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古龍都很重視人的欲望的實現。這種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的流露，比如古龍筆下的英雄如楚留香、李尋歡、陸小風，都擁有世界上最真摯的友誼、最甜美的愛情、最充分的物質享受，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所擁有的正是普通人的欲望指向，也是普通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與古龍小說作品人物有所不同的是，金庸小說的英雄追求的不是塵世的財富和享受，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大義。但他們不是呆板的“義”的化身，而是壹群至情至性的英雄，擁有強烈真摯的情感世界，具有對追求的執著和堅韌他們大都率性而為、行俠仗義、我行我素，具有強烈的個性主義色彩。
權勢欲與情欲在金庸和古龍的作品中有著***同的體現，但側重點不同。在古龍小說深處，推動情節發展的往往是情欲。如《名劍風流》曲折離奇，撲朔迷離，幕後操縱者竟是姬苦情、姬悲情、俞獨鶴，這三人之問既有兄妹亂倫，又有婚外偷情，人性中最陰暗的壹面盡在其中。古龍正是將這些人性中貪、嗔、癡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心理行為都揭幽發微，集中到了壹處，構造出壹個瘋狂的世界。同時，他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和婉轉的曲筆，批判了那種前代仇怨化為現世業報的倫理模式，並塑造出充滿人性和人情的新壹代江湖人物，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蘊含著獨特的藝術魅力。豁達寬容、機智風趣，對人類充滿愛與信心是楚留香壹生的追求，也是古龍人格的標誌。
可是在金庸筆下，更多的是表現相互間對權勢的爭奪：《笑傲江湖》嵩山派左冷禪與華山派嶽不群為爭奪武林盟主而相互間爾虞我詐、各逞心機；《天龍八部》中慕容家族為復國而用盡心思，不惜挑撥離間，使得武林壹片腥風血雨；更有《射雕英雄傳》中，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爭奪江山，武林高手雲集江湖，爭奪九陰真經。壹個“權”壹個“利”，在金庸作品中成為壹切矛盾與糾紛的主要根源。然而，正如慕容博所說的“庶民如塵土，帝王亦如塵土，大燕國不復國是空，復國亦是空。”[1]壹切爭權奪利的背後，原來是人生的空虛，人生水遠美滿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壹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空虛的，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於是，萬念俱灰之後，俠士們只好於悲愴中追尋和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那就是隱逸。
然而，無論是對權勢的迷戀還是對情欲的執著，都源自人性的自私與貪婪。金庸與古龍在不斷探索與深入人物內心時，都感覺到了許多無法言說的困惑，所以他們的作品表現出壹種隱痛，壹種對於美與惡、愛與恨水遠也無法解釋的無奈，而隊暗示著無論妳如何解釋，悲劇仍然會代代演下去。 (二)歷史背景的小同選擇 武俠小說裏的故事往往發生在古代社會。梁羽生多部小說的歷史背景都放在明代或清代。其目的是為了把人物放到更為殘酷復雜也更為緊張刺激的政治鬥爭和民族鬥爭的背景之中，以更高的視點和更寬的視角來展示豐富多彩、恢宏壯麗的武俠世界。
在這壹點上金庸小說的歷史背景更加明確，多建構於歷史動亂時期，如《射雕英雄傳》的時代為南宋初年，宋、金對峙，蒙古崛起；《天龍八部》的歷史背景為北宋中期，宋、遼、西夏、吐蕃、大理幾個國家縱橫交錯；《鹿鼎記》時代背景為清初，滿漢沖突。金庸對時代背景的選擇也是為小說的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務的。動亂時代更能體現英雄豪情，與廟堂之內懦弱腐朽的官僚相比，俠士有著鮮明的民族正義感。正如郭靖所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2]，以“為國為民”來對俠作了最高的定義，這是俠之精神的升華。金庸小說的英雄雖不再廟堂，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英雄。
而古龍與金庸截然相反，他完全跳開了歷史，在他的小說裏我們找不到明顯的可以界定的特定歷史背景，“小受任何拘束，而憑感性筆觸，直逼現實人生”[3]。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壹方面當時臺灣的政治空氣還處於“高壓”狀態，古龍為了避免“以古刺今”的嫌疑，幹脆不談歷史。另壹方面古龍在他的小說裏所要表達的是現代人的生活態度，避開特定歷史時空反而更加有利於人物情感的自由發展。因此他的小說不是註重對於歷史的反思和回顧，而是著重在對現實人生的感受，因此富有現代氣息，如小說主人公的生活態度和享受，楚留香力主的法治，都帶有濃厚的現代人的味道。可以這樣說，它是把現代人放進壹個虛構的古代中去。但他的人物也不僅僅是現代人的影子，同時也包含著古龍對現代人的理解和理想。小說主人公那種悠遊自在的生活，就可以說是對具有強烈生活節奏的現代生活的否定和超越。
