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從小目睹了封建大家庭內部腐敗墮落、勾心鬥角的生活方式，封建專制主義壓迫摧殘年輕壹代的暴戾行徑。在他父親的衙門裏，還看到過封建統治者對於平民百姓的迫害，從而觸發了對於封建制度的懷疑和反感。另壹方面，如他自己所說，“我從小就愛和仆人在壹起，我是在仆人中間長大的”，勞動者的善良品質和悲慘命運，激起了他“火壹般的反抗的思想”。他勇敢地宣稱：“我說我不要做壹個少爺，我要做壹個站在他們壹邊，幫助他們的人。”早在那個時候，生活已經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撒下了作為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種子。
15歲時，“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飆，廣泛傳播的各種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潮，使巴金在驚奇和興奮中，受到從未有過的鼓舞和啟示。他密切地註視著運動的發展，《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以及壹些新出的書籍，成了他的啟蒙讀物。原先從實際生活的感受中滋長起來的懷疑和反感，開始找到了理論上的解釋和指引；本來只是個人的思考和摸索，也開始匯入到整個社會的鬥爭洪流中。巴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發生決定性的轉折。他說：“我常常說我是‘五四’的產兒。五四運動像壹聲春雷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了。我睜開了眼睛，開始看到了壹個嶄新的世界。”正是五四運動，推動他走上堅決反對封建制度、熱情追求新的社會理想的戰鬥道路。1923年，他從家庭出走，離開閉塞的四川來到上海、南京求學，壹度還想報考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1927年初，赴法國學習，在更為寬廣的天地裏，繼續如饑似渴地尋找社會解放的真理。
對巴金說來，這並不是壹條平坦的道路。在“五四”前後傳播的各種思潮中，最吸引他的是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的政論《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等鼓吹這種思潮的讀物，都曾給過他很大的激動和啟發，由此逐步形成巴金青年時代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觀點，指引他走上生活的道路。他最早的壹篇文章，就是題為《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的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政論。從此開始到20年代末，他壹直懷著極大的熱誠，翻譯編寫了不少無政府主義的書籍。“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科學和民主，也帶來了社會主義的思潮。人們那時急迫地吸取壹切從外國來的新知識，壹時分不清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界線，尼采、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幾乎有同樣的吸引力。到後來才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解放人類的唯壹真理和武器。許多尋求革命真理的先進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過這樣曲折的路途。現代中國作家中，巴金在這方面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壹個，他的思想跋涉是艱苦的。這種蔑視壹切權威和約束的思潮推動巴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成為他堅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使他的創作從壹開始就具有和舊世界決裂的鮮明的、激進的色彩。與此同時，這種思潮又或多或少地妨礙巴金正確理解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在壹個時期內持有這樣那樣的疑問或保留，給他的生活和創作帶來某些消極的影響。不過，巴金關心的是人民群眾的解放，是中國人民的實際問題，因此他能根據中國社會的現實決定自己的理解和行動，即使在最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時候，也能提出和堅持自己的看法。這不僅使他當時有別於壹般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使他經過10多年的思考探索，終於和這種思潮分道揚鑣。
