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
/xiandai/msy/037.htm
1926年，魯迅在談到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布羅克時說:“我們有壹個亭臺詩人，壹個山川詩人，壹個花月詩人...但沒有大都市詩人。”[1]杜衡也表達了類似的感受:“中國是有城而無城的文學，或者說描述了城市而沒有采用適合這種描述的方法。”[2]此時，穆時英的創作努力顯示出其獨特的文學史價值。因為他不僅使城市生活成為壹個獨立的審美對象，而且在表現手段和精神上適應了這個城市此時的特點。“在這方面(都市文學)，劉吶鷗做了壹個開端，但並沒有走下去，他的作品仍有“非中國化”或“不現實”的缺點。能避開這個短板，繼續努力的，是世英。”[3]
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多作家都描寫過城市，比如京派，左翼作家寫的。他們中的壹些人，文學成就遠超穆時英，見識也遠超穆時英。但穆時英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壹個真正的有中國特色的都市人。這不僅是說他以壹種城市的方式穿著和生活，而且是說他在他的文學中描述了各種各樣的城市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與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進行精神交流。他的雙重人格被這座城市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穆時英的作品，尤其是被歸類為“新感覺”的小說，在當時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和左翼理論家從各自的立場對穆時英的小說進行了解讀和批評。然而，建國後，由於作者在歷史上的“不服從”行為，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幹擾下，大陸學術界壹直以“頹廢”、“腐朽”等低調詞匯來標記作者，不屑於對其作品進行客觀研究，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沈沒已久。
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率先給予穆時英較為客觀的評價。步入新時期，對穆時英的研究逐漸增多。嚴家炎將其歸類為“新感覺派”小說，在整體比較下研究作家的創作個性，突出其“新感覺”特征。目前對穆時英的研究，既有對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如吳和饒穎為《穆時英小說全集》所寫的導言，也有論述日本新感覺派乃至西方現代精神對穆時英的影響，如江的《穆時英小說簡論》，還有以心理荒原分析其小說。並把他放在整個都市文學的發展中，或者與其他都市文學作家比較研究，如齊永德的《二十世紀中國都市小說的嬗變》，王愛松的《多彩的城市——三十年代都市小說比較》，李霞的《人與城市的對話——穆時英、張愛玲的都市小說的壹種拆解》等。
但目前的研究現狀確實如黃先文所說，“存在很多薄弱環節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頸在於信息的匱乏。穆時英本身就是壹個謎。很多數據甚至相互矛盾，使得整個研究缺乏堅實的基礎。另外，對他的研究多集中在新感覺派，視野有限。顯然，壹個作家不可能只被貼上壹個標簽。今後，穆時英研究者將從更多的角度把握他和他的作品，進行更深入的挖掘。畢竟對穆時英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補充:穆時英的叛逆行為，歷史上壹直有爭議。長期以來，大陸因為他的政治問題，對他的文學貢獻避而不談。上世紀70年代，香港有人以季友康為筆名撰文指出，穆時英其實是中央派到上海打入敵偽內部的同誌，卻被軍方暗殺，致使穆時英長期受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