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體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說的“說話”方法，壹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脫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壹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獨特的敘述的語言有關，小說土腔土調的敘述語言與敘述結構和敘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的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交遊廣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壹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雲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並不了解***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產黨人的感化下嘆服了，並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氣，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著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裏，與“好人落難，小人得誌”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