巴金最早的創作，是發表在1922年7月~1922年11月《文學旬刊》（《時事新報》副刊）和1923年10月《婦女雜誌》上的壹些新詩和散文。它們傳達了“被虐待者的哭聲”，閃現出“插著草標兒”的“喪家的小孩”、轎夫、乞丐……的面影，指出世上絕沒有主動將財富送給窮人的富豪，“要想美的世界的實現，除非自己創造”。這些帶有習作性質的作品，當時和後來都很少為人提及；但是，從現實生活吸取題材，註意尖銳的社會壓迫和階級矛盾，同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喚人們起來反抗，將抗爭的鋒芒直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革命的激情以至於曉暢熱烈的文字等，都已顯示出巴金以後幾十年創作的基本傾向和特色。
他的正式的文學生涯開始於1927年旅法期間。在初到異國的孤獨單調的日子裏，過去許多經歷、見聞在回憶裏復活過來，“為了安慰我這顆寂寞的年青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壹點東西寫下來”。“四壹二”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新軍閥取代舊軍閥，將準備迎接革命勝利的中國人民推入新的苦難的深淵。不久，在世界範圍內爆發了拯救無政府主義者、意大利工人、被巴金奉為“先生”的凡宰地免受死刑的抗議運動，而美國政府不顧各國輿論的警告，仍然下令將他處死。這些重大變故，都使巴金感到極度震驚和憤懣。為了寄托和發泄這些激情，他又斷斷續續地寫下了壹些篇章。到了1928年夏天，經過整理和增刪，就是他的第壹部中篇小說《滅亡》。
小說寫的是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上海。從壹開始軍閥的汽車碾死行人到末尾革命者的頭顱掛在電線桿上示眾，中間穿插著封建家庭破壞青年男女的戀愛，工人因為運送革命傳單被殺害等情節，表明這是壹個到處都沾滿了“猩紅的血”的世界。小說以主要的篇幅描寫處在這樣的環境下，壹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尋求社會解放道路的知識青年的苦悶和抗爭。響徹全書的是這樣的呼聲：“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這其實也就是小說的主題。主人公杜大心懷有“為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的決心。不過，殘酷的社會現實、痛苦的個人經歷、無政府主義的信仰、還有嚴重的肺結核病，使他染上很深的厭世情緒，“他把死當作自己的義務，想拿死來安息他壹生中長久不息的苦鬥”。他的行動因而帶有濃厚的悲觀色彩和盲動性質。為了給被軍閥殺害的戰友復仇，他企圖暗殺戒嚴司令。結果對方只受了輕傷，自己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作家贊美他的獻身精神，同時看到並且寫出了這種個人恐怖行動並無多大意義。巴金說：“我自己是反對他采取這條路的，但我無法阻止他，我只有為他的死而哭”，並把杜大心稱為“病態的革命家”。杜大心的形象，很可以表明巴金的前期創作中所體現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他對於這種思想的突破。
1929年初，《滅亡》在《小說月報》上連載。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鬥的情節固然很有吸引力；杜大心和李冷、李靜淑兄妹之間展開的對於人生應該是愛還是憎、是謳歌還是詛咒，對於現實社會應該是逐步改良還是徹底摧毀的爭論，全書時而昂奮時而抑郁、騷動不安的基調，以及杜大心自我犧牲的行為等，更在迫切地尋求前途的青年讀者中間，激起強烈的反響。正如壹位讀者所陳述的那樣：《滅亡》“把這個殘殺著的現實，如實的描寫出來，……還把那萬重壓榨下的苦痛者的反抗力，表現了出來……從反抗壓迫的叫號中，我們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們有的是熱血，壹旦熱血噴射的時候，哼！他們要報復了。”他們不只是深切地體會了作家總的創作意圖，而且準確地感受到了作家情緒上的起伏波動，沈浸在同樣的痛苦和歡樂、幻滅和期待之中。這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真正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所以，雖然《滅亡》藝術上還比較粗糙，思想上也存在著弱點，但卻立即成為1929年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品之壹。這個出乎意料的成功，使巴金第壹次發現，文學創作可以成為自己同那些和他壹起經受生活煎熬的青年們精神聯系的手段。他說：“《滅亡》的發表，……替我選定了壹種職業。我的文學生活就從此開始了。”
《滅亡》的續篇《新生》，敘述李冷、李靜淑兄妹在杜大心犧牲的激發下，先後走向革命的故事。小說采用日記的形式。作品渲染了群眾的麻木落後，革命者的孤獨寂寞——他們只能靠著“信仰”堅持生活和鬥爭，因而塗抹了壹層陰郁的顏色。不過，李冷在就義前想到的，卻是“把個人的生命連在群體的生命上，那麽在人類向上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廣延，哪裏還有個人的滅亡”。可見作家胸懷“大心”，關註的是廣大人民的命運，矚目的是經過鬥爭、犧牲達到的未來。他希望用先驅者的英勇業績喚起更多的後繼者，***同起來推翻罪惡的舊世界。雖然這樣的信念失之空泛，在藝術上也沒有得到充實的表現，卻還是具有壹定的鼓舞力量。
