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第壹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壹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後赴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輯《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誌。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義，發表不少詩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受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影響較深。他的代表性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1926年在《晨報副鐫》發表，認為中國新文學存在浪漫主義混亂傾向，主張在理性指引下從普遍的人性出發進行文學創作。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幅刊《文學周刊》。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後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七七事變，離家獨身到後方。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重慶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並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年底開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平明》。抗戰勝利後回北平任師大英語系教授。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師範學院(後改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著作書目：
《冬夜草兒評論》(評論)與聞壹多合著，1923(自費刊印)
《浪漫的與古典的》(評論集)1927，新月
《罵人的藝術》(雜文集)1927，新月
《文學的紀律》(評論集)1928，新月
《偏見集》(評論集)1934，臺.正中
《約翰孫》(評論)1934，商務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臺.正中
《實秋自選集》1954，臺北勝利書局
《談徐誌摩》(散文)1958，遠東
《梁實秋選集》1961，臺北新陸出版社
《清華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雜文》1963，文星
《文學因緣》(散文)1964，文星
《談聞壹多》(散文)1967，傳記文學
《秋室雜憶》(散文)1969，傳記文學
《略談中西文化》1970，臺北進學書局
《實秋雜文》1970，仙人掌
《關於魯迅》1970，臺北愛眉出版社
《實秋文存》1971，藍燈
《西雅圖雜記》(散文)1972，遠東
《雅舍小品續集》 1973，臺.正中
《看雲集》(散文)1974，誌文
《槐園夢憶》(散文)1974，遠東
《梁實秋自選集》 1975，黎明
《梁實秋論文學》 1978，時報
《梁實秋劄記》1978，時報
《白貓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壹1986，臺.正中
《雅舍雜文》 1983，臺.正中
《雅舍談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國文學史》1985，臺北協誌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翻譯書目：
《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
《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
《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
《西塞羅文錄》 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
《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裏奧特著，1932，商務
《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土比亞著，1936，商務
《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哈盂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暴風雨》(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 1937，商務
《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
《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
《咆哮山莊》(長篇小說)英國 E.勃朗特著，1955，臺.商務
《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臺.正中
《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 1967，文星
《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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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與魯迅
關於魯迅
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壹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麽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壹、現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壹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壹點這個人的事情。二、壹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壹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壹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壹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壹次有人在席上問他：“妳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壹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壹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壹次，重復壹遍我在那文裏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壹句話：“我不贊成妳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妳說妳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壹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壹個大學裏兼任過壹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註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壹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壹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壹！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壹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壹班人齟齬。他原是壹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壹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壹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壹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壹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壹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註意，終於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壹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壹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壹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壹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壹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壹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壹本又壹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壹個文學家，單有壹腹牢騷，壹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壹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壹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麽體系，至少也要有壹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壹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壹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麽辦呢？慢慢的尋求壹點壹滴的改良，不失為壹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妳總得提出壹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壹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壹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妳罵倒壹切人，妳反對壹切主張，妳把壹切主義都褒貶的壹文不值，妳到底打算怎樣呢？請妳說出妳的正面主張。”我這壹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壹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裏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壹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壹種主義是什麽主義？是不是***產主義？他不回答了。(當面對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智者將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後擇法改之；愚者不謀自贖，反指責對方不詳細告知自己哪裏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壹個後門。所以後來***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壹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產黨的“文藝政策”。這壹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壹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壹點疑心，這壹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壹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壹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壹書。經過這壹段期間，魯迅便深入***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產黨及其同情者是壹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幹及各處的墻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壹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壹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壹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產黨的操縱。這種判斷句毫無力度。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壹篇短文，題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裏有壹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壹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壹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壹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裏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裏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裏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壹些條件。第壹、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壹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裏還是壹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壹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壹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壹般的現象，或***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壹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裏，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壹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壹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幹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余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壹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壹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壹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壹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壹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壹個偉大作家。有壹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壹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壹邊站著的是壹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壹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這種比較倒實在有胡攪蠻纏之嫌。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壹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壹點研究的功夫的，這壹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壹本書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麽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註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壹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產黨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壹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壹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沈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這壹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 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壹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壹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壹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壹個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