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判斷並非憑空而來，主要基於以下幾點:
第壹，從時間上看，壹般來說，故事都是以連貫的方式寫的，但在《水滸傳》這裏，很難寫出壹個不同的時代。梁山的英雄起義始於惠宗宣和元年(1119)，但邪靈早在仁宗嘉佑三年(1058)就被誤導了，相差61年。為什麽過了這麽多年還編壹個不太現實的故事？仔細看就會發現，梁山泊中，洪太尉誤妖的嘉佑三年，正是王安石向仁宗千言萬語表達變法觀點的時候。這不是巧合，應該是故意安排的。表面上看，水滸的意思是:61年後，大宋朝惡魔回來搗亂，它的種子是61年前種下的。背後的含義是，蔡京等六賊在61年後危害國家，誤導人民，他們的災難從61年前王安石要求變法時就開始了。特別是水滸傳中說祈求張天師的天災是北方高官範仲淹在1058提出來的，而歷史上的範仲淹早在六年前就死於1052，所以不可能建議邀請歷史上的石天。當然，《水滸傳》作為壹部小說，不壹定局限於史實，可以虛構，但為什麽不隨便編壹個範仲淹提出的建議呢？表面上看，作者的意思是，正是因為範仲淹建議請張天師，才造成洪太尉誤走妖道的問題；背後的意思是，後來導致北宋滅亡的王安石變法，是歷史上範仲淹的慶功新政主導的(這是反變法派的觀點，比如曹、高之後對說:王安石亂了天下)。還有壹點，《水滸傳》把範仲淹奏仁宗邀石天的時間寫為“三月三日五時”，三月三日是朝拜節，是關系到國家大事的重要日子，但後來洪太尉沒能把這個國家大事辦好。這個節日是驅除不祥和消除痛苦的日子。朝廷也講過如何祈福瘟疫，但洪太尉實際做的是放出壹群惡魔。《水滸傳》應該是帶著他的意圖寫的。
第二，從地理位置上講，洪太尉去的是忻州龍虎山，與王安石有幾個方面的聯系，最適合附會。從龍虎山往西不遠，就是王安石的故鄉臨安(今江西撫州)；離北方很近，就是饒州，洪太尉誤走妖後上任的地方。當年二月，王安石到饒州(今江西省鄱陽縣)，在江南東路當俘虜。北宋變法先驅範仲淹也被貶到饒州。惠宗皇帝迷信道教，但道教聖地很多。為什麽不去別的地方邀請石天去忻州龍虎山呢？這是值得思考的。
第三，從兩個人物的行為特征來看。洪太尉釋魔，與變法時王安石的處事態度是壹致的。
比如洪太尉，沒有沿襲前代。《水滸傳》中有真人說:“此乃先祖大唐洞，郭萱師阻妖王於此。它非常強大。現在祖上八九代之後，我就再也不敢打開了。”而洪太尉卻壹意孤行，不得不開，最終導致了妖跑出來的後果。從歷史上看，與他們壹脈相承的元佑黨員和後來的儒生都認為，遵循祖先的法律是最應該的，克己是最好的。文彥博說:“祖傳的法制是存在的，沒必要開放。”司馬光也說:“符節(安世子)是壹個政治家，試圖改變祖先的舊律。”王安石大聲提出:“祖宗之法不足！”
比如《水滸傳》裏，洪太尉不聽勸阻，壹意孤行。當洪太尉再三要求開印的時候，“真人告訴我:太尉，這廟絕不敢開！老祖宗石天告誡:今後，不許人打開它。”洪太尉說真人“胡說八道！”我得開車。歷史上，王安石決心把壹件事做到底，不管反對者有多少。保守派抨擊新法的實施，稱“世態炎涼”、“人人以為不便”、“士大夫來朝四方，無不批判引進”、“世態怨謗”。王安石無視這些說法。他說:言語是不夠的！"
比如水滸傳裏，壹個真人三番五次跟我說:“這廟不能開，怕惹利益傷人”，但洪煒不怕這個，逼著別人開印。歷史上王安石變法也是很有魄力的。面對變法引起自然變化的保守觀點，王安石堅定地說:自然變化不足為懼！"
比如《水滸傳》中，太尉洪為了實際上給自己開印，憤怒地斥責大眾:“妳等不及跟我壹起看了。妳回朝廷，先打道士阻文告，違聖旨之罪，不讓我見石天。”歷史上王安石的變革只靠皇帝的支持，關鍵時刻也會舉天子之威對抗政敵。在保守派看來，這大概是用天子來壓制大家。
