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上，小說家族晚生文體的中篇小說創作曾長期發展緩慢，直到新時期才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三十年來的中篇小說整體創作還呈現出壹枝獨秀的穩健。全國首屆中篇小說評獎是新時期中篇小說的首次權威性評獎，以後三屆全國中篇小說評獎和時隔十年後啟動的魯迅文學獎，不少獲獎中篇小說也都成為不可忽視的 名作。《紅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不少由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在國際電影節頻頻獲獎，也能說明原作質地。作為壹種小說文體的運用，中國中篇小說三十年的收獲，也是對當今世界文學的貢獻。中篇小說創作整體成功有多種原因，其中有幾種標誌性表現。 現實主義創作當然涉及各種文體，但中篇小說的張揚現實主義則具有突出的群體性和持續性。近三十年文學發展的各個階段，中篇小說創作都體現了關註現實、憂患意識、批判精神和思想探索的特征。如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演變中，出現了《天雲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風淚眼》、《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遠村》、《北方的河》、《赤橙黃綠青藍紫》、《臘月·正月》、《禍起蕭墻》、《人生》、《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少將》、《飛天》和《桑樹坪紀事》等眾多影響廣泛的現實主義作品。尋根文學和新歷史主義文學，如《爸爸爸》、《女女女》、《靈旗》、《紅高粱》、《妻妾成群》、《日祭》、《大捷》、《國殤》、《溫故壹九四二》和《預謀殺人》等，雖然是回眸歷史和傳統文化，但反思傳統文化和探求歷史真相同樣體現了現實主義美學品格。尤其代表作幾乎都是中篇小說的新寫實文學，如《新兵連》、《單位》、《壹地雞毛》、《不談愛情》、《風景》、《白渦》、《紙床》、《單身貴族》、《特別提款權》、《瑤溝人的夢》、《灰色迷惘》、《廠醫梅芳》等，更是以冷峻的寫實化張揚了現實主義。而《方舟》、《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麥稭垛》和《棉花垛》等女性文本，則顯示了女性文學在不同階段的思想演進。被稱為“個人化寫作”的20世紀90年代，寫實主義的當下審視在中篇小說依然比比皆是，而且表現了題材多樣和主題多元的寬廣視野。如有《山裏的花兒》、《向上的臺階》、《鎮長之死》、《白棉花》、《道場》、《父親是個兵》、《赫爾辛基的逃亡》、《今夕何夕》、《夜郎西》、《鉗工王》和《翅膀硬了》等。
值得註意的是新世紀這些年，中篇小說的現實關註不僅壹如既往且更為理性和深刻。眾多作品直面了物質主義、道德裂變等突出問題，對弱勢群體和民生疾苦還給予了特別關註。如有《老師本是老實人》、《釣魚過程》、《貪汙指南》、《救災記》、《民選》、《沈默權》、《北京候鳥》、《傻女香香》、《阿謠》、《奔跑的火光》和《霓虹》等等。而《誰家有女初長成》、《生活秀》、《玉米》、《壞分子張守信和李樸》、《飛翔的女人》、《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合同婚姻》和《不過是垃圾》等，也從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國當代社會復雜多變的生存景觀和精神狀況。中篇小說創作的張揚現實主義，也使自己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藝術活力。 回顧中篇小說三十年，雖然階段性發展中存在種種思想局限，不少價值評判也並非壹概具有真理性，但眾多作品還是顯示了較厚實的思想文化含量，給讀者以諸多啟示和思考。
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待思想文化的時代意義。即應該聯系時代狀況來檢測其思考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深刻和是否具有探索意識。如《人到中年》的陸文婷形象的完美無疑有些概念化，但確實反映了當時中年知識分子的生存尷尬，所以引起眾多讀者的強烈***鳴。又如《人生》，雖然懷有濃厚的傳統鄉土意識，但畢竟揭示了城鄉差別和道德沖突的重要社會問題，所以引起廣泛爭論。而《天雲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風淚眼》、《壹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高山下的花環》和《飛天》等，無論是反思歷史還是直面現實，在當時都有突破思想禁忌的時代意義，也是極需思想勇氣的創作。
