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到沈從文的影響，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就作品的豐富性和成熟性而言，汪曾祺將沈從文的美學精神拓展和延伸到了壹個新的高峰。沈從文的價值在於他對鄉村的抒情描寫和拋棄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他從梅裏美、屠格涅夫等經典作家那裏汲取營養，開創了中國風俗小說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繼承了老師輕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和詩化、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把沈從文的視角從鄉村拓展到了市場，這是壹個偉大的創舉。總的來說，對鄉村的描寫往往是抒情的、詩意的。在歐洲的文學傳統和俄羅斯的文學巨星中，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對鄉村進行詩意描述的“數據庫”。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雖然沒有鄉村的概念，但中國的田園詩，以及由此衍生的山水遊記、隱逸散文，對於鄉村的詩意描寫和詩意想象，也有著深厚的傳統積澱。對於普通人來說，中國文學很少被描述，更沒有詩意。比如《水滸傳》，作為中國第壹部全方位描寫市井的小說，成就斐然。但《水滸傳》很難詩意地描寫街道，因為與鄉村生活相比，街道生活有太多的煙火氣，也有太多的世俗味道。但是生活的詩意無處不在。人們常說，不是生活中缺少詩意，而是缺少發現詩意的眼睛。汪曾祺有這樣壹雙可以找到詩意的眼睛，在他的生活中處處可以找到詩意的存在。很多人寫汪曾祺的印象時，都會提到他晚年依然充滿童趣、水汪汪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外化。汪曾祺明亮的、童真的眼睛，讓他發現了生活中大多數人忽略或不認可的詩歌。《大鬧天宮》、《取經戒》等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題材，自然會充滿詩意。當然，在汪曾祺類似題材的作品中，這兩首詩所達到的靈性和人文詩意是當代作家無法比擬的。但在《歲寒三友》、《遷徙》、《故鄉三陳》等純街頭題材的小說中，汪曾祺卻讓詩歌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壹個角落。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對故鄉生活的描寫容易帶來記憶和回憶的情感美化劑，容易讓過去的老人和舊事產生溫暖甚至詩意的光芒，因為故鄉是人們心靈的起點和歸宿。但當妳打開汪曾祺以北京、張家口、昆明、上海為背景的作品，妳還是會感受到那種不可抗拒的人情味和日常美。汪曾祺能受到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域讀者的喜愛，是有道理的。市場，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獲得了詩和文學生活中同樣的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詞，而是人的價值的體現。汪曾祺自己也意識到這類街頭小說的價值在於“人”的價值。他說，“街頭小說沒有史詩，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街頭小說’裏沒有‘英雄’，都是極其普通的人。”街頭小說”都是“人”。有很多人。中國有多少城市和市民？他們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應該從‘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去觀察、思考、表達他們的生活。”可惜，這樣的文學創作價值已經被忽視太久了。
就語言而言，沈從文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都是那麽的精準自然。但不難看出，沈從文的小說語言明顯帶有新文學以來的痕跡，是西方小說的風格，這當然導致新文學的風格與譯作的風格形成壹定的“同構”。在白話文剛產生的時期，新文學的寫作自然下意識地接受了翻譯風格的影響。例如，魯迅小說的語言與他翻譯劉鐵的風格非常相似。在當代作家中，沈從文是翻譯風格過濾最徹底的作家。然而，毫無疑問，沈從文的小說語言充滿了中國鄉土氣息和民間氣息，以及五四新文學的創新氣息。但在閱讀沈從文的作品時，很少會聯想到中國的古典文化和中國的文人敘事傳統。與沈從文相比，汪曾祺擅長平仄句和短句，少有長句更歐化。讀汪曾祺的小說，很容易想到唐詩、宋詞、元曲、筆記小說、聊齋、紅樓夢，因為汪曾祺從小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著切身的體驗和感受。比沈從文的野性和原生態更文藝優雅。作為中國小說的敘事，汪曾祺完成了古今的銜接，也完成了翻譯風格的終結。翻譯風格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然而，翻譯風格作為壹種舶來品，最終會與中國文化的本土風味聯系在壹起。汪曾祺生活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歷史創造了這樣壹個機會，讓人們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中國敘事”。尤其是1978之後，中國文學面臨著再次歐化的危機和第二次翻譯風格浪潮。汪曾祺只是提醒對外國充滿熱情和獻身精神的青年作家“回歸現實主義和民族傳統”。作為“現代”文學的親歷者，汪曾祺在當代文學時期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創造力。他不是那種裝成只說不練的長輩的有經驗的人。雖然他的提醒不能糾正當時的風氣，但他作品的存在讓年輕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