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離不開史傳。古人曾經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小說。
劉知幾在他的歷史專著《史通》中設置了“雜敘”，專門講述“獨樹壹幟，可以參與正史”的“偏小說”。其中的“奇聞”、“軼事”、“雜記”接近於現代學者所說的歷史小說、人物小說、怪事小說。
胡應麟在《九流概論》中將小說家分為六類，其中前三類(誌怪、傳奇、雜錄)界定和區分準確。胡把小說稱為“或接近經典”？“或穿越歷史”，前者以其“說理”，後者以“講故事”為基礎。
對小說的態度介於劉和胡之間。《四庫全書》目錄將以考據、詩評、諺語、花草為重點，分別歸入雜校、詩評、譜錄。在“小說家階層”中，只保留那些稍有藝術虛構傾向的人。以“敘事雜事”、“記錄奇聞”、“編瑣言”作為小說的分類，排除了很多只講推理、道學的人，小說作為敘事文學的特征日益清晰。
首先，古代小說的起源與“敘事始祖”史學的關系尤為引人註目。敘事能力的成熟是小說作為體裁獨立的關鍵。在唐代以前，“小說”與“史傳”的界限模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立意好奇”的風氣尚未形成，小說家出於對其崇高地位和嫻熟敘事能力的仰慕而刻意抄襲歷史作品。
其次，在考察小說與子書的歷史關系時，現代人不難在《莊子》、《孟子》、《韓非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子書中讀到某種“小說意味”——我們這裏指的不是故事，而是虛構的事件和假設性的問答來寫“文章”。？
第三，傅家對小說的形成也有貢獻。他的敘事中穿插了大量的安排和誇張，使得小說家對外部世界的描寫越來越細致，比如《漢武故事》、《漢武傳》。
第四，把史傳、寓言、辭賦作為“小說”形成的主要來源，並不意味著完全排斥“街談巷議，街聽巷議”。民間傳說(不是專業講故事的人)不僅對小說家很重要，對司馬遷這樣的歷史學家也很重要。民間傳說在漢魏六朝小說中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