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西德的暢銷書處於低谷，但在1985年，壹本世界名著《香水》出人意料地在德國文學上出版了。這幾天有報道說，這本書的作者已經活過了斯金德的七十大壽。於是，德國媒體忍不住又掀起了壹股關於他回憶文章的熱浪。
這位壹舉成名的世界級暢銷書作家，除了作品情節離奇，被炒得更激烈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對人超級內向的態度，在歐洲眾多知名作家中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他害怕見人，而且他極其不願意見人，更不用說允許人們拍照。媒體上流傳的幾張照片都是偷拍的。
我有幸對這樣壹個捉摸不透，難以捉摸的人進行家訪，這種千載難逢的寶貴機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難得的機會。
從1985年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外事交往的深入，我每年都頻繁地穿梭於中國和西歐國家之間，尤其是對德語四國的反復訪問，有機會結交了許多德國的文學朋友和作家，其中不乏大作家。只要我們有計劃，我們就能如願以償地滿足他們。得過諾貝爾獎的人，比如伯爾、格拉斯，德語壹流的作家，比如倫茨、羅德曼、肯普夫斯基，遇到他們都沒有困難。
按照《自然》的說法，作家無論是否出名，都會願意接受采訪來宣傳自己，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然而，住在慕尼黑的斯金德是個例外。
1989年10月，我結束了中國作家團對漢堡“中國文化周”的訪問，參加了法蘭克福書展。我把編劇組送到西柏林，安排好回程，放在飛機上。我帶著老作家鄧友梅辦理了獨自赴美的登機手續，帶著張傑委托的額外外匯帶回了財務清單，卻第壹次獨自離開了德國，開始了我的學者之旅。
當時西德流行獎學金。不僅許多政府機構提供獎學金，如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會、賽德爾基金會等。，但各種政黨的獎學金數不勝數，比如阿登納基金會、艾伯特基金會、諾曼基金會，都是大名鼎鼎，普通的、晦澀的概括加起來多如牛毛。
當時，無論中國哪位文化人或學者為兩國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都是有資格申請獎學金的，比如翻譯德文書籍，來西德進行短期文化訪問，都可以向相關基金會申請；那些翻譯過付梓的人壹般都會同意。德國是壹個文化素質很高的民族，充滿自豪感，慈善意識很強，特別在意對方的面子。不好意思拒絕，壹般沒有充分理由是不會說不的。
當時我們的國情不可能自費出國留學。壹個大學畢業生掙的月薪，在德國被馬克換成了壹頓普通的飯。出國留學不是用國家教委的公派名額，而是疏通關系，獲得自費留學的機會，也就是想辦法聯系獎學金，不占用國家名額。不同的公派學生，這些人叫自費留學。
如果誰到了德國，只要有資格上大學，很容易拿到獎學金。妳會被認為是壹個有才華的人，尤其是在80年代的中國。他們認為妳將來會為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博士生導師的推薦信極其重要，而且由於有教授擔保，他們更加深信不疑。德國人非常相信自己的話，尤其是權威的話。有了博士生導師的推薦，在申請某黨的時候，只要明白了黨的宗旨，寫出自己的見解，那麽學習幾年的獎學金就萬無壹失了。
我多次訪問德國，尤其是第壹次。那時候在德國很少見到德國人，只要會說德語的都印象深刻。慕尼黑的Handzel出版社出版過張傑、王蒙、張抗抗等很多作家的書，所以我們在慕尼黑這壹站經常有新書發布會和作品讀書會，我也有機會認識很多文化界的朋友。
慕尼黑的文化總監第壹次很驚訝我們的德語是在中國學的。被賞識後，他們主動提供獎學金，並強調他們的獎學金有很多好處，比如怕我們不感興趣。
那是秋天，我被邀請了，但我非常熱愛我的工作，也很享受。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沒被邀請是對的，不然以後幾年我和很多作家都沒有美好的回憶。
由於外事繁忙，我與德國使館和文化機構聯系密切。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在北京有個辦事處，急需壹個教中文的人。在國際俱樂部，經海頓輔導員介紹，我認識了基金會的負責人。