由此可見，古龍力圖表現的是現代人的情感，所以他拋開所有歷史環境和時問限制，僅憑感性的筆觸直探現實人生，探討在純粹的人與人交往的狀態中人性是如何展開的，從而創造出壹個無須用歷史去支撐，也不能用歷史去支撐的神秘的、現代的浪漫主義藝術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他的人物來去自如、快意恩仇，把“俠之風流”表現的淋漓盡致。 (三)語言風格的不同表現 好的作品其語言也必有獨到之處。如果說金庸小說的語言是古典雅麗的，那麽古龍小說語言則是飛揚靈動的。
精練典雅的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式的武俠語言文化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用傳統的語言符號，可以更好地表現中國固有的文化底蘊。金庸小說大部分采用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式的語言，精練，典雅，所有現代詞匯和觀念作者都以極大努力來避免，比如使用文言詞“道”而不用現代詞“說”，用文言句式“好生感激” 而不用現代漢語“好感激”，用“轉念頭”、“尋思”、“暗自琢磨”等來代替“思想”、“考慮”，用“留神”、“小心”來代替“註意”等。句子長短相雜，長則十幾個字，短則四個字，錯落有致，具有音韻美，節奏感分明。在句式的選擇上小說多用單句、短句，沒有冗長累贅的修飾語，結構簡單，顯得十分精練，正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語言的特色。金庸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用到了極致，有人說金庸小說的壹大貢獻是矯正了“五四”以來新文學歐化的惡習，金庸的語言文字激活了中國文字在現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現了漢字的韻味。
古龍則明顯不同。他的語言犀利有力，句式散短，句法多變，力避平鋪直敘，行文多跳躍抖動，並向海明威等西方作家學習，借助簡潔流暢、幽默詼諧的口語對白推動故事的發展。吸收眾家之長後，古龍的語言力求新穎變化、意蘊深刻，用散文詩的寫法分行分段，從而創造出電報式的“古龍體”。
金庸和古龍的語言風格之所以不同，壹方面與他們的個性有關，更主要的與他們作品所要表現的主題有關。金庸力求“俠之大者”，所以語言也與中國古代傳統語言更加接近，便於表現儒家“家國天下’的憂時濟民的情懷；古龍追求“俠之風流”，其語言簡潔、明快、節奏感強、跳躍性大，更富於表現他作品中的浪子自由無羈的情懷。三 總的來說，金庸小說中的主人翁追求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在所不惜。古龍則追求“俠之風流”，狂放不羈，率性自由。
金庸的小說強調個體意識與群體意識的統壹，這也是他作品中“五四”精神與傳統文化結合的主要表現，“五四”精神強調個性自由，傳統文化宣揚群體意識。而金庸作品中的主人翁既擁有俠的自由個性，又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和憂患意識。他們無拘無束，快意恩仇，而壹旦涉及民族大義又能勇於承擔責任。這看似矛盾的兩者，在金庸筆下達到了完美的統壹：“俠”的精神體現了做人濟世的尊嚴和作為生命個體自由不拘、至情至聖的本質，所謂的“民族大義”已不再是皇帝朝廷，而是俠客們所認為應該和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他們獨立人格和率真天性的流露。這與傳統的“忠君報國”有著本質的小不同。所以，金庸在以是否擁有民族大義這種寬廣的胸懷作為判斷大俠的標準時，既走出了君君臣臣的樞架，又沒有忽視武俠文本固有的自由不羈的精神，而是追求壹種建立在保持獨立人格與個體自由基礎之上的愛國主義。
而在古龍的筆下，很少涉及國家興亡、民族大義，他更重視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的價值及人與人之問的平等和尊重。這種價值是與生俱來的，這種平等與尊重僅僅源於人們內心抽象的道德與良心。當楚留香戳穿無花的陰謀時，他卻說：“我只能揭穿妳的秘密，並不能制裁妳，世界上沒有壹個人有權利奪取別人的生命……”[4]花滿樓則昭示了另壹種人生境界。他是個瞎子，卻從不自怨自艾，而是用壹顆明亮的心去領略這個世界，用所有的力量去愛這個世界上的生命。這種境界，正是古龍最推崇的，這種無視現實功利的高貴的精神，閃動著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光輝。
如果說金庸是大俠，那古龍便是浪子。金庸的小說的博大精深，意味深長；古龍的小說靈巧風流，優美如詩。他們作品中所體現的思想觀念與精神內涵對整個現代人類精神文明的建構起著積極的作用。他們以各自的創作提升的武俠小說的內涵，完成武俠文本從俗向雅的轉化，從人性的高度塑造了壹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彌補和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畫廊，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