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贊成男主納妾，女主纏足。就連他後腦勺的辮子也總是不願意被剪掉。
於是，他成了“頑固派”最生動的代名詞，淹沒了他作為第壹個“文化輸出者”對中國文化傳播的巨大貢獻。
他是徹頭徹尾的保皇派，罵維新變法，罵辛亥革命，罵新文化運動。
於是，他被洶湧的時代浪潮拍死在沙灘上，淹沒了他“起訴西方列強，為中國討回公道”的火熱愛國情懷。
在家裏，他被冷眼視為“怪物”；然而在國外，他享有盛譽，被視為大師。
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別說泰戈爾、毛姆等文豪，就連芥川龍之介也聽說過“不看三大殿不能進京，但壹定要看辜鴻銘”。
他自稱“東西南北人”，因為“生在南陽，學在西方，嫁在東方，官在北洋”。
簡而言之，滿嘴鮮血，壹張尖嘴；思想開放又保守；處處逆潮流，逆社會。文化極客辜鴻銘，真的很有意思。
1857年，辜鴻銘出生在馬來西亞檳城的壹個華僑家庭。
當時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華僑在那裏地位非常低，是“二等公民”。而辜鴻銘的曾祖父辜，在1786年英軍占領檳城時，被任命為當地華人“甲等旦”(幫助英國殖民政府處理當地華人事務的壹個民族的領袖)，算是當地的上層階級之壹。
辜鴻銘到的時候，已經是這個“貴族”家庭的第四代了，生活條件自然寬裕。
當時的東南亞華僑，無論是農民還是商人，都有著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們大多無意在南洋紮根，又常與大陸保持密切聯系，籍貫也常寫在大陸祖籍。
辜鴻銘的叔侄辜安平，早年被古力送回中國求學，後為秀才，曾是林則徐的部下。
辜鴻銘年輕時從父母的祖先那裏聽到了壹些關於中國人來馬的古老而神奇的傳說，並經常隨父親顧子雲往來於中國和南洋之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省的許多地方都呆過。
可以說，辜鴻銘從小就被潛移默化地種下了祖國情結。
辜鴻銘的母親是西方人，所以他也遺傳了西方人的壹些特征，比如大眼睛，高鼻梁，眼窩很深。雖然他不高，但他很聰明。他父親的老板兼朋友布朗夫婦非常疼愛這個孩子，收養他為養子。
1867年，布朗夫婦離開馬來西亞，帶著年僅十歲的辜鴻銘來到蘇格蘭。從那以後，他在歐洲學習了十壹年。
布朗是壹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牧師，也是壹位百萬富翁。作為養子，辜鴻銘的生活條件和教育都是優越的，就像當時的英國貴族壹樣，並稱自己為“假洋人”。
但這些優越的地方改變不了他被壹些歐洲人看不起是黃種人的事實。
當他第壹次到達英國時，他遵照父親的指示穿長袍，梳辮子，他為自己是壹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但很多外國人看到他的穿著，都掩飾不住驚訝和嘲諷。
有壹次在餐廳，他想去男廁所，卻被服務員當成了小姑娘，方便在女廁所抓到他。後來在女服務員的勸說下，辜鴻銘把辮子剪掉給了她。
優越的生活和歧視形成了辜鴻銘孤傲的性格，所以他時常思念家鄉。
據說，他在英國的時候，每年農歷的冬天至日，他都會在自己的房間裏準備酒來祭拜遠方的祖先。女房東問他:“妳的祖先是什麽時候來吃這些酒和蔬菜的？”他鄭重地回答說:“當妳的祖先聞到妳供奉的花的香味時。”
辜鴻銘在歐洲的十壹年，接受了正統的、全面的歐式教育。
小時候在蘇格蘭公立學校接受啟蒙教育，後來考入愛丁堡文法學校學習初級課程。這所學校對拉丁文、希臘文和英國古典文學的教學非常認真透徹，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為辜鴻銘日後掌握多門西文奠定了基礎。
後來，辜鴻銘先後赴德國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英國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世界知名大學學習，獲得13個學位，涉及文學、科學、工程、哲學等學科。
但也有人質疑他的十三度言過其實，我們卻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這是優等生中的優等生。
據說他在愛丁堡的時候，每個星期天辜鴻銘都去圖書館學習，每當遇到外面看不到的孤本，就用鉛筆抄寫。幾年時間，他抄了幾十本書。所以有時候，他身邊的人都不敢和他說話，因為他說的很多書別人都沒聽過。