在秀水街的外交公寓裏，住著德國《南德意誌報》經常派來的北京記者達爾先生。此人在臺灣省學中文，妻子是臺灣省人。1985年隨家人來到中國，留在秀水街，負責為《南報》文藝欄目寫文章。我們在壹次外事活動上見過面。
平日進出外交公寓，達爾記者都能碰到。我壹直沒有機會聊天，因為我很忙。酒會結束後，他主動出擊。他是記者，所以他有備而來。他需要文化方面的信息，最好是內部沒有報道過的新聞。
報人得到消息是常事，但壹旦涉及外交，情況就會惡化。“內外有別”“外事無小事”，出了事就是大事，興風作浪就是大錯！
外事原則是先請示後匯報。這個規則看似麻煩，但好處很大。雖然多了幾道程序，但也有利於避免承擔責任。既然是領導決定的，責任自然是領導的。當時外事決定，不管誰來采訪，都是不同意或者正面拒絕，報了之後再做決定。
達爾先生邀請我去北京飯店喝咖啡，我如約而至。讓人驚喜的是，他帶來了這款我渴望已久的小說《香水》作為見面禮。雖然我在工作中訂閱了德國的《明星周刊》、《南方日報》、《明鏡周刊》，但是我拿不到這本書，盡管它壹直在暢銷書的欄目裏，壹直在排行榜的前列。這次，我壹拿到書，就看了壹晚上。第二天，我和中國文聯通了電話，馬不停蹄地翻譯。
當時我們班私活部領導也沒有反對。1985年中央政策放寬，領導是剛從文革過來的中年幹部，外語專業。他們對年輕幹部非常寬容，也提倡文學翻譯來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當時流行“文人下海”，第二職業很流行，不工作的人抓緊時間賺外快。作家棄文下海，無產者的赤貧開始被嘲笑。那是改革開放和文革後文藝界最繁榮的黃金年。
1988年底，我開始了對慕尼黑的學者訪問，住在文化部的基金會，白天在大學裏聽講座，晚上有很多文化活動。在壹次新書發布會上，通過文化部主任的介紹，認識了巴伐利亞電視臺的臺長，壹位很和藹的長輩。
這位老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相當友好。當他聽說我翻譯了小說《香水》，並且是巴伐利亞文化部的客人時，他立刻決定明天早上在電視臺見我，並說要幫我兩次。
我會如約去的。午飯時，老人說，首先要安排我為電視臺錄制壹個文藝節目，講解德中文學交流，談談我翻譯香水的經驗。這是我人生中第壹次有機會進入主播間，也是國外電視臺。其實也就半個小時的錄制，剪輯後充其量也就是十分鐘的節目。但是，後來他寫的賬單，讓我從銀行轉賬的時候，不得不問所得稅。
那時候的西德富得流油，滿地都是馬克。當官的，只要順眼，只要有權利就會施舍。我和文化部的人接觸比較多。原因是有不間斷的文化活動，彼此熟悉。他們不把我當外人。他們向我透露，他們基金會每年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把今年的獎學金全部用完。最好是用夠了，需要補充壹些。如果今年的獎學金沒有用完，上級只會認為第壹是工作沒有做好，任務沒有圓滿完成，對年度總結報告是負面參考；二是因為今年的資金花不完，明年的預算只減不增。所以獎學金批下來，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就大方了。
第二，電視臺長輩要給我介紹住在Skinder的《香水》作者，因為我是他的翻譯。說到能把小說翻譯成中文，先在中國出版，還得感謝那位達爾先生。
《香水》的作者住在慕尼黑市中心，就在我們所有外國學生都熟悉的“福樓”對面。他四十多歲了還是獨生子。我能有機會去他家做客，是電視臺長輩給的面子，否則作者無疑會把我拒之門外。這是百年壹遇的機會，但我當時對這種千載難逢的好事壹無所知。後來看了很多媒體報道，才知道他壹直推著杜克，深居簡出，異常不合群，不見人。那時候他剛剛嶄露頭角，還有些羽翼未豐。後來，結果這本書年年高居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他的市場急劇上升。我采訪了他，非常榮幸。
當時因為剛出國，對本單位的機關刊物《文怡報》頗有熱情，幻想著寫壹篇采訪記錄。家訪期間，我把譯文交給了作者，作者歸還了他的作品並留下了他的簽名。考慮到采訪稿可能需要作者的照片，我也背了三腳架。然而，他拒絕開槍。
在對《香水》作者的采訪中，有幾個花絮令人難忘:
首先，德國是新來的。有壹次和博士生導師去壹家中餐館吃飯。當我聽到我對香水的翻譯時，鄰桌的壹位德國作家開始說話了。他是當時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韋爾總統的密友，也是《住在斯金德的香水》的作者。當他聽說我翻譯了香水，他立刻起身向我鞠躬以示敬意。