在前期創作中，巴金自己最喜愛的是總題為《愛情三部曲》的三個中篇。第壹部《霧》篇幅短小，主要描寫周如水的愛情生活。他雖是“五四”以後的新青年，卻擺脫不了封建道德觀念的羈絆，在戀愛中表現出軟弱、優柔寡斷的性格，因此失去了心愛的人。到了《雨》中，在再壹次戀愛失敗以後，投江自殺了。第二部《雨》的人物比《霧》多，情節也較為復雜，幾個人物的形象比較豐滿。小說著重描寫的是“熱情的，有點粗暴浮躁”的吳仁民與鄭玉雯、熊智君的愛情糾葛。但這並不是壹個三角戀愛的故事，而是提出了應該如何處理革命與戀愛的關系的嚴肅課題。作品中兩個女子結局都很淒慘，吳仁民卻終於擺脫了感情的牽制，完全投身革命的鬥爭中去。在第三部《電》裏，前面兩部作品中的壹些人物，逐步成熟，顯示出作家所說的“壹種近乎健全的性格”。有關愛情的描寫已經不多，不再以此作為貫串的線索了。作品通過工會、婦女協會、學校等方面的活動，展現了某城壹個激進團體的反軍閥鬥爭。青年人的真誠友誼、堅定信仰、勇於獻身的精神和行為，構成全書的主要內容。就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而言，這是三部曲中最為寬廣的。《電》也是巴金最喜愛的壹部。值得註意的是，小說中壹再出現的關於是否應該采用個人恐怖手段反抗反動勢力的論辯。作家反復說明“我們恨的是制度，不是個人”因此“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業，我們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能夠忍耐地、沈默地工作的人”。和《滅亡》相比，《電》較為清晰地強調了這壹思想。不過小說仍以較多筆墨描寫恐怖行動，歌頌犧牲精神，使那些“英雄”比“平凡的人”更有光彩。這些地方，反映出巴金思想感情上深刻的矛盾。
從《滅亡》到《愛情三部曲》，主人公都是壹些作為舊世界的叛逆者的知識青年。他們出身剝削階級，但決心獻身於被剝削者的解放事業他們以人民的代表自詡，卻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還保留著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靈魂。他們的勇敢和脆弱，信心和空虛，往往矛盾地交織在壹起。巴金壹再提到他是從自己的朋友身上提取這些人物形象的素材的。他不僅熟悉而且熱愛他們，總是用飽和著真摯感情的畫筆，描繪下他們的身影，表達他們的情緒。不容否認這些作品留下了無政府主義的某些消極影響，但它們的確真實地記錄了這些知識青年的生活和鬥爭，真切地刻畫出他們復雜的、常常是有些病態的精神風貌。具有類似的矛盾和苦悶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在20年代、30年代的現實社會中，為數不少。把這種類型的形象帶進文學畫廊，正是巴金的小說能夠激動那麽多青年讀者的重要原因。
巴金雖然以表現知識青年著稱，卻從壹開始就觸及到現代產業工人的鬥爭。《滅亡》出現過革命工人張愛群的形象，隨後又在中篇《死去的太陽》中以更多的篇幅展現了南京工人為了抗議“五卅”暴行掀起的罷工運動。30年代初，巴金接連寫了2部主要描寫工人的中篇：《砂丁》寫的是錫礦工人的生活，《雪》（原名《萌芽》）寫到了煤礦工人的鬥爭。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壹幅幅陰暗的畫面：工人的苦難，不僅在於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貪婪的資本家掠奪去了，還有更多的中世紀式的非人折磨——從被誘騙到礦山起，壹直到被埋進土坑（死了的或者被活埋的），他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毫無保障。礦山對他們說來，無疑是座死牢。小說也寫到了工人的朦朧的覺醒，從自發的個人反抗到初步組織起來的罷工鬥爭。作家說：“我是把壹個垂死的制度擺在人們的面前，指給人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妳們看！’”作品裏的工人形象雖然不很成功；但就真實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生活——無產階級所忍受的種種慘無人道的超經濟剝削這壹社會現實而言，小說還是寫得出色的。
從1929年起，巴金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到1937年抗戰爆發，已經寫下60余篇，分別收入《復仇》、《光明》、《將軍》、《發的故事》等11個集子。這些短篇描繪了壹個廣闊的世界。取材異域生活的篇什，占了很大的比重；許多篇是以法國人為主人公的，此外像俄羅斯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奧地利人、猶太人、日本人、朝鮮人，尤其是其中的革命者和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都常常是巴金短篇的主角。這些作品，少數是根據歷史文獻、傳記提供的素材改編而成，絕大部分都是通過作家與外國友人的交往，有了認識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以後寫下的。在五顏六色的異國風光中，表現的同樣是民族壓迫階級對立的嚴酷生活，同樣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英勇鬥爭。“五四”以後，隨著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中外交流的增加，從內容到形式都給文學創作帶來明顯的影響。外國題材較多地進入中國作品，正是其中的壹個變化。巴金的短篇就是很好的例子。取材國內生活的短篇，也寫到了現實社會的多種矛盾。《煤坑》、《五十多個》、《還鄉》、《月夜》、《壹件小事》等篇，反映工農群眾在天災人禍、在地主資產階級沈重摧殘下的苦難和抗爭。《知識階級》、《沈落》等篇，鞭撻了上層知識分子的墮落。《父親買新皮鞋回來的時候》、《春雨》、《雷》、《星》等，則以作家熟悉的革命者或者在苦悶中尋路的知識青年為主人公，透露出較多的理想的閃光。