而且辜鴻銘是語言天才，他學了九種語言，還不包括中文、馬來語、閩南語。他能用德語背誦壹大卷《浮士德》，甚至能像說母語壹樣說英語。
辜鴻銘曾經說過:
1878左右，21歲的辜鴻銘回到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殖民政府工作。也是機緣巧合，他遇到了途經新加坡回國的馬建忠。
馬建忠出生在江南文風繁盛之地，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後來放棄科舉之路，專攻西學。他也是壹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辜鴻銘和馬建忠壹拍即合，談了三天。
顧大量參考西方文學，但對中國文學幾乎壹無所知。他真正讀過的唯壹壹本是翟立斯博士翻譯的《聊齋誌異》。
馬建忠告訴他，《聊齋》只是純文學故事，不是中國真正的文學，並建議他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還特別推薦了《唐代魯直文集》給他讀。
馬的介紹激起了辜鴻銘對了解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他們見面後的第三天，他向新加坡助理秘書遞交了辭呈，然後乘船回到檳城，拋棄了西裝領帶，開始紮頭發和辮子，閉門研究中國書籍。
辜鴻銘說:
之後辜鴻銘回國，於1884年被招入張之洞幕府。從此賓主相識，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文祥幕府生涯。
張之洞，慈禧太後欽點的探花，晚清洋務大臣中的書生，為官也比較清廉。他被稱為“項帥”，死後謚號文祥。
當時的張之洞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朝廷大員，而辜鴻銘在他面前卻十分自然瀟灑，不卑不亢，說起張來熱情大方，表現出壹副才子佳人、名士風流的風範。
張之洞對自己孤傲靦腆的性格也是大度包容的。在20多年的合作中，兩人各持己見，相互影響，整體上還是比較和諧的。
在張之洞幕府，辜鴻銘被委以對外文案和禮賓事務，職責主要是張之洞的外事顧問秘書、翻譯和對外談判。
辜鴻銘擅長外語，學識淵博，學識淵博，能言善辯，也為張之洞解決了許多棘手的外交事務。
張之洞在兩廣操練新軍時，用的是德軍的操練方法，並聘請了許多德國教官。根據中外官銜，張給了四、五、六級軍銜，並要求他們戴上中國的大禮帽，著軍裝，半跪半鞠躬。
德國教官不願意失去他們的尊嚴和地位。結果辜鴻銘拿德語當參照物，搞了個謬論，說服了幾個德國人。
以至於後來清朝遺民寫《國史》的時候，滿口稱贊:柯慶施變禮儀，這是壹個獨到的見解。
1891年，俄國皇太子出使中國，希臘王子等十余人隨行，停泊在漢口，張之洞以地主身份接待了他。
晴川閣宴會上，辜鴻銘用法語翻譯。
席間，俄羅斯王儲和希臘王子用俄語低聲說:我今晚另有約會，我該節食了。沒想到，辜鴻銘馬上用俄語說:這頓飯挺符合衛生標準的。客人們嚇壞了！
後來張之洞吸鼻煙上癮，希臘王子卻沒見過。他很驚訝，用希臘語問王儲:主人嗅什麽？辜鴻銘聽了，低聲對張之洞說。張馬上把鼻煙遞到希臘王子面前觀看，兩位客人更加驚駭。
由於辜鴻銘的翻譯，宴會大為增色。臨行前，俄羅斯王儲鄭重與辜鴻銘握手。就像在俄羅斯壹樣，會對他畢恭畢敬，送他壹塊刻有皇冠的金表。並稱贊張之洞:“各國皆無此人才。”
在與俄國王儲談笑風生的同壹年，辜鴻銘也做了壹件大事。這要從19世紀下半葉的“反洋教鬥爭”說起。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用洋槍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以傳教為名，進行間接掠奪和統治。
這些傳教士藐視中國的法律和紀律，橫行無忌，強占房屋和土地，侮辱中國官員，破壞中國的寺廟，甚至通過開辦幼兒園和孤兒院綁架兒童...所有這些行為最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奮起自衛，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獨壹無二的“教案”。
1891年，長江流域反洋務鬥爭此起彼伏。
四月，揚州人圍堂；5月，蕪湖人焚燒教堂，包圍英國領事館。六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宗教計劃...在列強的壓力下，清政府出兵鎮壓，最後以賠款解決。
