。回國後著力弘揚凈土宗佛法，被封為“三藏”，為凈土宗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唐代佛教的發展中，來華的印度僧人發揮了重要作用。玄宗時期，“開元三大家”(須彌陀佛、金剛治、不空)相繼來到長安，中國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密宗。開元四年，中印僧人須彌陀佛(Subhakara simha)初抵長安，開始正式傳授密教。四年後，南印度高僧金剛智及其弟子來到中國大洪密宗，金剛智被尊為唐朝佛教名師。空知王死後，奉朝廷之命，帶領37名弟子登上昆侖船出發，前往獅國送國書，學習密教。幾年後，不空帶著大量佛經和獅王國獻給唐朝的禮物回到長安，受到兩京地區朝野人士的廣泛推崇。
求法對日本、朝鮮等國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漂洋過海來求法的僧人把中國佛教的各種門派介紹給東方鄰國，達摩、華嚴、法家、密宗、天臺等在新羅、日本等國迅速發展。宗教的傳播也促進了文化的傳播。來華求法的僧人在中國學習多年，全面學習了中國先進文化，回國後對自身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日本僧人空海回國後，參照漢字創造了平假名，並成立了“雜技派”，向中國傳授各種技藝。唐代高僧鑒真不僅成為日本法家的創始人，而且對奈良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日本的佛教、建築、醫學、木雕史上都有壹定的地位。
在印度留學的佛教僧侶不怕犧牲，努力工作，在人類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壹頁。求法的和尚也是古代歷史上偉大的探索者。他們遠涉廣州、膠東或揚州，足跡遍及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斯裏蘭卡、印度、尼泊爾、日本、朝鮮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由於饑餓、海浪的威脅、賊獸的禍害，大多數漂洋過海來求法的僧人都沒能回到家鄉。並州高僧常@ ①和弟子“吉遠西，禮如聖物如來”年底從江表到羅玉(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再乘船到印度。索未解，蒼伯忽起，常@ ①與弟子同死(註:《大唐西域求法大僧傳》第565438號)。)。唐僧智安、窺沖、木叉提坡、智行、大乘燈、彼岸、譚閏、易慧、武行、法正、成武，都在求法途中，在異鄉病逝。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易經，慷慨地寫下詩句，“我做了幾萬件事，滿腹心事。”那個老師六尺身材，壹個人走了五天。”他還說，“將軍可以當師長，但人的誌氣不能變。如果妳珍惜短暫的生命，妳就不能祈求它。”(註:《大唐西域大僧求法傳》第151卷，中華書局1988。)
魯迅先生高度贊揚了這些佛門高僧的精神:“自古以來，我們就有吃苦耐勞的人，有吃苦耐勞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然是所謂的‘正史’為皇帝做家譜，但往往掩蓋不了他們的榮耀。這是中國的脊梁。”(註:《魯迅選集》第四卷，《桀桀亭隨筆》，第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壹碗千飯，獨遊萬裏”，僧人以四海為家，嘗盡人間悲歡。
與鄭和下西洋不同，求法的僧人沒有國庫的大力支持，也沒有強大的艦隊作為後盾，只是懷著為法獻身的勇氣踏上了漫長而艱險的征途。在漫長的求法旅途中，他們深入細致地研究各國文化，廣泛考察各地的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留下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如易經《大唐西域求法大和尚傳》、《南海歸內法傳》、《新羅高僧慧朝五天竺國傳》、《日本真人袁凱《大唐大和尚東去傳》、《任遠大唐之行》等。遊歷佛國的唐僧在印度留學多年後，對五天竺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風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受到了南亞和東南亞許多君主的尊敬，與各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極大地促進了各國之間的政治交流和文化交流。
佛教僧侶的航海活動不僅加深了中國人對南亞和東南亞的了解，而且對中外交通的發展和航海業的進壹步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公元1405年，易經留學印度數百年後，著名航海家鄭和率領龐大的明朝船隊，踏上了壹次偉大的航行。他們跟隨唐代海上佛教高僧的足跡，南下東南亞、南亞，繼續航行到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進行訪問和貿易，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海上壯舉。
編輯肖波。
關於未存儲在字體中的單詞的註釋:
@ ①原話是“敏感下添心”
@ ②原字是繁體字。
@ ③原詞是貝友嘉信。
@ (4)原文是日落時的加韋恩。
@ ⑤原詞是日友方嘉。
(原發表於《江蘇社會科學》第1999期，作者是南京師範大學社會史系講師，歷史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