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講，最終改變喬治·桑命運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
她原名叫奧羅爾·迪潘（又譯杜邦）。18歲時在對家庭生活的夢幻憧憬中，她嫁給了貴族青年卡西米爾·杜德望成為男爵夫人。但她很快就不能忍受丈夫的平庸和缺乏詩意。喬治·桑開始了壹次又壹次紅杏出墻的婚外情戀。1831年，在“離婚”還沒出現在社會生活字典中的情況下，她做出了那個時代驚世駭俗的舉動：堅決與丈夫分居，並棄家出走，與情人到巴黎開辟新的生活。
喬治·桑移居巴黎後為了生存下去，她開始了勤奮的筆耕，寫出了壹部部文筆秀美、內容豐富、情節迷人的風情小說，並以此確立了自己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從初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盧梭、夏多布裏昂和拜倫對她的復雜影響。七月革命後不久，她發表了第壹部長篇小說《安蒂亞娜》（1832），壹舉成名，從此壹發而不可收。
喬治·桑的愛情生活豐富多彩，她的身邊總是圍繞著壹批追求者。她與大文學家繆塞的艷事、與音樂大師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為法蘭西19世紀的美談之壹，並留下了壹篇篇揭示她內心深處情感世界奧秘的情書佳作。
喬治·桑是個民主主義者，從壹個角度講，她可稱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驅。尤其是在兩性關系上，她倡導女性的主導地位，認為女人不應該成為男人情欲的發泄對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應該主動地得到滿足。
喬治·桑，是被她的同時代人公認為最偉大的作家之壹。雨果曾說：“她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獨壹無二的地位。特別是，其他偉人都是男子，惟獨她是女性。”
喬治·桑是壹位多產作家，她壹生寫了100卷以上的文藝作品、20卷的回憶錄《我的壹生》以及大量書簡和政論文章。她的小說創作大致可分四階段：早期作品稱為激情小說，代表作有《安蒂亞娜》、《華倫蒂娜》（1832）、《萊莉亞》（1833）等，都描寫愛情上不幸的女性，對生活感到失望，不懈地追求獨立與自由，充滿了青春的熱情與反抗的意誌。第二階段作品為空想社會主義小說，代表作有《木工小史》（1840）、《康素愛蘿》（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在這些作品裏，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命運問題，盡管沒能明確地指出解放的道路，但作品畢竟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罪惡，攻擊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度和婚姻制度，進而提出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第三階段作品為田園小說，代表作有《魔沼》（1846）、《棄兒弗朗索瓦》（1848）和《小法岱特》（1849）。喬治·桑的田園小說以抒情見長，善於描繪大自然綺麗的風光，渲染農村的靜溫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第四階段作品為傳奇小說，代表作有《金色樹林的美男子》(1858）。
第二帝國時期，她和王室來往密切，對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對殘酷鎮壓公社社員，喬治·桑於1876年6月7日逝世。喬治·桑屬於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歐洲作家之壹，她的作品描繪細膩，文字清麗流暢，風格委婉親切，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事實上，人們談論得更多的，是她的私生活
1831年初，她帶了壹兒壹女兩個孩子定居巴黎，很快就成為巴黎文化界的紅人，身邊經常圍繞著許多追隨者，她開始了蔑視傳統、崇尚自由的新生活。抽雪茄、飲烈酒、騎駿馬、穿長褲，壹身男性打扮的她終日周旋於眾多的追隨者之間。即使喬治·桑這個男性化的筆名，也來源於她的壹個年輕情人。當有人批評這個矮小（1.54米高）、放蕩的女人不該同時有四個情人時，這個不受世俗成規束縛的女人竟然回答說，壹個像她這樣感情豐富的女性，同時有四個情人並不算多。她曾借自己的作品公開宣稱：“婚姻遲早會被廢除。壹種更人道的關系將代替婚姻關系來繁衍後代。壹個男人和壹個女人既可生兒育女，又不互相束縛對方的自由。”
要知道，她說這番話的背景是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法國，“女權”尚未成為壹個讓人熟知的名詞。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壹個自由的、不羈的、充滿活力的男人，是壹個偉大的生命；而壹個擁有這樣生活的女人，則是壹個骯臟的女人。更何況，人們潛移默化的概念是：女人本來就應該是男人的附屬品！
在離巴黎數百公裏遠的諾安鎮莊園中，這個文采出眾、多才多藝的浪漫主義作家接待了壹大批文學藝術史上名留青史的人物：詩人繆塞、作曲家兼鋼琴家肖邦和李斯特、文學家福樓拜、梅裏美、屠格涅夫、小仲馬和巴爾紮克、畫家德拉克洛瓦……等等。甚至包括拿破侖的小弟弟熱羅姆·波拿巴親王。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她龐大的情人隊伍中的壹員。終日高朋滿座的諾安鎮喬治·桑莊園這個“藝術家之家”，真正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喬治·桑，這個生活優越、追求享樂、感情豐富的美麗女人，沒能在婚姻中得到愛情、溫柔和滿足，卻用多角的、激情的情愛，張揚了自己的生命，並為後人留下了華美的文字。同時，她也用自己的筆和行動，深深地介入了當時的政治，積極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當然，這更是同時代的許多男性文化名人都沒能做到的了。
喬治·桑身上充滿了矛盾。譬如，通過觀察她“我愛，故我在”的日常生活，似乎無法理解她對政治的熱衷和投入、無法相信她已經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據說，喬治·桑是壹個非常拘謹的人，從未在大庭廣眾之中講過話，而只善於用筆表達，這和她豐富多彩的、開放的私生活傳奇好像也不相稱。
她追求生活舒適。在她諾安鎮的故居中，當時已經安裝了可以24小時供應熱水的裝置。為了能讓仆人迅速到達她所在的房間，她在仆人工作的廚房，安上了5個分別代表不同位置的鈴鐺。她甚至還有壹個私人劇場、壹個裝有壹百五十多塊帶滑槽的布景的舞臺。與這些奢華相對應的，則是她寓所裝飾的簡樸、單調，毫無當時富貴人家盛行的豪華和排場。
還有，她似乎已經具有極大的知名度，但是，只是到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女作家誕生200周年、2004年被法國政府命名為“喬治·桑年”的時候，通過有組織的壹系列研討會、演出和閱讀活動，人們才突然發現她的全部價值。在此之前，她只是法國文學史上群星璀璨的星空中的壹顆小星星而已。在她開始“為生存而寫作”和後來“為表達自己而寫作”之間，她的筆下卻表現出了驚人的壹致性和連續性。這又是為什麽？21世紀的人們，應該如何重新正確地、而非孤立或片面地認識這位19世紀的女作家？
今天的法國文化界，還有兩個女人也讓人想起了喬治·桑，她們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性感女星碧姬·芭鐸和小說家弗朗索瓦茲·薩岡。這兩個幾乎同齡的女人，也都曾經是法國社會性解放、女性追求社會新地位的象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