這讓辜鴻銘義憤填膺。他用英文寫了壹部專著，分析了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的種種恣意妄為，壹壹指責，有理有據，查明事實，義正辭嚴。
要知道，當時的國際輿論是被西方列強控制的，他們用強盜邏輯歪曲宗教計劃的事實，鼓動西方人民仇視中國。
這時候，壹個中國男人敢於站出來發聲，向世界揭露真相，呼籲公平正義，立刻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很多西方人直接投稿，公開表達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辜鴻銘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關註。
後來1900左右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反洋務運動的高潮。
至於清政府，先是利用義和團右派的愛國熱情對外發動戰爭，然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他們還勾結帝國主義打壓義和團，給義和團扣上“拳匪”“暴徒”的帽子。
這期間，辜鴻銘用英文寫了大量政論，寄給橫濱的《日本郵報》和西文報刊。
在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向世界輿論說明了真相，強烈譴責了外國列強對中國政治的幹涉和出兵侵華的暴行，呼籲和平解決。
雖然他的壹些觀點有失公允，比如在他的《敬王篇》中，他為慈禧太後辯護，把責任推到康有為身上。
但在當時的學者中，可以說只有辜鴻銘致力於用英語向世界輿論討回公道，其熾熱的愛國熱情是不可否認的。
1909年，張之洞病死。
這對辜鴻銘打擊很大。畢竟像他這樣壹個孤傲自大的人，不管人物的生活有多瘋狂，也是大度包容，處處關心，大贊。
之後從外事部門辭職，在南洋公學工作。近年來，中國的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11 10年6月，武昌起義槍響，各地紛紛響應，革命浪潮席卷全國。而辜鴻銘則公然跳出來大罵革命黨，並給上海《紫林西報》寫信，警告西方報紙不要滿篇文章，鼓動革命。
幾年後，他成為北大教授，但因反對學運，引起學生不滿，辭去北大教師職務。
總之，無論世界如何變化，辜鴻銘始終是“保皇派”和“保守派”，壹路抗拒時代。
但他不同於壹般的“學究”和“老頑固”。辜鴻銘反對西學和新政，是基於他對西方國家和中國文化的透徹了解。
辜鴻銘進入張之洞幕府時，漢語水平還很低，張之洞有空就親自指導。他還憑借自己在語言和寫作方面的特殊天賦，在自學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
據顧自述，有壹件事極大地刺激了他，促使他讀了二十年的中國經典。
入文祥幕府時，恰逢張之洞生日。許多名人來慶祝他的生日，大學者沈也來了。張之洞介紹辜鴻銘認識沈，並請辜鴻銘多向沈學習。
起初，辜鴻銘跟沈談起西學和西方的方法，沈卻久久不語。顧問沈為什麽不說話。沈很認真地說，“妳說的壹切我都明白。要想理解我說的話，還是得研究中國20年。”
辜鴻銘受到了極大的刺激。此後“窮於四書五經，涉群籍”。經過20年的努力學習，我終於掌握了中國文化。
而且他在系統學習了中國的傳統經典之後，從儒家思想中找到了可以彌補歐洲現代文明不足的東西，那就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力量。
在確定了中國文化及其價值之後，辜鴻銘下定決心要做壹件事，那就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保持下去，並賣給世界。
在辜鴻銘之前，四書等經典大多被翻譯成外文，介紹到西方。他們雖然擅長西文，但對中國文化了解不深，翻譯不出精髓。
中國懂西文的人往往熱衷於西化，對這種“無知”的工作不太在意。
只有辜鴻銘具備兩個條件，承擔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重任。
1898年，康有為和梁啟超正在搞“維新變法”的時候，辜鴻銘的《論語》英譯本正式出版。隨後幾年，他先後翻譯了《中庸》、《大學》等儒家經典。
