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驚訝的是，富士康自殺事件在時間上分布密集，自殺方式壹致，自殺者年齡相近。這讓人懷疑自殺具備了“維特效應”的所有特征。自孫丹勇事件被密集討論、廣泛討論後，後續自殺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1天為間隔陸續立案，形成壹個加速的“維特鏈”。
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出版並迅速走紅後，許多為愛情所困的年輕讀者模仿主人公維特自殺。後來，社會心理學家發現，這種模仿性自殺普遍存在，並在自殺案例中占很大比例。模仿的對象是社會名人，轟動事件的主角，社區中社會角色相似的人。
威特效應形象地說明，人在大多數時候並不是按照自覺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慮的計劃來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是更多地依靠本能、習慣、傳統、宗教和對前人的模仿。當他們面對困難，這些常規的指導來源無法告訴他們該怎麽做時，他們就會陷入極度的焦慮和無助。這個時候，如果身邊有類似情況的人選擇自殺，他們很可能會接受這個簡單易行的答案。
甚至在自殺的方式上，他們也懶得去想，只是簡單的模仿。從自殺方式的文化差異可以看出，各國主流的自殺方式都有壹兩種，各有不同。比如1998金融危機後，燒炭自殺在香港開始流行。金融危機後，美國曾壹度密集發生殺害家人後自殺的案件。更詭異的是，研究發現，很多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會有人以秘密的方式自殺，制造交通事故。
人的模仿傾向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模仿自殺只是因為它的悲劇才引起人們的特別關註，模仿犯罪和模仿好人好事屢見不鮮；研究發現，壹個司機在交通路口闖紅燈，會大大增加其他司機闖紅燈的幾率，即使在壹個以遵守規則著稱的社會，這壹點也很顯著。
壹個人自殺的目的不僅僅是結束自己的生命，通常，這是他向社會表明的壹種姿態，是對身邊人的壹種召喚。他應該用最強烈的聲音發出最後壹句話:我可以為妳付出這樣的代價；聽著，妳開車送我來的；聽著，妳毀了壹切；非常抱歉；我是無辜的；我已經盡力了；我沒有妳想的那麽* * *等等。
這些信息可能是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來的，但是很多人從來沒有學過。當他們看到別人用自殺喊出同壹句話，似乎聽懂了，就以為自己終於學會了。這裏，是心理咨詢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大企業需要改進的地方；如果我們能幫助年輕人學會如何喊這些話，如果我們能創造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喊，許多自殺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我們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很少給孩子練習這種表達的機會。家長和老師往往會迫不及待地抓住孩子的抱怨作為負面評價的證據，他們失去了傾聽的習慣和能力。企業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父母的這些特點。在很多企業文化中，直言不諱的人是傻瓜，抱怨的人是出頭鳥，批評是忠誠的反面證據，暢所欲言只是引蛇出洞的伎倆；孫丹勇因樣機丟失而自殺固然與他的性格有關，但在他痛苦絕望的日子裏，富士康管理層顯然沒有讓他看到事情得到公正解決的希望。