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人讓我寫《刀鋒》的書評，因為他們受到那本書裏明晃晃的“正念”鼓舞，感覺自己就是大隱隱於市的拉裏，非拉上我去附和。我沒有答應，我對《刀鋒》沒有很深的感觸，像是毛姆為了完成壹份作家的社會責任壹樣，充滿樣板戲壹樣的“臉譜化”和“義正嚴辭”。我不喜歡“義正嚴辭”，不論人還是文字壹旦牽扯上這個詞，就索然無味。
我最喜歡的毛姆的長篇是《人生的枷鎖》，既非大眾追捧的《月亮與六便士》，也非作者本人最愛的《尋歡作樂》。人為什麽對文字喜好有如此大的不同？大概人們都喜歡討好自己的東西吧。我猜人壹生下來就不是白紙壹張了，就存在“好惡傾向”這個東西了，只是當自己還沒能力認清、確定的時候，需要壹點外在的提示才能撥開雲霧見青天，但我們總以為自己是被教化了。沒有莫名其妙的愛恨，只是歪打正著的契合罷了。
我從來不認為某種職業和某種地位的人有所謂道德優越，但地位和職業便於他們的自我“洗白”和“鍍金”，使他們看起來格外清高偉岸。當然，任何人只要有這個條件都不會拒絕這麽做。毛姆小肚雞腸、盧梭虛偽膽怯、王爾德孤傲自大……，但在他們的書裏這些道德上的“bug"都被消解，且為他們贏得真性情和智慧的美名。永遠不能把小說當“聖經”來讀，只能作為藝術品來欣賞它外在“架構”和“潤色”之美，而內在更重要的是“趣味”而非“道德”。當然，古典小說裏對人的“道德”和“品格”的宣揚是極其重要的，比如羅曼.羅蘭是最典型的傳教士派作家，勉強讀完《約翰.克裏斯朵夫》，這宏大敘事的大型交響樂，震的人耳朵“嗡嗡”作響，卻無法靜心去體會其中的韻律之美。氣勢還是巧妙？我越來越傾向於細節之巧了，也許隨著年齡漸長，不那麽容易被激起內心波瀾，喜歡靜靜體味，而不是隨之躁動。
《尋歡作樂》的故事沒有什麽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像《月亮與六便士》那樣驚世駭俗，更像是根據名人八卦消息擴展開來的繪聲繪色的再現。但我不得不佩服毛姆的構造故事的功力，更不得不佩服他刻畫人物的功力。在他別的小說中人物是被情節帶著跑的，對故事的發展比對人的關註要多，但在這壹部中，他細細地刻畫了人物，壹切事物的發展都圍繞人物。他通過人物刻畫叛逆地表達了自己真實的愛恨喜惡——看似大眾喜愛、圈子裏人緣不錯的阿爾羅伊.基爾在作者筆下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沒有才華手段湊的“投機主義者”；被世人詬病的風流成性的羅西.甘恩，在作者筆下卻是真實、活力，給人帶來歡樂的天使；遭受婚變的作家愛德華.德裏菲爾德在晚年雖被第二個妻子無微不至的照顧，但作者卻悲嘆壹個自由、高貴的靈魂被世俗和他人意誌羈押捆綁……
我們有沒有勇氣厭惡壹個世人都褒揚的人、有沒有勇氣喜歡壹個不被世俗道德所接納的人，這是壹個人心靈自由的重要標誌。本來，我們沒有義務去喜歡或者討厭壹個人。對於毛姆這種“任性”的立場，我是很欣賞的。但我更欣賞的是他表達這種好惡的方法——我稱之為“於無聲處聽驚雷”。以他描寫阿爾羅伊.基爾為例，表面上看似本著冷靜、客觀的立場，沒有用很多情感傾向明顯的語句，但就是在大片看似褒揚的話中把人貶低的臭氣熏天。我原來以為“諷刺”的最高境界就像錢鐘書或王爾德，用巧妙的修辭去誇大醜態，現在我知道更狠的“嘲諷”應該是在不動聲色中“置人於死地”。說到這裏，我立馬想到毛姆講過的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壹件事：他剛剛出道時的第壹個短篇小說，被壹個批評家批評得非常狠，他當時非常生氣，過了幾年重新讀那小說，覺得自己小說真的寫得很差，那個批評家說的都是對的。然後又過了兩年，二戰期間，德軍轟炸倫敦，他拿著手電筒，往那個人家的屋頂打了壹束光。
至於羅西.甘恩，我從沒有在毛姆其他作品中看到如此大肆褒揚壹個女人，對她所有不為世俗所接受的“行為”進行洗白和辯護，甚至升華為本書的主旨——妳可以道德高尚，但不能阻擋別人尋歡作樂。《刀鋒》裏伊莎貝爾的世故、《面紗》裏凱蒂的愚昧、《人生的枷鎖》裏米爾德裏德的惡毒、《月亮與六便士》裏女人們的勢利和善變……這些女人們的道德和心智瑕疵被毛姆鞭笞得狠極了，而唯獨對本書的女主羅西.甘恩發自內心的贊美，美貌、誠實是壹方面，更重要的是她給人帶來歡樂。這也反映了西方近現代作家們的壹種對世俗道德的漠視傾向。他們欣賞獨特、天才、某種神性，認為只有庸碌之輩才被世俗的條框和人言所禁錮，瑣碎、世故。就像王爾德所言“把人分成好和壞的是荒謬的，人要麽是迷人，或者乏味。”在這種道德剝離的體系裏，人的好惡才顯得純粹且高級。
據說，張愛玲在晚年壹直沈迷讀三流小說。我最近也有類似趨勢：原來吃飯總吃沙拉、喝湯，現在愛吃醬肘子、小酥肉；原先追著看性冷淡的英劇，現在抱著電視看《畫江湖系列》；原先還喝點紅茶、黑咖，現在就喜歡抱著冰鎮可樂打飽嗝……這種松弛生活讓我挺開心的。我猜，當年毛姆也是在這種心境下體味到放飛自我的酸爽，然後寫出了《尋歡作樂》，他要是不寫，我就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