巴金的短篇喜歡采用第壹人稱的寫法，不少屬於書信體或日記體。其中的“我”可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事態發展次要的參與者或目擊者。他後來解釋自己常用這類寫法，積極的原因是可以直接“傾吐自己的感情”，消極的原因是便於對“不知道的就避開”不寫。他的小說大多數較多主觀感情的抒發，較少客觀生活的刻畫。巴金還說過：“我寫文章，尤其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只感到壹種熱情要發泄出來，壹種悲哀要傾吐出來。我沒有時間想到我應該采用什麽樣的形式。我是為了申訴，為了紀念才拿筆寫小說的。”他壹般地不怎麽註意結構故事、剪裁情節、節制文字等方面的推敲而是感情奔放，壹瀉千裏，讀來激動人心，十分流暢。
盡管如此，巴金的短篇仍然是豐富多彩、色彩繽紛的。隱藏在落魄的音樂師難聽的歌聲裏的，原來是壹場不幸的戀愛悲劇，通篇籠罩著淡淡的哀怨（《洛泊爾先生》）。從斷了弦的三角琴，引出了壹個流放西伯利亞的熱愛藝術熱愛自由的俄羅斯農民的莊嚴形象，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於專制制度的控訴（《啞了的三角琴》）。取材法國大革命的幾篇，用顏色鮮艷的畫筆，很有氣勢地渲染出時代的狂風暴雨，並在這樣的畫面上凸現出幾位歷史巨人的面影（《馬拉的死》等三篇）。這些作品，帶有比較鮮明的浪漫主義的情調。收入《抹布》集裏的兩篇：《楊嫂》敘述壹個處身社會底層的女傭的悲慘經歷，《第二個母親》描寫壹個棲身上層社會任人玩弄的女性的痛苦生活，以她們的善良和熱愛生活，反襯出社會的冷酷，洋溢著人道主義的義憤。《將軍》塑造壹個潦倒上海灘、靠著妻子賣淫為生的白俄貴族的形象，從昔日的榮華和今天的破敗的強烈對比中，指出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神·鬼·人》的前兩篇（《神》、《鬼》），通過壹連串平凡瑣細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刻畫出幾個日本人苦於現實生活的磨難，轉向宗教尋求解脫的空虛苦悶的靈魂。這些作品，有較多的細節描寫，人物形象豐滿，具有現實主義的特色。另外，在《幽靈》、《狗》等篇中，吸取了壹些象征的寫法。《長生塔》各篇，都是童話。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作家借象征和比喻，表達對於階級壓迫的抗議，宣告不合理制度終將消滅的信息，藝術上別具壹格。雖然在巴金的整個創作中，短篇小說的成就、影響，不如長篇和中篇，它們在思想上藝術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視的特點，顯示出作家多方面的才能。
他的第壹個散文集《海行雜記》是在第壹部小說之前寫成的，即在1927年初去法國的旅途中，用散文寫下沿途的見聞。當時的目的是寫給他的兩個哥哥看的；結集出版，已經是巴金成為著名小說家以後的事了。所以，長期以來人們（包括作家本人自己）壹直以《滅亡》，而不是《海行雜記》作為他的文學生涯的起點。
巴金的散文數量不少，在前期就出版了近10個集子。體裁包括遊記、隨筆、速寫、雜文、書信、回憶錄……其中最引人註意的是敘述自己生活、思想和創作的那些篇什（分別收入《憶》、《短簡》、《生之懺悔》等）。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巴金也許是壹位最喜歡跟讀者交談的作家，而且總是談得那麽親切、那麽坦率，從不掩飾自己的愛憎、歡樂和懊喪。他在給壹個青年學生的信中說過：“我們的心是連在壹起的。”這些散文，就特別清楚地表現出這種與讀者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感情的特點。它們不僅因為寫得生動、熱情充沛，受到讀者的喜愛，還因為提供了有關作家生平和創作的大量第壹手史料，為研究者所重視。在另外壹些散文中，巴金善於用速寫的形式，勾勒出社會的眾生相。如《壹九三X年·雙十節·上海》攝下帝國主義侮辱中國人民的幾個鏡頭；《鬼棚尾》揭露反動政府縱容娼妓賣淫，從中征收“花捐”的卑鄙勾當；《壹千三百圓》寫到公開買賣婦女的行為；《賭》畫出大小賭場的情景——這是壹個必須推翻的舊世界。在《木匠老陳》、《壹個車夫》中，刻畫了勞動者正直、倔強的性格；《壹個女傭》敘述壹個農婦憤然復仇，殺死土豪，敢作敢當的事跡；《農民的集合》正面描寫了廣東農村正在興起的群眾性的政治鬥爭——突出的是潛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力量。此外，像《鳥的天堂》描繪南國鄉野的景色：茂盛的榕樹，歡叫的鳥群，躍動著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也是為人稱道的作品。
巴金的散文，文字清麗流暢，善於將敘事和抒情融合在壹起：感情在敘述的情節中回蕩，事態隨著情緒的湍流展開，虛實相間，揮灑自如。他的散文不追求外在的精雕細作，而能在娓娓道來的樸實的語言中，傳達出強烈的激情，給人以思想上的啟示和藝術上的享受，具有壹種內在的魅力和光彩。在現代中國的散文創作中，巴金是形成獨特風格、自成壹家的突出的壹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