思想文化含量還體現在描述現實時，能透視現實背後的歷史、文化和人性的關聯。這種深層開掘當然更為重要。如《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遠村》、《臘月·正月》、《桑樹坪紀事》、《風景》、《壹地雞毛》、《不談愛情》、《白渦》、《向上的臺階》和《鎮長之死》等名作，都是以深層開掘引人註目。這方面農村題材創作表現得格外突出。如《瑤溝人的夢》、《黃坡秋景》、《扶貧》、《太陽黑子》等，就描述了官本位思想和小農意識在當今農村的積重難返，並揭示了“扶富不扶貧”的新問題。梁曉聲的《民選》和《沈默權》，陳世旭《救災記》和孫春平的《鵬翼徘徊》，描述的當下生活和人物更是讓人震驚。徐鎖榮的《借種》、劉慶邦的《神木》、胡學文的《飛翔的女人》和錦路的《弟弟》，都是經由現實畫面而透視相關社會根源和文化心理。這類深層開掘可謂不勝枚舉。
思想文化含量的厚實在某些流派創作中體現得更為普遍。如尋根小說《爸爸爸》、《女女女》、《小鮑莊》和《棋王》，如地域文化小說《那五》、《尋找“畫兒韓”》，如新歷史小說《靈旗》、《紅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預謀殺人》、《黑風景》和《棺材鋪》，如女性文學《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麥稭垛》和《棉花垛》，它們就是意在開掘文化積澱、傳統道德和歷史塵封的本質與真相。有些選材和敘事都較特別的作品也值得關註。如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松鴉為什麽鳴叫》、《望糧山》、《馬嘶嶺血案》和《太平狗》等，這組帶有魔幻現實主義特征的作品，在象征和經驗的融合中揭示了諸多文化與人性的關聯。阿來《遙遠的溫泉》也屬於以特殊方式切入當下生活的頗有思想含量的作品。喬葉的《打火機》則深入到人性和潛意識中，這種解剖人性和追問靈魂的創作，可謂既獨特又深刻。 長篇小說始終是文學市場的寵兒。在很多城市的暢銷書排行榜上，經常可以看到長篇小說赫然在目。不管它們離經典有多大距離，不管人們怎樣批評其炒作現象，很多長篇小說都被媒體廣泛宣傳過，由此造成的暢銷者也確實不少，甚至有未見其面而先聞其聲的沸沸揚揚。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文學市場化推動文學發展的積極意義，但嘩眾取寵的炒作現象也確實值得註意。
而對中篇小說來說，則很難具有這壹等的市場效應和媒體青睞。在文學出版和媒體關註越來越市場化後，中篇小說的流行程度便受到明顯影響。除非是年度精品選、獲獎作品集或少數名家集子，中篇小說通常難以單行本面世，絕大多數只能在文學期刊出現。即使“精選全國優秀中篇”的《中篇小說選刊》和經常選載中篇小說的《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的發行量還算不錯，曾推出不少優秀中篇小說的《收獲》、《鐘山》、《當代》、《十月》、《人民文學》和《上海文學》等文學名刊還擁有較多讀者，但發行量還是遠遠趕不上通俗時尚類讀物。中篇小說創作整體被認可，主要來自評論界和熱衷文學的讀者的首肯。盡管這種接受效應或許有些過於文學化或說職業化，但必須看到這也恰恰體現了純文學的特征和收獲。
這種特征和收獲對文學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發表園地和接受效應的文學化，難有市場效應和媒體關註的客觀狀況，也促使中篇小說作者在尊重文學規律、追求審美價值和探索敘事藝術方面更為專註和努力。我們前面例舉的以及大量未論述到的作品，都能夠證明中篇小說這種回歸文學自身的情況。中篇小說創作步履的整體穩健當然也與此密切相關。我是以為在文學走向市場化以後，中篇小說的整體創作質量沒有受到什麽影響，反而有所提高。如這些年來中篇小說不僅成為純文學期刊的重頭戲，而且上檔次的成熟作品相當多。
肯定中篇小說三十年的穩健發展，當然也要看到其問題和不足。如跟蹤時代的過程中，中篇小說創作同樣存在心態急切和視野局限問題。有些作者對中篇文體特征也註意不夠：如把中篇寫成小長篇，必然處處註水；或將短篇內容拉成中篇，導致結構松散水分較多。這種“文體錯位”既破壞了中篇小說的文體美感，也無法很好地表達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