為了讓西方人容易理解，他創造性地對其進行了描述和翻譯。因此，他的譯本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在國內外漢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日本學者清水泰澤認為，讀顧的譯本，比讀中文原著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此外，顧憑借對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年積累，在《清傳》、《淳易》等著作中展開了全面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無疑在當時以傳統方法研究國學的學術氛圍中開辟了新的境界。
可以說，辜鴻銘作為漢學家的貢獻遠大於作為政治活動家的貢獻。
在近代，顧在向西方翻譯重要儒家經典、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在西方批判國學等方面的貢獻無人能及。
1924年，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盛情邀請辜鴻銘赴日講學，辜鴻銘欣然同意。
此事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天津《伊勢日報》署名韓震的文章，將辜鴻銘比作“第二個張勛”，說他“大贊日本人的臭腳”。
當然，以辜鴻銘的性格，他自然不會在意別人怎麽說。其實他並不是想討好日本人，而是對日本的態度壹直是“親近”。
究其原因，當然不是因為他娶了壹個美麗賢惠的日本妃子，而是因為他認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強盜為了搶奪我們東北三省的利益，發動了日俄戰爭。辜鴻銘寫了壹系列文章，把俄國罵得壹塌糊塗，卻出奇地寬容日本。
他不僅不談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踐踏和瓜分，甚至從維護東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勝利是東方文化的“勝利”，是贏得西方對東方文化尊重的“聖戰”。
辜鴻銘的名字在日本廣為流傳，很多人視他為知己，認為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言人，是讓東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學家。
甚至在“五四”前後，中國反日情緒高漲的時候，他也頑固而迂腐地反對學生的反日行動。
隨著中國社會新思潮的湧動，傳統文化的逐漸衰落，他覺得東方文化的復蘇還有壹線希望，所以這個希望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1924-10，辜鴻銘正式抵達日本，開始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地講學，以“弘揚東方文化”、“批判西化”、“寄望日本振興東方文化”為主旨，在日本掀起了壹股溫和的“辜鴻銘熱”。
辜鴻銘在日本講學三年，向日本人大力鼓吹東方文化，批判日本日益明顯的全盤西化和日本政府日益嚴重的軍國主義。
1927期間，隨著中日關系的逐漸惡化，辜鴻銘的聽眾越來越少，逐漸被忽視和冷落。他復興東方文化的最後壹點希望也落空了，他終於獨自踏上了船，回到了故土。
13年後的二戰中，日本人再次推崇辜鴻銘，他的言論被編成《論辜鴻銘》，四處傳播，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打著所謂“建設大東亞文化”的幌子，進行侵略戰爭的“有力根據”之壹。
這恐怕是辜鴻銘當初想不到的。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的生命終於走到了盡頭。他臨終前仍在傳授儒學，幾個小時後，他帶著未完成的內容離開了人世。
回顧壹生，他有著壹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的氣度，卻又擺脫不了壹個學者的天真。雖然不合時宜，是“保皇派”、“保守派”，但不改“愛國情懷”，尤其是對傳播中國文化的貢獻，堪稱文化輸出第壹人。
今天我們穿越歷史的風風雨雨，拋開功過來評價辜鴻銘。或許我們可以借用李大釗的壹句話:“認為中國兩千五百年的文化中出現了壹個辜鴻銘先生，足以屹立於二十世紀的世界，這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