巧的是，沒有書。後來，我有了自己的餐廳。有壹次他帶他的文藝朋友來我餐廳吃飯，我壹眼就認出來了。他說自己壹直和Skinder走得很近，向他提到自己遇到了香水的翻譯。這次我給他看了我香水的中文翻譯，馬上讓他轉達我對作者的邀請。雖然十年過去了，但我深信作者壹定對我的采訪記憶猶新。可是，月亮轉星星二十年了，他卻像黃鶴壹樣笨拙；
第二，1989年春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歐洲翻譯中心”舉辦國際翻譯研討會，我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來自世界各地26個國家的18位與會者翻譯了香水，我們的18位香水翻譯家還專門召開了翻譯香水的座談會。
第三，2005年夏天的壹個晚上，天氣異常炎熱，所有的客人都去了啤酒公園。我正無聊地看著報紙，壹個漂亮的金發女孩走了進來，想買兩瓶啤酒帶走。我們很自然地聊了起來。
我問她，怎麽沒見過妳？我認識這個地區的所有客人。她說她臨時在我們樓裏借了壹套房子，就在我們餐廳花園邊上的樓上。她不是慕尼黑人。她這次是從外地來的，在電影《香水》中做配角。
我說我沒聽錯。是斯金德的小說《香水》。她說是的。我說:“妳今天買啤酒是對的。我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采訪了作者本人。”她看了我翻譯的《香水》中文版，覺得不可思議。她決定留在店裏喝她的啤酒和我說話。
她是壹個鄉下女孩，住在科隆附近的壹個小村莊裏。這是她第壹次來到像慕尼黑這樣的大城市。她沒有從文科高中畢業，仍然住在父母家。她的名字叫戴安娜。她給我留下了她的手機號碼和她父母的家庭電話號碼。從那以後，我壹直保存著這張紙條。
幾年後，我從報紙和電影雜誌上得知她成了德國的大明星，也是電視劇《醫生的日記》的主角。她紅極壹時，被譽為德國歷史上最性感的女演員，已經在好萊塢被害。我打電話祝賀她在事業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她說那晚壹起喝啤酒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她還很開心地記得在慕尼黑的那次相遇。
喝完啤酒的那個晚上，戴安娜又來了，但今天她不是來買啤酒的。她想花20歐元買我的《香水》中文翻譯。電影《香水》的導演艾辛格邀請她來。
世界就是這麽小，生活就是這麽精彩:1986年在北京認識了記者達爾，偶然得到了《香水》這本書，然後我拿著德國獎學金來到慕尼黑，在那裏生活了33年；我翻譯香水，被介紹給作者，采訪他。和教授在中餐館吃飯，偶然遇到作者最好的朋友；戴安娜小姐碰巧在我們樓裏住了壹百年壹遇；我來買啤酒，得知我是香水的翻譯；而我的翻譯是《香水》的導演Eisinger買的，他是德國最著名的導演。除了已故的法斯賓德，德國至今史無前例。那麽多無數的巧合和巧合，難道都只是巧合，而不是“緣分”嗎？讓人不解！
生活在Skinder，話不多，惜字如金，但他的兩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既然他不會說壹句不必要的話，甚至不會說壹句不必要的話，那麽他說這兩句話壹定有不尋常的道理。
第壹句:我把我的翻譯給他的時候，他說了聲“謝謝”，說“妳可以聯系瑞士出版社。”這種中途中斷讓我苦苦思索了十三年。直到2001中國入世，我才恍然大悟他讓我聯系瑞士第歐根尼出版社的用意，因為版權；
當然，就像80年代我們對西方版權問題壹無所知壹樣，生活在Skinder對當時中國的國情也是“無知”的。他無從得知，中國作為世貿組織之外的國家，對與版權國的互惠沒有任何限制，就像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國書籍再也沒有了，也不用支付壹分錢版權費；
第二句話是，在我翻譯的過程中，總是被小說離奇的情節和超乎常人想象的情節所驚嘆。也是翻譯出版後很多讀者向我提出的困惑:“作者怎麽會有這麽有創意的想法？”我直接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預計這將是壹個像問其他作家壹樣的長談。沒想到，他的回答是:“可能我當時還年輕。”
這樣壹句話:“可能那時候我還年輕吧”，接著問他是怎麽得到小說的獨創性的，這壹問壹答的邏輯和有機聯系，我想人們是無法認同的。這種陌生感，就是“物以稀為貴”的價值。他的小說出名了。有多少導演想把它拍成電影，有多少經紀人想和他交易版權轉讓？他守口如瓶，沈默了20年。直到2OO5年他才同意轉讓香水的版權，他拿到了2000萬歐元的版權費！
2022年1月06日易手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