變法鬥爭是北宋政治鬥爭的重要形式。多少年來，司馬光、王安石以及兩派接班人，在妳執政的時候打壓迫害我，在我執政的時候打壓迫害妳。那個派系有起有落。這種鬥爭固然反映了不同官僚制度對治國方針的不同理解，但鬥爭所造成的政治敵對和思想孤立也對整個政權和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壹直影響著南宋和明清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司馬光上臺，王安石下臺。王安石下臺，司馬光上臺。宗申當政時，司馬光廢除了新法。惠宗在位時，蔡卞、蔡京、林夕、黃璐、賴紹等維新派起兵，反對王太後在位時的新法。惠宗當政時，蔡京等人打出了改革的旗號。為了迫害保守派，蔡京等人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120人定為“元佑漢奸”，由惠宗執筆刻石，立於朝廷禮儀之門。欽宗即位後，在國家面臨混亂的危險時，還懲罰了被稱為“六賊”的蔡京等人，推崇程二和反對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的重要政治家，他的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變法雖然因為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操作不善而失敗，但變法的初衷是好的，是為了富強兵，有些地方也是有效的。所以，雖然史書中幾乎所有支持他的重要人物都被收入了《奸臣傳》，但他並沒有出現在《奸臣傳》中，這也說明了歷史學家對他的理解和公正。然而，在反對派中，情況並非如此。他們並沒有對生活儉樸、竭力治國的王安石和腐敗頑固的蔡京做過多的區分。秦宗師的弟子師洋說:“今日之禍，乃安史之禍。”以至於秦宗師聽信了他的話，毀了理應享受夫子廟的王安石雕像。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水滸作者想說的是，宋江在惠宗的謀反是因為洪太尉在仁宗時放出了心魔，同樣，北宋在惠宗的滅亡也是仁宗對完顏時王安石註定的。兩派打來打去，直到北宋政權不在了。但這種鬥爭在思想上壹直持續到南宋以後。因為蔡京派在北宋的喪禮中失敗，政治上沒有再崛起的機會，北宋的滅亡都歸咎於他們。此後程朱理學盛行，王安石善於改祖之法。他的孝子和孫子，如蔡京，會給國家帶來麻煩的想法，已經深深地刻在了後世文人的心中，包括《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
在水滸傳中，導致主人公反抗的主要因素是各級官員的腐敗，他們不遵守法律。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時，有壹種觀點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改法度，而在於治吏。如果官員不好，再怎麽改革。從《水滸傳》反派所反映的社會政治的腐朽來看，恐怕在故事背後也想說點史的話:妳王安石改了法律，法律卻沒有變好，不是出了壹些奸臣壞人嗎？如果不是蔡京、童貫等以違法亂紀的六賊為首的貪官，國家怎麽會有這樣的賊從外侵的局面？其實我們也認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除了其他原因，新法壹實施就換了壹些官員，把原本為民著想的新規變成了更多剝削民眾的工具。國家的財富多了，但在嚴重的地方卻沒有用，反而給那些貪官汙吏提供了花錢的條件。因此，政治改革很難得到人民的支持。
古代小說往往在開頭加壹個楔子，但水滸的開篇更有講究。雖然類似於神話，但不僅僅是為了吸引人，背後還有很深的脈絡。至於讓人猜測，那是故意的，就像《紅樓夢》裏的“賈雨村”壹樣。如果說清楚了，就失去了這個表達的意義。因此，我們只能推測施耐庵寫這壹段時在想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